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書中，您以“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作為平臺，寫出了自己視野中的中國思想史，這種獨特的思想方法與敘述方法，使習慣了思想史的傳統方法的人們為之一震，也引起了學界對於思想史“寫法”的深入思考。我想，一種方法的形成，並在相當長的時期裏作為主流意識而存在，肯定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當它受到新觀念與新方法挑戰時，這種必然性與合理性使它像堅固的堡壘一樣難以被攻克。讀您這本書的時候，無論是普通的讀者，還是業內人士，都難免會在閱讀過程中，于這兩種方法之間思前想後，進行思考和判斷。

    □：我沒有奢望我的書有這麼大的反響。不過，我對於這個“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強調，當然有我自己的理由，這在我的第一卷的《導言》、第二卷的《後記》和其他場合已經説得很多了，這裡不必再重復。只是應當再強調一點，也許我和傳統思想史寫法的背後，有不同的歷史觀念。過去的思想史或者哲學史，常常是選擇那些最出色的思想和思想家來介紹的，這主要是因為它背靠以下一些歷史觀念，第一，思想史或哲學史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思想或哲學的歷史統係，這個歷史統係的意義在於使這些思想成為民族自信的資源。就好像過去理學家確立“道統”一樣，當人們在書裏讀到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惠能、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戴震這些人和他們的精彩的思想時，就會對他們充滿了敬意，同時也對自己充滿了信心，因為他會想到，我就是這個傳統中出來的。第二，進化的歷史觀影響下的思想史研究，有一種習慣的遞進式的寫法。研究者們常常希望尋找一些超常的東西，用這種充滿變化和發展的思想連綴成進化的歷史，這樣不僅可以書寫一個向上的思想軌跡，也可以證明當下思想的合理性，因為按照這種變化軌跡，過去是那樣的，今天的思想就很自然地應當是這樣的。當然，還有一個原因，之所以過去的哲學史和思想史總是聚焦在精英和經典上，是因為過去思想史和哲學史的界限不清，覺得只有夠格稱為哲學或哲理的內容，才有資格被思想史書寫。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其實，傳統的思想史寫法對於歷史上層積澱的觀念，大體上也是缺乏自覺反省意識的。從某種意義上説，那些想當然的“精英和經典”，是一代一代“優選”出來的，《儒林傳》把歷史選擇了一遍，確定幾個重要人物；《伊洛淵源錄》、《道命錄》再選一遍，確定“道統”的承擔者；《宋元學案》可能又寫一遍，就好像一塊木板，被一層層涂了色彩，底色就看不見了。這樣寫最方便，材料很現成，單元也早已確定。為什麼不這麼寫呢？可是，我總覺得這種寫法是有問題的，我特別堅持思想史是“歷史”，而作為“歷史”的思想史，最重要的是，首先盡可能地敘述當時的真實思想史，其次是描述最可能在社會生活中有實際影響的那些知識、思想和信仰，再次是描述思想的延續性過程。即使是討論精英與經典，也要考慮它們在什麼樣的語境中發生，如何對當時環境的反映，因此，作為精英思想的背景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也就很重要了。

    ■：從這本書出版之後學界反應來看，“一般思想”與“精英思想”的關係問題無疑成為討論的焦點。眾多贊同的意見這裡從略，僅就提出質疑或詰問的觀點來看，有人認為這本書對“一般思想”的重要性有過分強調之嫌。

    □：也許是這樣的。不過，我覺得，對我的這一批評，可能也忽略了這種“過分強調”，其實大多只是理論表達上，我可能會有“矯枉過正”的偏向，但在實際寫作中，精英和經典的思想還是佔了大多數筆墨的。我強調的那些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是精英思想的一個背景，也是生産和消費精英思想的最重要的土壤和市場，沒有一個精英不是從這種普通的知識和思想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也沒有一種精英和經典的思想會脫離這種土壤，去回應與己無關的問題。可是我們過去的思想史研究，總是預設一些大而無當的政治、經濟這樣的背景，又使這種背景在決定論的支援下，成為解釋的關鍵。其實這種在理論上看來是很重要的大背景，在具體的思想和知識發生問題上，並沒有多直接的影響，反而是這種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才是比較直接有影響的東西。

