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以“變”著稱，二十世紀各方面的變化尤其顯著。在眾多大致屬於文化層面的變化中，有一個貫穿百年且與兩千年文化傳統相當衝突的傾向，即對物質的注重。
中國文化輕“術”而重“學”有著長期的傳統。然而，近代中國在每一次中外衝突中的失敗都或隱或顯地增強了人們對物質的注重。“學”與“術”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鄧實所謂“物質文明”與“文質文明”（近於後之所謂“精神文明”）。當時朝野的一個共同傾向是強調“學要有用”，而所謂學術之“有用”意味著能夠指導或至少支援當時中國面臨的中外“商戰”和“兵戰”，用更傳統的術語説也就是要落實在“送窮”和“退虜”這類“物質”層面之上，尤其是後者。一言以蔽之，學術之“用”正在於能經世保國。
1905年，康有為自戊戌出亡遊歷亞歐美八年後，寫出《物質救國論》這一反思性著作。他強調近代已是重物質競爭的“新世”，時代既變，內在的“道德”遂讓位於外觀之“文明”，而且評判標準也已落實在戰場之上，即“兵”的勝負成為“文明之標誌”。既然“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為比例”，則“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戰敗的中國便不能不從“文明”降為“野蠻”。這樣，“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管子學説便有了新的時代意義，貫穿全書的是一種物質富而後可文明的觀念：“以農立國”的“中國古教”雖“教化”可美，但“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當時要救國、要“富強”、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於其所謂“物質學”。
這種趨勢後來發展到“今天下競為物質之學”（顧頡剛1915年語）的程度，不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曾經出現過一個逆反的潮流。與我們今日基本將“科技”合起來講迥然不同，五四時期人們講“科學”甚少往“技術”方向走，講到西方的物質時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層次。我們今日説到“科學”，首先聯想到的大概是數理化，近年則多為工科一類；但五四時期人們更注意的是科學那抽象的“精神”和廣義的“方法”。在實踐層面更首先落實在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以及史學的“方法”之上（後者包括唯物史觀）。
在近代注重物質和“學要有用”的語境下，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學人特別強調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真是個異數；他們凸顯的是科學那不夠“物質”亦即相對“文質”的一面，這其實遠承了中國古代重學輕術的傳統，真是名副其實的“文化”運動；當然，其反傳統的全面性不僅體現在要打倒遠古的孔家店，而且對晚清以來重術輕學的新傳統也要逆流而行。
這一做法顯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滿，從清季起便實際主張全盤西化的吳稚暉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曾一度贊成整理中國古學，到1922年卻發現“上當”了，從而明確提出應注重“物質文明”的“工藝”一面，主張將中國的國故“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新文化運動本已主要側重文化層面的變革，但此時又出現從“文化”回歸物質層面的趨向。
正當梁啟超在歐戰後質疑人類運用“科學”的能力之時，其昔日的老師康有為將其《物質救國論》在1919年正式刊印出版。強調“歐洲大戰之效”恰證明他“凡百進化，皆以物質”的觀點不誤。他甚至認為，當強敵要挾之時，“雖數十萬士卒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及一切全歐哲學之士，曾何以救敗？”以重“學”輕“術”、重“文”輕“武”的中國傳統看，被許多人認為此時已“守舊”的康有為其實仍在激烈地反傳統，而以激進反傳統著稱的新文化人無意識中反倒在繼承傳統。
與康有為刊發舊論大約同時，張祿也提出了“理科救國”的類似觀念。他將“理科”定義為“物質科學”，而非時人已在使用的“自然科學”，所謂“物質科學”當然更多落實在今人所説的“科技”之上。張祿認為“新文化運動未免偏於人文的一方面”，實乃“中國數千年來重文學而輕物質，甚至誣科學為邪説、視機器為鬼怪”這一趨向的延續。吳稚暉更明言，當年張之洞等人重張乾嘉學者的妖焰，“暗把曾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而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復興了張之洞時代的謬説。他提出要回歸到鹹同時人努力的“製造”這一富強之路，認為中國“科學、工藝太后於人”，二者皆應積極提倡。雖然“科學在二者中為尤要”，實際卻應“多趨工藝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廣科學。
