陸天明為什麼寫一本火一本？他在創作反腐題材小説的時候，有沒有來自各方面的阻力？他曾經接觸過的省委書記們是怎樣一個特殊的人群？陸天明對陸川的創作有沒有影響？

    對話人：作家陸天明

    ■作品裏都有一顆“滾燙的心”　省委書記也活得“艱難”　作家要善於和官方溝通

    記者：從《蒼天在上》到《大雪無痕》，然後再到今年上半年非常熱銷的《省委書記》，您的小説幾乎每出一本就火一本。能談談您的創作嗎？

    陸天明：您提到的這三部小説，遠不是我全部的作品。即便單説長篇小説，除了您提到的這三部，我還有《泥日》、《木凸》、《桑那高地的太陽》。從文學創作的意義上來説，我看重那三部被您提到的作品，不僅僅因為它們被社會廣為知曉，我同樣、甚至可以説更為看重我那三部沒有被社會廣為知曉的作品。我曾經在某個場合説過這樣的話：“要讓我自己來評價，《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陽》和《木凸》雖然相對來説沒有《蒼天在上》、《大雪無痕》那麼出名，但是，在那裏卻隱藏著一個更真實更深沉的中國，同時也隱藏著一個更真實更深沉的陸天明，有我一番更真實更深沉、也許是更張揚的文學追求。”我相信，人們只要讀過這三部長篇小説，都會贊同我的話的。由此可見，陸天明不是只寫反腐敗題材的作家。文學圈裏把《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陽》和《木凸》這三部作品稱作“純文學作品”。對“純文學”這個提法，我現在有一點懷疑。我覺得它有點不科學。這裡不可能有那樣的篇幅來展開談這種理論性的東西，暫且就讓它存疑吧。但是，從風格樣式上，這三部和您提到的那三部有很大的不同，那是對的。您提到的那三部特別講究貼近現實，更加關注現實的中國社會，從閱讀和審美的取向來説，它們更大眾化，更平民化，更多地消去了那些所謂的“精英文學”、“貴族文學”、“實驗體文學”的痕跡。但無論哪一部作品，因為它們都是這個姓陸的傢夥寫的，萬變不離其宗，我希望它們都不是無病呻吟式的東西，即便有時候實在熬不住了，要呻那麼幾下吟那麼幾下，也確確實實因為真“有病”，有“大病”。我的作品，不管是用什麼筆法什麼體裁在寫，不管它們寫什麼，有一點是共同的，借用《北京晚報》報道《第十七棵黑楊》首演時用過的一個提法：讀者都可以從中觸摸到一顆“滾燙的心”。

    記者：《蒼天在上》和《大雪無痕》是兩部立意很鮮明的反腐小説，而《省委書記》給人的印象好像反腐作為主線的立場有所改變。

    陸：我沒有“改變”我的“反腐立場”啊。《省委書記》不是一部反腐小説，但它還是寫到了反腐。小説中，有一條很重要的情節鏈是表現反腐敗生活的。我之所以沒有把《省委書記》寫成是通常意義上的那種“反腐小説”，是因為當初確定創作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全面地寫一寫省委書記那樣的高級政治人物形象”。要全面寫一個像省委書記那樣的“高級政治人物”當然不能只寫反腐敗了。只抓反腐敗的，是紀委書記和反貪局長。但省委書記又必須抓反腐敗。所以，《省委書記》這部小説既寫到反腐敗，但又沒有把這件大事當做主線來寫。這完全是從塑造人物的需要來定的，也是尊重了生活的真實。沒有別的意思，更不説明我已經改弦更張。從內心的追求來説，今天這個陸天明還是過去那個陸天明。

