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大文學觀”(楊義)
楊義:1946年生於廣東省電白縣。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所長。主要著作有《魯迅小説綜論》、《中國現代小説史》、《20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中國敘事學》、《楊義文存》。獲得過首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敏感的文學也和我們一樣,跨進了既屬於我們、也屬於它自己的新世紀。有所謂“文學三世”:古代文史混雜、文筆並舉,奉行的是“雜文學”觀念;20世紀接受西方“純文學”觀念,把文學祛雜提純,採用詩歌、散文、小説、戲劇四分法;到了世紀之交,文學開始懷著強烈的慾望,要求在文化深度與人類意識中獲得對自己存在的身份和價值的證明,從而逐漸地形成了一種“大文學”的觀念。
在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的人們,為文學由古典階段到現代階段的轉型,做了許多實質性的脫胎換骨的工作。他們從晚清、尤其是“五四”以來,借用西方所謂Literature的“他者眼光”,對傳統文學的家底進行盤點、清理、重組和發現,開創了新文學的局面。他們在文言文學之外發現白話文學,在正統文學之外發現平民文學,在文獻文學之外發現口頭文學,在中國文學之外發現世界文學。這四大發現把文學事業做新了,做活了,做大了,做得流派紛爭、激情迸發、大起大落、悲喜交集。就文學論文學,20世紀的文學已經稱得上大視野的文學,論著以千計,創作以萬計,可以分出許多學科,可以列出許多體裁。若以字數論總量,20世紀文學的總字數可能超過以往的三千年。
然而,任何“大”都包含著、或意味著“小”。純文學觀念起碼隱藏著三個缺陷:一在本體論。當人們引進他者眼光對文學進行提純處理時,它很可能把一些歷史學、文化學的知識排除在文學體驗的邊緣或圈外。二在功能論。西方觀念源於西方文學經驗,往往與中國經驗存在錯位。小説、詩詞、戲曲,更不用説駢文、辭賦,中西方都存在著敘事學、詩學原理原則和智慧方式的偏離與歧義,在發生學、形態學和源流學上都有各具韆鞦的歷史發展系統。不經辨析、校正和融合,就輕易地套用西方觀念,也就很難回到中國文化的原點,很難從本源上發揮中國文學思維和理論概括的優勢。三在動力學。從西方引進的五花八門的文學思潮,包括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是具有提供世界視境的巨大啟迪作用的,但它們與中國社會發展、人生方式和文化現實之間存在著許多距離與脫節。單純追慕新潮而忽略中國經驗和生命神韻,是很容易産生類似于邯鄲學步的負面影響的,這也許是一些不乏才華的創作缺失大家風範和傳世素質的一個原因。
文學在中國,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論語 先進》列舉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文學”在古人的注疏中,已釋為文章博學了。漢代選舉制的文學,則指文獻經典。這種文學稱謂未經近代純文學觀念的洗禮,自然流於駁雜。但提純的洗禮帶有某種人為的閹割性,使文學與整個文化渾融共處的自然生成形態被割裂了,因此在進化中隱藏著某種退化。新世紀的文學觀要把傳統的博識與20世紀的精純,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實行大文學觀的創造性整合,催生出一種具有精審的現代理性的文學——文化的生命整體性。尤其是當今世界,科技和經濟的全球化浪潮來勢迅猛,知識資訊在瞬息間就可以在全球超國界傳播,文學與高科技締緣而在愈來愈深的本質層面改變著文學存在形態,包括它的書寫方式、傳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本是以深邃的人文精神為依託的文學,面臨著普泛化、快餐化、通俗化和個人化的大狂歡和大尷尬。文化成了文學參與全球流通和競爭的身份證。
中華五千年和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氣涵養自己的文學之大家風範和大國氣象的。在我們以大文學觀體認文學與文化生命整體性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文學是一個格外聰明而調皮的孩子,往往童心未泯,很難預測它下一步要走到哪,採用何種步態去走。但既然它是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它必然會在大文學觀念下返回自己的本性、本位、本體,並開拓自己廣闊自由的運思空間,使文學成為千古文明和真實生命的現代傾訴,從而以一批里程碑式的創作,實現新世紀的輝煌。從這種意義上説,大文學觀不僅是一種知識構成或知識重組,它更重要的是一種世紀性的文化胸襟。
月有陰晴圓缺(王春瑜)
王春瑜:1937年生於江蘇蘇州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著作有《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合著)、《明朝酒文化》、《明清史散論》、《老牛堂隨筆》、《續封神》等。主編過《中國反貪史》、《康熙政風錄》、《古本聊齋》、《新編三言、二拍叢書》、《當代學者隨筆叢書》、《南腔北調叢書》等。
在這世紀之交,回顧百年來的文化,展望下一世紀的文化,我想起了蘇東坡《水調歌頭》中的名句:“月有陰晴圓缺”。如果把文化比喻為月亮,“月有陰晴圓缺”,真個是月色迷朦啟深思。