此後強調“科學”之物質層面的傾向日益增強，連在“科學與玄學之爭”中曾因提倡“玄學”而著稱的張君勱也逐漸轉向物質一方，他于1934年聲明其“受過康得的洗禮，是不會看輕科學或反對科學的”。到1948年，張君勱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科學技術的依靠為例，強調“現在國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無不靠科學，沒有科學便不能立國。有了科學雖為窮國可以變為富國，雖為病國可以變為健康之國，雖為衰落之國也可以變成強盛之國”。只要“在科學上用大工夫，我們大家就不怕沒有好日子過，不怕沒有飯吃，不怕政治不走上正軌”。張君勱的立論基礎在於：“我們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知道科學研究的重要。新武器的發明，就是這種重要性的一個鐵證”。這裡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彈。當年嚴復、梁啟超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科學”的失望正基於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而張君勱此時因武器而生的觀感與他們當年的感覺已完全不同，他看到的是科學那無所不在的力量。
張君勱發表此説一年後，中國政局就已發生絕大變化。雖然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在戰場上的勝負與武器的新舊恰成反比，但作為新中國經濟和教育榜樣的蘇聯正是戰後最為強調“技術”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日本）；結果，清季形成的注重物質的傾向在新文化運動後期開始復興，並因抗戰而得到鼓勵，此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科學”逐步由“精神”轉向“技術”，在人們的常規表述之中“科學”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反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質的特點所形成的影響。
清季張之洞設計全國學制時，曾明定小學堂“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聖教之心為主，各科學均以漢文講授，一概毋庸另習洋文，以免拋荒中學根柢。必俟中國文義通順、理解明白，考取入中學堂後，始準兼習洋文”。不過，對於設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學堂，尤其“學生中亦有資敏家寒，將來意在改習農工商實業，不擬入中學堂以上各學堂者，其人係為急於謀生起見，在高等小學時自可于學堂課程時刻之外兼教洋文”。換言之，學堂主要是培養“國家人才”，但對“急於謀生”的貧寒子弟則網開一面。這自然是考慮得相當週到，不過其分別高下之心亦昭然若揭。
然而，從清季開始的功利主義已使得社會風氣發生變化。汪德淵曾指出，中國自古以儉為德，以侈為惡，“沿及後世，宗風未改”，讀書人好“談仁義而不言利”。就是到講究富強的晚清，“士大夫之謀利封殖，猶為清議所不許。凡仕而兼商者，亦尚畏清議而不敢公然為之，隱匿託名以避眾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社會風氣已大變，“昔人以市井為小人，今日以市井為聖人。聖之則拜之，拜之則傚法之。於是舉國上下，皆以市道行之”（楊蔭杭語）。所謂“市道”，也就是商賈之道。按照這種標準，當年張之洞予以特別關照的貧寒子弟此時已多半接近“聖人”，幾十年間的社會轉變不可謂不劇烈。
蔣百里在1921年談及民初世風時説：“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為學術之大障者，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實利主義興，多金為上，位尊次之，而對於學者之態度，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這裡當然明顯可見傳統士人欲“澄清天下”並輕視商人的精英意識，但也説明一旦“功利”成為主要目標，社會對“精英”的認知也改變了。
