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愚蠢的茅盾文學獎不會給王安憶增添絲毫的光彩。恰恰相反，她本來理應屬於獲不了獎的那一批人。現在還無法定評王安憶的成就，但毫無疑問，她將牢牢地站在當代文學史裏。這得力於這位上海女作家始終保持在創作第一線的奇佳狀態，和她對自己文學主頁的不斷刷新。
早些時候，一個網站上登了我一篇舊作《長恨歌：一次奇特的失敗》，對王安憶鍾愛的那種“倣張愛玲體”表示懷疑和憂慮。一位同友回帖子同意我的看法，不過他（她）在文末告訴我：“王安憶的新作《富萍》寫當代的上海移民，寫的是‘底層社會’，細細密密，像納鞋底，可是有一種溫暖的情調。”兩個月後，我看到了《富萍》的單行本。
該網友認為，王安憶寫不好大上海，是因為她自己是上海的新移民（王安憶一歲時隨父母遷來上海），她跟舊上海的血脈太“隔”。所以他看好《富萍》，因為那寫的也是當代的上海移民。
我的看法與他不大相同。王安憶對上海有一種特殊的眷戀，在《長恨歌》、《妹頭》這些小説裏，她一直是在面對“上海”。隱隱有要做大上海書記官的巴爾扎克式衝動。所以在那些作品裏，王安憶筆下的人物都是很類型化的。王琦瑤是上海老牌淑女的共名，妹頭是上海小家碧玉的共名。我們認識了王安憶心目中的上海，卻很難在腦海中將王琦瑤和妹頭從符號轉換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或許，這就是將視點定位在“上海”以建構宏大敘事的代價，當然，這也可能正是她榮獲茅盾文學獎的原因。
但是《富萍》不同，“細細密密，像納鞋底”，真是個很妙的比喻。面對一雙鞋底，你是不大容易看出上面針腳的來路的，它們密密地織在一起，每一根線都不可或缺。它們讓一些布料成為一雙鞋。
富萍來到了上海，投奔她未婚夫的過繼奶奶。一個農村姑娘來到昔日望而生畏的上海，多少未知的事物的她面前展開啊。生活中不乏沉重，她需要壓抑自己以符合寄食者的地位，還有，“那個人”的家庭狀況她不滿意。可是日子總有它值得欣喜的地方，一條熟識的街道，一份洗尿布的臨時工作，一些女中學生隨意的問話，一次沒有把握的遠足，都讓富萍感到新奇而滿意，就像她聽不太懂的上海話鬥嘴使她發生的變化：“她的臉變得生動，浮著一層薄光。她側身躺著，勾著頭，頭髮順在耳後，露出腮，看上去很純凈。”富萍不是嫌棄李天華家境不好，她後來嫁的人更貧寒。而且是個殘疾人。她是留戀這種“每天都有新印象，或者是舊的印象有更新”的生活。
就像一根絲線，富萍的上海新生活將許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串到了一起。他們或許不扮演什麼有影響力的角色，但卻構成了這種新生活的一部分。一個個人，一件件事，將富萍一點一點推進了誰也不曾想到的另一種結局。在大世界遇到的年輕人是偶然，但富萍心態的變化卻是清晰可辨的。這種變化很難寫，但王安憶用她慣常的綿密的敘事和舉輕若重的筆觸輕易地做到了這一點。
但是，她並沒有完全放棄《長恨歌》式的努力，借人物的眼光和經歷寫“上海一仍然是一個時隱時現的音符。我並不是一定要指責這種努力，但是我真不願看到這種做法的遺憾之處。奶奶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可是她還不如日鳳仙寫得有精神。作者給了她太多的任務，讓她代表上海的揚州保姆去觀察和記述周圍的環境。直到最後，這個佔有與富萍幾乎同等篇幅的人物仍然顯得模糊，連帶讓富萍的反抗也有些抽象了。事實上，凡是被賦予類型代表的任務的人物，如孫達亮、太太，都很平面，像是家家都有的祖屋裏的畫像。這時我想起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教寫作課時反覆強調的一句話：“要‘貼’著人物來寫。”王安憶有她自己的寫作追求，可是，值得犧牲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去換取麼？
王安憶創作的多産和多義，使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充盈著不同的聲音。相比于《長恨歌》、《我愛比爾》、《叔叔的故事》，《富萍》如同書中那個鄉下來的小姑娘，純凈而生動。王的諸多創作路向中，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種。在王安憶煞費苦心營造的“上海浮世繪”的雲煙散聚裏，這一股濃濃的來自底層體驗的人間情懷，更讓人情不自禁地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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