    記者：我聽説您為了寫《省委書記》這部書，曾經接觸了不少在職和卸任的省委書記。能簡單地談談和他們的接觸嗎？你眼裏的他們是什麼樣的一個群體？有沒有什麼很特殊的事情？

    陸：在組織和朋友們的幫助下，為了創作這樣一部東西，我接觸了幾位在職的和退休的省委一級領導幹部。接觸的方式不盡相同。有的關起門來，單獨跟我“促膝長談”，談兩三天。有的只是一面之交，在某個大賓館的大堂裏，喝杯咖啡，粗粗地聊聊而已。也有幾位拒絕了我的採訪。無論是接受採訪的，還是拒絕採訪的，我今天都非常感謝他們。因為拒絕也是一種表達方式。它讓我更具體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省委書記”這個概念的真實性。在此以前，“省委書記”對於我，和對於多數人一樣，都只是一個很“空中樓閣”式的概念，一個完全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這次接觸，也不能説十分深入。後來的寫作，更多的還是憑藉幾十年來的生活積累——幾十年來雖然沒有接觸過省委書記，但對其他層面的政治人物還是有所接觸的。

    這裡畢竟有許多東西是共通的共同的，都是在同一個體制下形成的嘛，是同一范疇的嘛。同範疇的“感覺”是可以借用的。關鍵是找準某種感覺。由於我跟他們接觸的不是很深入，不敢奢談“這個群體”。從我接觸的情況來看，他們作為個體，也是各不相同的。年齡相差一二十歲，經歷、氣質、個性上的差異就更大了。以我採訪中所能接觸到的那個深度，還涉及不到“品質”的層面。但直覺告訴我，他們在這方面也是有差異的。一定要説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點，説一句説了也許等於沒説的大實話：他們活著，的確跟我們一般老百姓不一樣，他們非常非常政治化。還有一點，也是出乎我意外的，他們活得非常“艱難”。當然這種“艱難”絕非我們普通老百姓所經歷的那些“艱難”，什麼擠公交車啊、住房緊張啊、炒股被套啊等等等等。原來我想，他們官那麼大，權那麼大，完全能夠想幹啥就幹啥。但接觸下來，不是的，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在生活工作方面所受到的約束是那麼多，真是出乎我意料。當然，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説，他們都是一個使命感特別強的群體。小説裏多次提到的“上對天（黨中央），下對地（人民群眾）”的這種感覺，我想是比較真實的。當然，他們也享受著我們一般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權”。但是作為一個“人”，他們也是要為這種“享受”付出種種代價的。

    記者：您在創作《省委書記》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阻力?

    陸：我不願意用“阻力”這個詞，從《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到《省委書記》，涉及到政治生活中比較敏感的東西，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這些題材在我搞的時候，搞的人很少，我沒有做過文學史的考察，當時我寫的時候寫這個的人很少，起碼中央電視臺沒有播過這樣一部涉及到高層人物的反腐作品，這樣做的時候，上層的人要有一個思考，就是這樣做對我們社會有沒有好處？因為大家都沒有做過。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是給我阻力，大家都在探索，我是探索寫，他們是把關、拍板的，他們也要有一個思考過程。這個思考過程，從表面上好像是給了我作者無形的壓力，事實證明，經過思考以後，大部分人都是很支援這麼做的。比如説《蒼天在上》，中國作協、中宣部、中央電視臺到上海文藝出版社都是非常支援的，《大雪無痕》也是這樣，在過程中都有個探索，這個怎麼寫，那個怎麼寫，真正站出來反對你寫這樣的題材，反對你和人民結合、和時代結合的沒有。大家都擔心你這麼做是不是好。包括寫到《省委書記》，《省委書記》是個更敏感的話題，這麼高的官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怎麼樣表現他，他們是很豐富的層面，著重寫哪些方面，人民怎麼看待，讀者怎麼看待，你怎麼符合客觀、真實和人民的需要？這些標準就比較難把握，整個過程中，你必須要考慮到社會，不是説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因為一個作家，不是説你替自己擔心，你要為歷史負責任，所以要善於和官方溝通。

    ■不要瞧不起被老百姓需要的東西　電視劇得考慮眾多收視群體的口味

    記者：像海岩、池莉都曾經因為作品被改編成電視、電影而轟動一時。有人認為您的作品能夠引起這麼大的反響與作品的改編關係很大？您是怎麼看待時下流行的電視（電影）播出後引發的對作品和作者的討論。