針對社會功利化、物質化的傾向，部分讀書人試圖加以糾正的努力也貫穿于整個二十世紀。當年多數新文化人曾擔心太強調“文質文明”將妨礙學習西方，但也看出過分注重物質會導致全社會的功利化，從而造成對“學術”本身的忽視，最後是“民德”的墮落。北大學生傅斯年在1919年説：“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不曾研詣學問之人恒昧于因果之關係，審理不而後有茍且之行。”今日“中國群德墮落，茍且之行遍于國中”，皆因“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生理學家盧于道在1936年強調：“我民族欲求生存，豈僅盡在沙場之上？凡整個國家之文化，皆為國力之所繫。”他認為中國學者“數十年前之談維新，及近數年來之提倡科學”，皆是努力於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現代化”。蓋“近代文化之特徵，即在科學”。近百年來，科學已“與人類日常生活不可須臾離，幾為文化事業之全部。凡藝術文學宗教，亦莫不受科學進步之重大影響”。所以，“欲中國強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鬚髮達科學”，也就是“樹立科學文化”。正因為“文化也是國力”，故“敵國無道，橫加摧殘”實亦因“國既孱弱，文化落後”使然。
盧氏知道肉搏無以對坦克，面對強敵，徒靠“精神”而“捨身取義”也解決不了問題；但沒有科學文化基礎的“技術”是無法維持的，歷史已有前證：“鴉片戰爭後，晚清亦曾大購軍艦，中日一戰，乃悉為敵有。當時亦曾大興兵工廠造船廠，不數十年乃出品不濟，機器陳舊，是即因無科學文化基礎以維持其生命也”。故只有下決心“培養科學精神、廣播科學知識與進行科學研究”，通過樹立“科學文化”而實現“民族之復興”。在許多非自然科學界的讀書人提倡“物質化”的同時，一些自然科學家卻強調文化也是國力，提倡所謂“科學的文化”，這一良苦用心實在值得後人認真體會。
圖書館學家劉國鈞曾説過：“國家之治亂，民主之盛衰，恒係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國，雖曆險厄、遭艱難、受外侮，茍其文化不亡，終必光復舊物；若文化一蹶而不振，則其國亦必隨以滅亡。”文化究竟是否曾起到這樣的作用或是否能承擔這樣的重任還有待論證，然而正如歐陽翥在1936年所説的，不同民族文化“相接觸而起競爭，其結果恒有一種新文化産生，偉大卓越，超舊者而上之”，故應“發展各種學術事業，本民族自信之決心，保持固有之文化，且吸取西方物質科學之精華，採長補短，融會而整理之，使蔚為真正之新文化，以為民族復興之具”。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西方文化之精華當然絕不僅僅在物質科學一面，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大概也應該走物質與文質並進之路吧。
近代中國以“變”著稱，二十世紀各方面的變化尤其顯著。在眾多大致屬於文化層面的變化中，有一個貫穿百年且與兩千年文化傳統相當衝突的傾向，即對物質的注重。
中國文化輕“術”而重“學”有著長期的傳統。然而，近代中國在每一次中外衝突中的失敗都或隱或顯地增強了人們對物質的注重。“學”與“術”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鄧實所謂“物質文明”與“文質文明”（近於後之所謂“精神文明”）。當時朝野的一個共同傾向是強調“學要有用”，而所謂學術之“有用”意味著能夠指導或至少支援當時中國面臨的中外“商戰”和“兵戰”，用更傳統的術語説也就是要落實在“送窮”和“退虜”這類“物質”層面之上，尤其是後者。一言以蔽之，學術之“用”正在於能經世保國。
1905年，康有為自戊戌出亡遊歷亞歐美八年後，寫出《物質救國論》這一反思性著作。他強調近代已是重物質競爭的“新世”，時代既變，內在的“道德”遂讓位於外觀之“文明”，而且評判標準也已落實在戰場之上，即“兵”的勝負成為“文明之標誌”。既然“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為比例”，則“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戰敗的中國便不能不從“文明”降為“野蠻”。這樣，“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管子學説便有了新的時代意義，貫穿全書的是一種物質富而後可文明的觀念：“以農立國”的“中國古教”雖“教化”可美，但“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當時要救國、要“富強”、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於其所謂“物質學”。
這種趨勢後來發展到“今天下競為物質之學”（顧頡剛1915年語）的程度，不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曾經出現過一個逆反的潮流。與我們今日基本將“科技”合起來講迥然不同，五四時期人們講“科學”甚少往“技術”方向走，講到西方的物質時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層次。我們今日説到“科學”，首先聯想到的大概是數理化，近年則多為工科一類；但五四時期人們更注意的是科學那抽象的“精神”和廣義的“方法”。在實踐層面更首先落實在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以及史學的“方法”之上（後者包括唯物史觀）。