在本世紀初葉,有人剛剪掉拖在腦後豬尾巴似的辮子,在美國喝了一些洋墨水後,便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驚嘆“月亮還是美國的圓”。從此,這句忘乎所以的話,成為西方文化至上論、甚至是“全盤西化論”形象的代名詞。但是,所有那些俯伏在西方文明腳下的夢幻者,一枕黃粱後,仰望所謂美國的月亮,不過是“影徒隨我身”而已。何以故?近百年的中國歷史,浸透了西方列強侵略、宰割中國時千千萬萬華夏兒女的斑斑血淚;載滿了華夏兒女英勇反抗、前仆後繼、萬折不撓的吶喊、廝殺、凱歌。其實,對於某些洋奴來説,西方的主子,何嘗向他們提供過平靜的舞臺,讓他們恣情演唱無人喝彩的“月亮頌”?百年曆史證明,西方文化至上論,不過是少數人的夢囈。應當指出,這種謬論的前提,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雄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對於數典忘祖者,不值一駁。
但是,百年曆史同樣證明,東方文化至上論,也是歷史的絆腳石。不錯,按照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的説法,如果把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的世界第一,按英文字母的順序來排列,26個字母根本不夠用。如果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世界文明史將會黯然失色。何況我國在數學、絲綢、冶金、鑄造、燃料、工程、造船、航海、建築等方面,在當時的世界都有稱得上是“大拇指”的發明創造。也許正是這些炎黃族譜中最光彩的一頁,使一些國粹派、東方文化至上論者悠然、陶然。同樣在本世紀初葉,每當有人介紹西方一種新的科學知識,就會有人鼻子裏哼的一聲説:這有什麼稀奇,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發明瞭!你説飛機了不起,他就會説墨子早就發明瞭飛行器,甚至説夏商時有窮氏早已坐過飛船;你説原子理論,他就會説,老子早發明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就是原子。如此等等。這一類人,不過是躺在先人光榮簿上説夢話罷了,他們哪知道,我們早已落在西方人的後面了!最重要的是,西方資産階級差不多花了500年時間,終於戰勝了封建主,建立起一個新的制度;而我國仍然在封建專制主義的參天老樹下,坐著“敬天法祖”的舊夢,直至西方列強坐著軍艦,用洋槍、洋炮殺來了……往事如煙,已隨風逝。近幾年來,又有人出來宣稱:下個世紀,西方文化將全面衰落,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將領導世界文化,也就是“西方不亮東方亮”。這不過是東方文化至上論的新版本而已,所幸同樣無人喝采。
東西方文化,互有長短,彼此應當取長補短。本世紀已經證明、下世紀還將證明:二種“至上論”,都是歷史的殘夢。讓我們還是高聲吟哦:“月有陰晴圓缺”,面對歷史,走向未來。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王生平)
王生平:1945年生於遼寧省瓦房店。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哲學研究》副主編。著有《從“同構”到“人化之旅”》、《神人合一與天人合一》等學術專著7部,並主編《世紀存疑——倫理卷》。
再過幾天,人類就邁入21世紀了,作為在時間之流、歷史之旅中存在、行走的人,有一種主動眺望未來的期盼。它可以以重大節日、時令為界限,也可以以時間之流的任意一點作為開始。前者如“一年之計在於春”的華夏傳統、精神、格言,後者如孔子對歷史損益“百世可知”的遠慮、預設、自信。我更傾向於兼有二者但又不同於二者的愛因斯坦《寫給五千年後子孫的信》,這信認為一代更比一代強,為未來的子孫免受前輩人的折騰、苦痛而歡欣。
太陽每一天都是新的,人類每一代都要前進。當年黑格爾、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黑格爾認為,自1806年耶拿戰役後,歷史已終結,福山認為,終結在西方開其端的民主政制上。但歷史不留情地把這種觀點甩到一邊:“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所謂“第三次浪潮”的“未來學”也始終與“風景這邊獨好”的當代中國擦身而過,了無關涉。“走自己的路,不管別人説不説”,是人們對祖國在新世紀將展現錦繡前程的堅定信念。
新世紀翩翩而來,我國已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繼20世紀人們對我國發展的古今之爭與人們對我國如何“走進世界”引發的中西之辨這有關民族自身和“民族間性”兩大課題之後,21世紀的未來行程必將深化它們,並給出明確的解答。僅就後一問題而言,在“歐風美雨”與“東學西漸”的碰撞、融合從而“水落石出”後,中西文化的差異漸漸成為中西有識之士的共識:“超越”(西)與“內在”(中),“邏輯理性”(西)與“審美秩序”(中),“一個人生”(中)與“兩個世界”(西),“樂感文化”(中)與“罪感文化”(西)……這些並不科學的哲學概括,雖不足以成為實際交往的明顯邊界,卻能夠擔當文化多樣性的標誌。“色一無文,聲一無聽”,在多樣性並存的五彩繽紛的未來文化世界中,詩意展現的中國文化遠景,我以為既不像湯因比認為的“儒家文化是人類未來文化的代表”,也不一定如把“和合”作為“21世紀的文化戰略構想”者那樣樂觀單純,而是汲取環球百家之長又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重要的是,這種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新文化,既不會如本位派那樣獨尊自大,也不像西化派那樣低眉順眼,而是既能抗衡風雨沖刷、巋然屹立,也不盛氣淩人、與鄰為壑,那將是一種具有“人化自然”與“人自然化”雙重優長品格的文化:“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光明日報》 2000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