    陸：池莉的作品是後來才被改編成影視的。在改影視前，她已經是一個很有名“很火”的作家了。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説明説這種話的人其實並不了解中國的文學界。再説了，“因為被改編成了電視劇，才那麼火”，也很正常啊。很好啊。沒有什麼低人一等的啊。改編成影視，容易嗎？當下影視作品千千萬，有幾部是能真正打響、真正被億萬觀眾稱道的、喜歡的？搞影視也不是每一部都能火的。影視要火起來，難得很啊，也得有大本事。在影視二者中，有人更瞧不起電視。總認為，電視是大眾的東西，很不具有“高、純、雅”的品味（其實他自己也天天在看電視）。其實這種思維定勢跟説河南人都奸詐、上海人都陰柔一樣，是成見加片面。甚至有些刻舟求劍、指桑罵槐的意思。小説在中國過去是很俗的東西，坊間説書人嘴裏的東西，叫評話，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包括戲曲戲劇，勾欄優伶的幹活，都是讓一些“成見加片面”的人很瞧不起的。當時他們瞧得起的只有詩，五言啊七律啊，還有詞啊賦啊等等等等，空閒了，唱唱小令之類的。五言七律等當然好，但它擋得住普通百姓對評話、小説戲劇那一類故事性強，又比較接近他們生活的藝術樣式的發展嗎？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擋不住的。後來小説戲劇果然就發展起來了。一度，一篇短篇或中篇小説，一個話劇能把一個作家抬成當代名人，於是小説戲劇和詩歌並列，也成了文學藝術的驕子。發展下去，現在有人又把從民間來的小説戲劇玩成遠離普通百姓的貴族化的東西，拿出來打壓別的藝術形式。誰願幹什麼，都可以，但我想還是不要瞧不起另一種被老百姓需要的東西。時代在變化，傳媒工具在發展。有了電視這直接進入千家萬戶的東西，能直接跟億萬民眾接觸的東西，它一開始也許會粗糙一點，幼稚一點，但它肯定是會發展變化的。假如，當年所有的人都用冷漠嘲弄的態度把還處於“坊間”的小説戲劇徹底扼殺了，今天還有誰能靠著“純文學”、“純藝術”的小説戲劇來挖苦電視呢？都要寬容。都要平心而論。為自己申請寬容的時候，別忘了也為別人申請一份寬容。關鍵是想著，自己手裏玩的這點玩意兒，到底是為誰需要的。

    記者：您是否也參與您的作品被拍攝成電視的過程，像演員的選拔是否要徵求您的看法？

    陸：我一般不參與我的作品的拍攝過程。這是導演的事，是掏錢拍片的“老闆”的事（我沒跟真正意義上的老闆打過交道。我的“老闆”都是我自己單位的領導）。他們要是瞧得起我，就跟我商量一下。我從來不主動要求參與選演員，更不會死乞白賴地要下戲組去“監察”什麼。這一點，即使出名後，我也很知趣。但當時選曹穎，好像有人跟我商量過，起碼是事先告訴過我。我是投了贊成票的。我至今也不為這一票後悔。電視劇嘛，就是得考慮眾多的收視群體的口味，不能純粹地從表演學的角度來看。當然，這兩者得找一個結合點。要兼顧。《大雪無痕》的導演在這方面我認為是做得比較好的。

    記者：您是否也像普通觀眾一樣按時收看《蒼天在上》、《大雪無痕》？您對這些電視劇的拍攝滿意嗎？

    陸：我看啊。看的時候急不可耐咧。這兩部片子的導演挺尊重原作的，我也非常尊重這些導演。不瞞您説，這兩部片子我是一集不落地看，看得我心驚肉跳，熱淚盈眶。一直到現在為止，每每聽到它們的片頭曲片尾歌，我仍然激動不已。誰不疼自己的孩子啊？