在近代注重物質和“學要有用”的語境下，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學人特別強調科學的“精神”和“方法”真是個異數；他們凸顯的是科學那不夠“物質”亦即相對“文質”的一面，這其實遠承了中國古代重學輕術的傳統，真是名副其實的“文化”運動；當然，其反傳統的全面性不僅體現在要打倒遠古的孔家店，而且對晚清以來重術輕學的新傳統也要逆流而行。
這一做法顯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滿，從清季起便實際主張全盤西化的吳稚暉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曾一度贊成整理中國古學，到1922年卻發現“上當”了，從而明確提出應注重“物質文明”的“工藝”一面，主張將中國的國故“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新文化運動本已主要側重文化層面的變革，但此時又出現從“文化”回歸物質層面的趨向。
正當梁啟超在歐戰後質疑人類運用“科學”的能力之時，其昔日的老師康有為將其《物質救國論》在1919年正式刊印出版。強調“歐洲大戰之效”恰證明他“凡百進化，皆以物質”的觀點不誤。他甚至認為，當強敵要挾之時，“雖數十萬士卒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及一切全歐哲學之士，曾何以救敗？”以重“學”輕“術”、重“文”輕“武”的中國傳統看，被許多人認為此時已“守舊”的康有為其實仍在激烈地反傳統，而以激進反傳統著稱的新文化人無意識中反倒在繼承傳統。
與康有為刊發舊論大約同時，張祿也提出了“理科救國”的類似觀念。他將“理科”定義為“物質科學”，而非時人已在使用的“自然科學”，所謂“物質科學”當然更多落實在今人所説的“科技”之上。張祿認為“新文化運動未免偏於人文的一方面”，實乃“中國數千年來重文學而輕物質，甚至誣科學為邪説、視機器為鬼怪”這一趨向的延續。吳稚暉更明言，當年張之洞等人重張乾嘉學者的妖焰，“暗把曾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而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復興了張之洞時代的謬説。他提出要回歸到鹹同時人努力的“製造”這一富強之路，認為中國“科學、工藝太后於人”，二者皆應積極提倡。雖然“科學在二者中為尤要”，實際卻應“多趨工藝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廣科學。
此後強調“科學”之物質層面的傾向日益增強，連在“科學與玄學之爭”中曾因提倡“玄學”而著稱的張君勱也逐漸轉向物質一方，他于1934年聲明其“受過康得的洗禮，是不會看輕科學或反對科學的”。到1948年，張君勱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科學技術的依靠為例，強調“現在國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無不靠科學，沒有科學便不能立國。有了科學雖為窮國可以變為富國，雖為病國可以變為健康之國，雖為衰落之國也可以變成強盛之國”。只要“在科學上用大工夫，我們大家就不怕沒有好日子過，不怕沒有飯吃，不怕政治不走上正軌”。張君勱的立論基礎在於：“我們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知道科學研究的重要。新武器的發明，就是這種重要性的一個鐵證”。這裡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彈。當年嚴復、梁啟超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科學”的失望正基於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而張君勱此時因武器而生的觀感與他們當年的感覺已完全不同，他看到的是科學那無所不在的力量。
張君勱發表此説一年後，中國政局就已發生絕大變化。雖然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在戰場上的勝負與武器的新舊恰成反比，但作為新中國經濟和教育榜樣的蘇聯正是戰後最為強調“技術”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日本）；結果，清季形成的注重物質的傾向在新文化運動後期開始復興，並因抗戰而得到鼓勵，此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科學”逐步由“精神”轉向“技術”，在人們的常規表述之中“科學”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反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質的特點所形成的影響。
