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大文學觀”（楊義）
楊義：1946年生於廣東省電白縣。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所長。主要著作有《魯迅小説綜論》、《中國現代小説史》、《20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中國敘事學》、《楊義文存》。獲得過首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敏感的文學也和我們一樣，跨進了既屬於我們、也屬於它自己的新世紀。有所謂“文學三世”：古代文史混雜、文筆並舉，奉行的是“雜文學”觀念；20世紀接受西方“純文學”觀念，把文學祛雜提純，採用詩歌、散文、小説、戲劇四分法；到了世紀之交，文學開始懷著強烈的慾望，要求在文化深度與人類意識中獲得對自己存在的身份和價值的證明，從而逐漸地形成了一種“大文學”的觀念。
在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的人們，為文學由古典階段到現代階段的轉型，做了許多實質性的脫胎換骨的工作。他們從晚清、尤其是“五四”以來，借用西方所謂Literature的“他者眼光”，對傳統文學的家底進行盤點、清理、重組和發現，開創了新文學的局面。他們在文言文學之外發現白話文學，在正統文學之外發現平民文學，在文獻文學之外發現口頭文學，在中國文學之外發現世界文學。這四大發現把文學事業做新了，做活了，做大了，做得流派紛爭、激情迸發、大起大落、悲喜交集。就文學論文學，20世紀的文學已經稱得上大視野的文學，論著以千計，創作以萬計，可以分出許多學科，可以列出許多體裁。若以字數論總量，20世紀文學的總字數可能超過以往的三千年。
然而，任何“大”都包含著、或意味著“小”。純文學觀念起碼隱藏著三個缺陷：一在本體論。當人們引進他者眼光對文學進行提純處理時，它很可能把一些歷史學、文化學的知識排除在文學體驗的邊緣或圈外。二在功能論。西方觀念源於西方文學經驗，往往與中國經驗存在錯位。小説、詩詞、戲曲，更不用説駢文、辭賦，中西方都存在著敘事學、詩學原理原則和智慧方式的偏離與歧義，在發生學、形態學和源流學上都有各具韆鞦的歷史發展系統。不經辨析、校正和融合，就輕易地套用西方觀念，也就很難回到中國文化的原點，很難從本源上發揮中國文學思維和理論概括的優勢。三在動力學。從西方引進的五花八門的文學思潮，包括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是具有提供世界視境的巨大啟迪作用的，但它們與中國社會發展、人生方式和文化現實之間存在著許多距離與脫節。單純追慕新潮而忽略中國經驗和生命神韻，是很容易産生類似于邯鄲學步的負面影響的，這也許是一些不乏才華的創作缺失大家風範和傳世素質的一個原因。
文學在中國，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論語 先進》列舉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文學”在古人的注疏中，已釋為文章博學了。漢代選舉制的文學，則指文獻經典。這種文學稱謂未經近代純文學觀念的洗禮，自然流於駁雜。但提純的洗禮帶有某種人為的閹割性，使文學與整個文化渾融共處的自然生成形態被割裂了，因此在進化中隱藏著某種退化。新世紀的文學觀要把傳統的博識與20世紀的精純，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實行大文學觀的創造性整合，催生出一種具有精審的現代理性的文學——文化的生命整體性。尤其是當今世界，科技和經濟的全球化浪潮來勢迅猛，知識資訊在瞬息間就可以在全球超國界傳播，文學與高科技締緣而在愈來愈深的本質層面改變著文學存在形態，包括它的書寫方式、傳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本是以深邃的人文精神為依託的文學，面臨著普泛化、快餐化、通俗化和個人化的大狂歡和大尷尬。文化成了文學參與全球流通和競爭的身份證。
中華五千年和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氣涵養自己的文學之大家風範和大國氣象的。在我們以大文學觀體認文學與文化生命整體性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文學是一個格外聰明而調皮的孩子，往往童心未泯，很難預測它下一步要走到哪，採用何種步態去走。但既然它是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它必然會在大文學觀念下返回自己的本性、本位、本體，並開拓自己廣闊自由的運思空間，使文學成為千古文明和真實生命的現代傾訴，從而以一批里程碑式的創作，實現新世紀的輝煌。從這種意義上説，大文學觀不僅是一種知識構成或知識重組，它更重要的是一種世紀性的文化胸襟。
月有陰晴圓缺（王春瑜）
王春瑜：1937年生於江蘇蘇州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著作有《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合著）、《明朝酒文化》、《明清史散論》、《老牛堂隨筆》、《續封神》等。主編過《中國反貪史》、《康熙政風錄》、《古本聊齋》、《新編三言、二拍叢書》、《當代學者隨筆叢書》、《南腔北調叢書》等。
在這世紀之交，回顧百年來的文化，展望下一世紀的文化，我想起了蘇東坡《水調歌頭》中的名句：“月有陰晴圓缺”。如果把文化比喻為月亮，“月有陰晴圓缺”，真個是月色迷朦啟深思。
