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科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人們會由衷地讚美科學所體現的理性力量，陶醉在科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之中，無意中卻把科學當成了遠離失敗的偉大歷程。在一定意義上，《真實地帶——十大科學爭論》一書正是希望糾正人們對科學的這種誤解。下文選自該書。

    美國《商業週刊》在介紹社會活動家謝裏特克爾時，稱她為“網路空間的瑪格麗特米德”。米德是一位聞名世界的科學家，有著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曾實地考察過南部海域七種不同的文化，並撰寫了相應的研究專著，還出任過政府社會政策方面的顧問。《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正是她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把社會人類學帶入了光輝的科學時代。”1978年，吉米卡特總統對她的逝世深表哀悼時説，“她已將文化人類學的視野與思考問題的方式教給了成千上萬的公眾。”

    米德喜歡用公眾可以理解的方式寫作，她一生共發表論文1000多篇，出版著作12本。雖然她的作品因簡明易讀而受到公眾歡迎，但她的風格與行為也引起了一些同行的非議和嫉妒，爭論最多的是她于1928年出版的成名之作《薩摩亞人的成年》。

    先天與後天

    在《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出版時，學術界對人類行為的成因充滿著疑問和爭論，眾説紛紜：形成了人類行為完全由基因決定的錯誤印象，也為種族主義者和優生論者提供了藉口，他們企圖通過所謂“選擇培育”的方式，達到改良人種的目的。

    與“基因決定論”相對立的是“後天決定論”，或者説是“文化決定論”。文化決定論者認為：“人類行為完全或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是文化和環境的産物，選擇培育雖然可以産生出良種動物，但將此做法推廣到人類是沒有根據的和危險的。”顯然，“基因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當時，米德幾乎是在單槍匹馬的情況下，用她極為特別的武器：以新奇動人的故事和浪漫華麗的文字組成的一部作品——《薩摩亞人的成年》殺入了優生論者的腹地。

    證偽實驗

    米德之所以能做出成績並獲得勝利，應歸功於她對生活敏銳的感受能力，歸功於她對自己在哥倫比亞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博厄斯思想的深刻領會，以及她廣泛的學術興趣和23歲的芳齡。事實上，米德對從心理學研究人類文化情有獨鍾，在進入人類學研究領域之前，她的碩士論文就是討論心理學問題的。而《薩摩亞人的成年》的副標題便是“為理解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當年輕的米德與薩摩亞青年交往後逐漸認識到：青春期經歷應隨生活環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米德後來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並使當時頗為流行的基因決定論遭遇到這一有力的“證偽實驗”。

    米德的著作不僅贏得了廣泛的公眾聲望，而且學術界始終對她的觀點讚揚有加，幾乎沒有任何人公開提出過質疑。1972年，德高望重的人類學家E亞當森霍貝爾稱：《薩摩亞人的成年》是堪與自然科學實驗研究相媲美的“田野調查實驗研究的經典之作”，是推翻基因決定論的最具威力的“證偽實驗”。

    直到1978年米德去世時，她的聲望一直如日中天，穩如磐石。她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被譯成了16種語言，發行量達數百萬冊，是很多大學生學習人類學的必讀課本。

    挑戰死者

    1983年元月31日清晨，《紐約時報》頭版刊載了一則低調消息，新聞標題為“薩摩亞研究新作挑戰瑪格麗特米德的結論”。消息一開始就寫道：“一本批評瑪格麗特米德嚴重歪曲薩摩亞文化特徵的書，最近在行為科學領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這本名為《瑪格麗特米德和薩摩亞：杜撰的人類學神話》一書，是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教授德里克弗裏曼所作。他在書中堅持認為：米德關於薩摩亞的許多斷言“是完全錯誤的，其中一些簡直是荒謬透頂”。並指出，薩摩亞人不但不會隨便做愛，而且“其處女崇拜比迄今人類學調查所知的任何文化都更虔誠”。

    批判及其誤區

    弗裏曼對米德的批評之一，是他認為米德更關心意識形態（指為了宣揚人類行為的後天決定論）的成功而忽略踏實的研究，這使她對不利於後天決定論的證據視而不見。

    米德的捍衛者則指責弗裏曼因信奉先天決定論而拒不接受米德所揭示的事實。一位在西北大學講授人類學與婦女問題的教授米卡拉狄列奧納多曾以一篇題為“論弗裏曼先生1983年對瑪格麗特米德關於薩摩亞研究的右派式的瘋狂攻擊”的文章中，對弗裏曼大加撻伐。

    論戰雙方各執己見的不妥協態度使爭論的焦點有所改變。弗裏曼以他多年的研究為基礎，堅決主張——薩摩亞人在許多方面都與米德描述的截然不同——他們早已轉變成了薩摩亞美國人。而米德的支援者則聲稱，如今西薩摩亞的社會文化狀況確與當年相去甚遠（範圍更大，人口更多，更發達等等）——或者説，弗裏曼研究的薩摩亞與米德當時考察的薩摩亞是極不相同的。

    弗裏曼還宣稱，他已經“科學地”駁倒了米德的“成年理論”。他這種頗為自得的説法，立刻又引發了另一個敏感話題，即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這些“軟科學”，真的能被劃歸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嗎？這一問題很快就成了各專業領域爭論的焦點問題。

    詹姆斯E科特作為一位對青春期具有濃厚興趣的研究者，從社會學角度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寫道：“為了找到反對米德的不可拒斥的證據，弗裏曼不得不擔當其尋找科學研究中‘標準證據’的重任。然而，倘若從弗裏曼提供的證據還可得出其他合理解釋的話，那麼弗裏曼原來由這些證據得出的結論，並不見得比米德的結論可靠多少。如此一來，這場爭論就簡單地變成了有關同一事實的一種解釋反對另一種解釋的鬧劇……因而，影射、傳聞、個人談話記錄、背景材料的引用或綜合構成的‘人為的大雜燴’（都是指責弗裏曼的詞語）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飽受眾人批判之苦且寫了大量反駁文章的弗裏曼，于1991年再次撰文指出，他于1983年出版的那本反米德的書是有事實根據的。爭論就這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地進行著。1997年，80高齡的弗裏曼表示，他已不再過問論戰之事了。然而，來自各方面的文章、著作仍在為這場爭論推波助瀾。

    （《真實地帶——十大科學爭論》View新視角TM書繫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中華讀書報2000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