清季張之洞設計全國學制時，曾明定小學堂“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聖教之心為主，各科學均以漢文講授，一概毋庸另習洋文，以免拋荒中學根柢。必俟中國文義通順、理解明白，考取入中學堂後，始準兼習洋文”。不過，對於設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學堂，尤其“學生中亦有資敏家寒，將來意在改習農工商實業，不擬入中學堂以上各學堂者，其人係為急於謀生起見，在高等小學時自可于學堂課程時刻之外兼教洋文”。換言之，學堂主要是培養“國家人才”，但對“急於謀生”的貧寒子弟則網開一面。這自然是考慮得相當週到，不過其分別高下之心亦昭然若揭。
然而，從清季開始的功利主義已使得社會風氣發生變化。汪德淵曾指出，中國自古以儉為德，以侈為惡，“沿及後世，宗風未改”，讀書人好“談仁義而不言利”。就是到講究富強的晚清，“士大夫之謀利封殖，猶為清議所不許。凡仕而兼商者，亦尚畏清議而不敢公然為之，隱匿託名以避眾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社會風氣已大變，“昔人以市井為小人，今日以市井為聖人。聖之則拜之，拜之則傚法之。於是舉國上下，皆以市道行之”（楊蔭杭語）。所謂“市道”，也就是商賈之道。按照這種標準，當年張之洞予以特別關照的貧寒子弟此時已多半接近“聖人”，幾十年間的社會轉變不可謂不劇烈。
蔣百里在1921年談及民初世風時説：“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為學術之大障者，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實利主義興，多金為上，位尊次之，而對於學者之態度，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這裡當然明顯可見傳統士人欲“澄清天下”並輕視商人的精英意識，但也説明一旦“功利”成為主要目標，社會對“精英”的認知也改變了。
針對社會功利化、物質化的傾向，部分讀書人試圖加以糾正的努力也貫穿于整個二十世紀。當年多數新文化人曾擔心太強調“文質文明”將妨礙學習西方，但也看出過分注重物質會導致全社會的功利化，從而造成對“學術”本身的忽視，最後是“民德”的墮落。北大學生傅斯年在1919年説：“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不曾研詣學問之人恒昧于因果之關係，審理不而後有茍且之行。”今日“中國群德墮落，茍且之行遍于國中”，皆因“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生理學家盧于道在1936年強調：“我民族欲求生存，豈僅盡在沙場之上？凡整個國家之文化，皆為國力之所繫。”他認為中國學者“數十年前之談維新，及近數年來之提倡科學”，皆是努力於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現代化”。蓋“近代文化之特徵，即在科學”。近百年來，科學已“與人類日常生活不可須臾離，幾為文化事業之全部。凡藝術文學宗教，亦莫不受科學進步之重大影響”。所以，“欲中國強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鬚髮達科學”，也就是“樹立科學文化”。正因為“文化也是國力”，故“敵國無道，橫加摧殘”實亦因“國既孱弱，文化落後”使然。
盧氏知道肉搏無以對坦克，面對強敵，徒靠“精神”而“捨身取義”也解決不了問題；但沒有科學文化基礎的“技術”是無法維持的，歷史已有前證：“鴉片戰爭後，晚清亦曾大購軍艦，中日一戰，乃悉為敵有。當時亦曾大興兵工廠造船廠，不數十年乃出品不濟，機器陳舊，是即因無科學文化基礎以維持其生命也”。故只有下決心“培養科學精神、廣播科學知識與進行科學研究”，通過樹立“科學文化”而實現“民族之復興”。在許多非自然科學界的讀書人提倡“物質化”的同時，一些自然科學家卻強調文化也是國力，提倡所謂“科學的文化”，這一良苦用心實在值得後人認真體會。
圖書館學家劉國鈞曾説過：“國家之治亂，民主之盛衰，恒係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國，雖曆險厄、遭艱難、受外侮，茍其文化不亡，終必光復舊物；若文化一蹶而不振，則其國亦必隨以滅亡。”文化究竟是否曾起到這樣的作用或是否能承擔這樣的重任還有待論證，然而正如歐陽翥在1936年所説的，不同民族文化“相接觸而起競爭，其結果恒有一種新文化産生，偉大卓越，超舊者而上之”，故應“發展各種學術事業，本民族自信之決心，保持固有之文化，且吸取西方物質科學之精華，採長補短，融會而整理之，使蔚為真正之新文化，以為民族復興之具”。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西方文化之精華當然絕不僅僅在物質科學一面，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大概也應該走物質與文質並進之路吧。
光明日報2000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