在本世紀初葉，有人剛剪掉拖在腦後豬尾巴似的辮子，在美國喝了一些洋墨水後，便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驚嘆“月亮還是美國的圓”。從此，這句忘乎所以的話，成為西方文化至上論、甚至是“全盤西化論”形象的代名詞。但是，所有那些俯伏在西方文明腳下的夢幻者，一枕黃粱後，仰望所謂美國的月亮，不過是“影徒隨我身”而已。何以故？近百年的中國歷史，浸透了西方列強侵略、宰割中國時千千萬萬華夏兒女的斑斑血淚；載滿了華夏兒女英勇反抗、前仆後繼、萬折不撓的吶喊、廝殺、凱歌。其實，對於某些洋奴來説，西方的主子，何嘗向他們提供過平靜的舞臺，讓他們恣情演唱無人喝彩的“月亮頌”？百年曆史證明，西方文化至上論，不過是少數人的夢囈。應當指出，這種謬論的前提，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雄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對於數典忘祖者，不值一駁。
但是，百年曆史同樣證明，東方文化至上論，也是歷史的絆腳石。不錯，按照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的説法，如果把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中的世界第一，按英文字母的順序來排列，26個字母根本不夠用。如果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世界文明史將會黯然失色。何況我國在數學、絲綢、冶金、鑄造、燃料、工程、造船、航海、建築等方面，在當時的世界都有稱得上是“大拇指”的發明創造。也許正是這些炎黃族譜中最光彩的一頁，使一些國粹派、東方文化至上論者悠然、陶然。同樣在本世紀初葉，每當有人介紹西方一種新的科學知識，就會有人鼻子裏哼的一聲説：這有什麼稀奇，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發明瞭！你説飛機了不起，他就會説墨子早就發明瞭飛行器，甚至説夏商時有窮氏早已坐過飛船；你説原子理論，他就會説，老子早發明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就是原子。如此等等。這一類人，不過是躺在先人光榮簿上説夢話罷了，他們哪知道，我們早已落在西方人的後面了！最重要的是，西方資産階級差不多花了500年時間，終於戰勝了封建主，建立起一個新的制度；而我國仍然在封建專制主義的參天老樹下，坐著“敬天法祖”的舊夢，直至西方列強坐著軍艦，用洋槍、洋炮殺來了……往事如煙，已隨風逝。近幾年來，又有人出來宣稱：下個世紀，西方文化將全面衰落，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將領導世界文化，也就是“西方不亮東方亮”。這不過是東方文化至上論的新版本而已，所幸同樣無人喝采。
東西方文化，互有長短，彼此應當取長補短。本世紀已經證明、下世紀還將證明：二種“至上論”，都是歷史的殘夢。讓我們還是高聲吟哦：“月有陰晴圓缺”，面對歷史，走向未來。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王生平）
王生平：1945年生於遼寧省瓦房店。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哲學研究》副主編。著有《從“同構”到“人化之旅”》、《神人合一與天人合一》等學術專著7部，並主編《世紀存疑——倫理卷》。
再過幾天，人類就邁入21世紀了，作為在時間之流、歷史之旅中存在、行走的人，有一種主動眺望未來的期盼。它可以以重大節日、時令為界限，也可以以時間之流的任意一點作為開始。前者如“一年之計在於春”的華夏傳統、精神、格言，後者如孔子對歷史損益“百世可知”的遠慮、預設、自信。我更傾向於兼有二者但又不同於二者的愛因斯坦《寫給五千年後子孫的信》，這信認為一代更比一代強，為未來的子孫免受前輩人的折騰、苦痛而歡欣。
太陽每一天都是新的，人類每一代都要前進。當年黑格爾、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黑格爾認為，自1806年耶拿戰役後，歷史已終結，福山認為，終結在西方開其端的民主政制上。但歷史不留情地把這種觀點甩到一邊：“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所謂“第三次浪潮”的“未來學”也始終與“風景這邊獨好”的當代中國擦身而過，了無關涉。“走自己的路，不管別人説不説”，是人們對祖國在新世紀將展現錦繡前程的堅定信念。
新世紀翩翩而來，我國已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繼20世紀人們對我國發展的古今之爭與人們對我國如何“走進世界”引發的中西之辨這有關民族自身和“民族間性”兩大課題之後，21世紀的未來行程必將深化它們，並給出明確的解答。僅就後一問題而言，在“歐風美雨”與“東學西漸”的碰撞、融合從而“水落石出”後，中西文化的差異漸漸成為中西有識之士的共識：“超越”（西）與“內在”（中），“邏輯理性”（西）與“審美秩序”（中），“一個人生”（中）與“兩個世界”（西），“樂感文化”（中）與“罪感文化”（西）……這些並不科學的哲學概括，雖不足以成為實際交往的明顯邊界，卻能夠擔當文化多樣性的標誌。“色一無文，聲一無聽”，在多樣性並存的五彩繽紛的未來文化世界中，詩意展現的中國文化遠景，我以為既不像湯因比認為的“儒家文化是人類未來文化的代表”，也不一定如把“和合”作為“21世紀的文化戰略構想”者那樣樂觀單純，而是汲取環球百家之長又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重要的是，這種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新文化，既不會如本位派那樣獨尊自大，也不像西化派那樣低眉順眼，而是既能抗衡風雨沖刷、巋然屹立，也不盛氣淩人、與鄰為壑，那將是一種具有“人化自然”與“人自然化”雙重優長品格的文化：“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光明日報》 2000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