    ■：復旦大學的朱維錚先生批評説，第一卷還算是一般思想史，第二卷“則還是有點精英的歷史了”。

    □：關於這一點，我需要稍稍作一些解釋。在第二卷中，表面上這種一般思想的敘述少了一些，但是，這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在我們這個連續性很強，很少中斷的思想傳統中，變化是相當緩慢的，如果反覆敘述，可能會有重復，它是思想史的底色，而精英思想的變化卻是很明顯的，所以我不想更多地去反覆描述。另一方面，如果仔細看第二卷，像描述宋代“文明”的擴張過程那一節，就是在敘述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中，來自精英和經典的倫理、道德、觀念，如何在普遍的行為世界緩慢滲透。在元明之間那一節裏，也用了一定的篇幅在敘述思想和知識世界的大歷史。有關天文、地理的兩節，這種新知識的傳播和對舊觀念的瓦解，也並不一定只是上層的事情。至於後面討論西洋知識進入中國的一節，就更明顯地不集中于上層思想領域，而是在描述普遍的生活世界。

    ■：我還看到一些人的質疑，主要是對“一般思想”作為“底色”和“支柱”的基礎性表示懷疑。有的人覺得，如果説精英思想的來源或基礎是一般思想，那麼一般思想又是從哪來的？它也許是這一代精英們思想的起點，但它又是上一代和以前精英們的創造的結果。無論是在殷周時的思想發端階段，還是在後來，精英思想始終都是一般思想的基礎和來源，一般思想不過是精英思想簡約化、習俗化的結果，是精英思想作用於社會與大眾的具體形式。

    □：這種疑問中，“一般思想不過是精英思想簡約化、習俗化的結果，是精英思想作用於社會與大眾的具體形式”，思想總是“自上而下”的，這是一種普遍的誤解，即民眾以士大夫的思想為思想，而沒有自己觀察世界和處理人生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其實，不要説古代中國民眾思想世界與士大夫思想世界有相當不同，就是從實際的知識、思想和信仰的發生過程來説，也不能只講自上而下，也要注意自下而上。要是注意到這一方面，思想史裏就可以討論更多的問題，像具體知識、技術對思想有效性的支援、像普遍民眾對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基礎、像精英和經典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等等。其實可以想一想：精英的思想僅僅是他們自己閉門玄想的結果麼？精英們從小難道沒有經歷過普通教育和影響麼？精英的思想難道不是在回應和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問題麼？

    ■：過去的思想史過多地關注了精英思想的作用，而對“日用而不知”的具體生活過程在各方面都研究不夠。

    □：我覺得，關於思想史要注意“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這一思路，不僅要考慮它對思想史研究觀念變化的可能影響，更重要的還要考慮，如果按照這一思路，思想史的寫法會不會發生較根本的變化，思想史是否能有較新的視野和方法。我想有兩方面可以提出來，一是由於有這種對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的關注，思想史涉及的領域比以前更寬，過去思想史不太注意的具體知識、技術，像古代的星佔醫方、儀軌禮節、日常生活、家族社會等等，也進入了思想史的視野。二是由於有了這種思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會有變化，特別是更多的歷史資料進入了思想史，像我曾經使用過的考古發現的器物、地圖之類的圖像，像歷書、目錄、類書、歲時志、家譜族譜、小説戲曲一類的文獻等等，同時，又由於這些平時處於思想史邊緣的資料進入思想史，也形成了一些處理和解釋資料的新方法，比如你怎樣解釋類書的分類，怎樣使用歷書中的占卜和忌避資料、怎樣對圖像進行分析等等。

    ■：不過，從各方面的質疑中也可以看出，由您這本書引起的思考還在持續，或者才剛剛開始。這種情景無論從什麼意義上講，都不是壞事。

    《光明日報》200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