    記者：有消息説，《省委書記》即將被搬上熒屏，您能簡單地談談這部電視劇的拍攝情況嗎？

    陸：《省委書記》已經拍攝完成。杜雨露演一號人物。他演得不錯，很到位，很能征服人，起碼我就被他的表演征服了。整個片子做得很精心。是一部政治片，但很好看。有些段落，催人淚下。當然，攝製組在二度創作中，有些改動。這些改動，雖然無礙大局，但有一些並非是我的原意。實際效果如何，請大家來檢驗。如果能順利地按原設想的在中央一套黃金時段播出，歡迎大家批評指正，特別期待大家拿小説來比較電視劇，幫助我們來更好地做一次藝術總結。

    ■不要炒作父子檔、家庭檔

    記者：陸先生是上海人，一般人看上海人一方面是精明能幹的，但是從外表的氣質上所表現出來可能就偏向陰柔，您的作品是比較宏大，而且表現出來的陽剛的風格和您作為上海人是不是有矛盾？怎麼形成的？

    陸：説一句開玩笑的話，我真想學習那個河南人，寫一本《上海人怎麼招您惹您了？》。上海人不大氣，這幾年上海的變化怎麼會搞得那麼大那麼好？一百多年了，有些老外印象中的中國和中國人，總是破破爛爛，“留長辮、裹小腳、抽鴉片”，總是臟了吧唧，自私、委瑣。這真實嗎？我們為什麼要像老外想我們中國人那樣，去以偏概全地想河南人想上海人？搞得河南人在外不敢自稱河南人。搞得在北方工作的上海人早也盼晚也盼，只盼同事誇自己一句“你不像上海人”。説到我作品的風格，我承認我在追求一種“大中國文學”的做法。這也是多年前，我曾在一個座談會上説過的。在一些人搞“小男人”、“小女人”、“小人物”文學的同時，有人突然要搞一點“大中國文學”，也許會被一些人看不起，認為這不是文學。但我總是相信，這麼大一個中國，要做那麼多事情，總還是應該有與之相稱的文學樣式來表現。這件事由誰來做，目前做成什麼樣，我認為並不是第一位的事。但肯定會有人來做，也肯定會越做越好。因為這是歷史和時代的需要。誰的理論都頂不住“社會需要”這一點有後勁。我一直為自己感到幸運。青少年時期在上海生活了那麼些年，後來又在大西北生活十來年，偶然的機會，又讓我最後定居在北京。它們使我對整個中國，對中國的老百姓，對底層，對上層都有一個比較真切的認識。血肉般的認識。血肉般的感覺。可惜我的文學功力還不足以讓我充分表達這些認識和感覺。對於我來説，唯一要想著堅持去做好的事，大概就是學到老做到老，做到老學到老。甭管誰説什麼，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記者：很多人也許還不知道，陸星兒是您的妹妹，而憑藉《尋槍》一舉成名的陸川則是您的兒子。很多人都特別想了解您的家庭。簡單地談談好嗎？

    陸：您提了一個我特別不願意談的問題。我們全家一向以來，都不願炒作“父子檔”和“兄妹檔”。您瞧，陸星兒成名多少年了？她曾經比我有名得多。但我們兄妹在媒體上説過一句這方面的話沒有？沒有。現在我們也要以同樣的方式來處理我和陸川的事。我們感謝媒體對我們一家人的關注。但我們希望關注的應該是作品。作家藝術家交給社會的是“作品”。作家藝術家只能拿作品説話。別拿自己説事兒。這事兒説多了，就“肉麻”了，讓人瞧不起。對於陸川更是這樣。不管怎麼樣，他目前只是一個“處女作”。對於他，最重要的是拿出第二部作品來。

    我們全家曾經非正式地開過一次會，決定：在他拿出第二部作品來以前，都要閉上嘴，不要再説《尋槍》，更不能炒父子檔，家庭檔。這方面，我的妻子、陸川的母親尤其堅決（我有時候心血來潮，還會説漏一些什麼。她總是在提醒我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的心情。我們的家庭跟千千萬萬普通家庭一樣，吵吵鬧鬧，和和睦睦，説不完的煩惱，又有做不完的美夢。各幹各的，又同心協力。所有的成員就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樣，都在努力地艱難地活著。總是希望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活得更好。 （侯小強）

     《北京青年報》 200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