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關於周恩來的書

    ■堅持一條原則，就是真的是自述

    記者：在眾多有關周恩來的著作中，《周恩來自述》是比較特殊的一部。他用樸實的語言記敘了自己青少年時期的刻苦求學、五四運動時期的被捕與抗爭、赴歐勤工儉學時的意氣風發，共産國際面見史達林的曲折經歷……他用親切的口吻自述紅軍時期、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特殊經歷，以及“文化大革命”動亂歲月中的艱難處境……讀來令人感動，讀後令人思索。請您談談它的成書過程和區別於其他有關周恩來的書籍的特色。

    力平：《毛澤東自傳》出版後，在讀者中間産生了很大的反響。據説在西單圖書大廈購書的場面非常感動人；在購書現場，有的老同志提出了出版《周恩來自傳》的建議。周恩來沒有寫過正式的自傳，但是，他敘述自己心境和心情的資料是比較多的，早年日記中的記載、面對訪問者談的、給親友書信中敘述的，集納起來，也可以反映他一生的大概，編輯一本自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堅持一條原則，就是真的是自述，周恩來自己寫自己、談自己。

    這本自述，大致是依歷史順序編集的。《開篇自述》收錄了1946年9月周恩來和美國記者李勃曼的談話記錄，附了斯諾記錄的訪問周恩來的談話內容。這樣較為集中、完整地談自己的歷史，在周恩來一生中並不多見。書的中心內容，以“中學時代”、“東洋求學”、“五四運動時期”、“赴歐勤工儉學”、“在黃埔軍校”、“會見史達林”、“參加遵義會議”、“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為線索，收錄了他學生時代的作文、文章，旅居日本時的日記，給親友的信件，文章、談話中涉及自己歷史的內容，等等。這些文字，有的詳盡些，有的簡略些，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貫穿起來，給讀者一個較為完整、清晰的印象。

    ■法國小組雖然沒有派代表來，但仍算是我黨“一大”的八個發起組之一

    ■周恩來自己説，國共和談這十年，他是談判談老了

    記者：讀這部自述，最大的感覺是親切，就像周總理向我們敘述他的經歷。同時，我也感受到編者注意抓住他輝煌人生中的關節點，突出他作為一代偉人的風采。

    力平：是這樣的。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他是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從1927年起，他就是中國共産黨中央核心領導人之一，歷時半個世紀；他任國家總理26年。他為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個是建黨。在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中間，周恩來是一個，那時，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還比較少，當然，那時他還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到歐洲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當時的社會思潮，尋找救國的道路。1921年春天，他由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中共“一大”召開的時候，巴黎共産主義小組也接到了通知，由於路途實在太遙遠了，需要走一個多月的時間，沒有派代表參加。據一大組織者李達講，法國小組雖然沒有派代表來，還算是八個發起組之一。毛澤東跟斯諾談話時明確講到，周恩來是中國共産黨法國組的創建人之一。

    再就是南昌起義、遵義會議、1930年7月會見史達林、抗日戰爭時期做統戰工作等。

    周恩來自己説過，從西安事變到1946年的國共和談這十年，他是談判談老了。抗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重心是保持國共關係不破裂，國民黨在抗日陣營裏不投降。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收錄在本書中的周恩來1939年1月給蔣介石的信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蔣介石當時想溶共，他提出來，國共合作，他是最高領袖，國民黨聽他的，共産黨也要聽他的；共産黨到國民黨中來，成為一個共産派。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搞兩手，一手是武裝磨擦，一手是“溶共”，要以他的名義加入共産國際。在對付蔣介石的兩手中，周恩來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文革”前對知識分子的“廣州講話”，在傳達時遇到阻力

    建國以後，周恩來是政府總理，日理萬機，頭緒萬千，怎麼反映？我們選擇了知識分子問題。

    陸定一同志去世以前談到自己的經歷時説，中國革命有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大革命時期要不要軍隊，陳獨秀不要軍隊，結果，蔣介石一叛變，我們沒有武裝，只好被殺。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要不要農民。王明是不要農民的。毛澤東是要農民的。結果，毛澤東是對的，王明錯了。

    第三個關鍵問題是，建國以後要不要知識分子。周恩來是要知識分子的。在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就講，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八大”也明確提出，知識分子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但是，八大二次會議就把知識分子劃到資産階級中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成了“臭老九”。

    1962年，聶榮臻在廣州主持召開科技工作者代表會議，廣州同時在開文化界的代表會議。周恩來去了，聶榮臻向他反映，很多知識分子對把他們當成資産階級很反感。周恩來説，不是資産階級，應該是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寫了一個講話提綱，中心是要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産階級的帽，加無産階級的冕），問周恩來可不可以這麼講。周恩來説，可以這樣講。陳毅就在科技界和文藝界聯合的會議上講了話。

    講了以後，知識分子很興奮。但是，會議精神的傳達遇到了阻力。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柯慶施，不準在上海傳達。在北京是陸定一，説這種説法是錯的。這問題在政治局內有了不同意見。

    有一次，毛主席在場，陸定一也在場，周恩來提出來，究竟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産階級的，説黨內有爭論。意思要毛主席表態。毛主席沒有説話，實際上他是同意陸定一的。這就沒有結論。

    那時的總書記是鄧小平。有人就請示鄧小平，現在有不同意見了，應該怎麼看。鄧小平表了態：按總理的辦。

    不久以後就“文革”了，打擊知識分子到了極端。這個問題，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扭過來。

    陸定一經過認真反思，承認自己錯了。他認為，建國以後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

    ■“反冒進”時，周恩來曾提出再擔任總理不合適

    ■當時做會議記錄的鄧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護了周恩來

    在“反冒進”時，周恩來是挨了批的，也寫過檢查，但是本書沒有收錄。毛主席説，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們考慮，實際上周恩來在“反冒進”時是對的。他寫檢查時寫不下去，很矛盾。

    他覺得自己是對的，但是又要做檢查，不檢查也通不過。後來，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表示，既然認為自己有錯誤，再擔任總理合適不合適。

    當時，鄧小平是總書記，做了記錄，整理了紀要，説，周恩來提出來繼續擔任總理是不是合適；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也沒有説不同意。實際上，是鄧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護了周恩來。

    據有的同志講，當時毛澤東是有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的總理職務的想法。一次，毛澤東拿著柯慶施的一篇文章問周恩來：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説，我寫不出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有幾種説法：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這幾種説法都是存在的，是在不同場合説的。跟谷牧副總理説的是不入苦海誰入苦海，跟薛暮橋（當時的國家統計局局長）説的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在文革開始時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地位。如批鬥陳老總（陳毅），每次他都必到。為了保陳毅，就怕出意外。有一次批鬥陳毅，事先商量好，不準提“打倒陳毅”，會議一開，“打倒陳毅”的大幅標語從三樓挂下來了，這時候，周恩來就站起來了，説，我們事先商量好的，不能講打倒陳毅，怎麼又出現了？停止會議。

    ■黨組織給了法國律師兩根金條，《申報》上的“周少山啟事”才登了出來

    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利用“伍豪事件”攻擊周恩來，據説，周恩來還寫過説明性的文字，書中有沒有反映？

    力平：文革時期，周恩來對“伍豪事件”問題進行了陳述，書裏面沒有收。

    所謂“伍豪事件”，是30年代國民黨在上海的報紙上刊登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黨”的啟事， 這是造謠污衊周恩來的一次拙劣表演。當時周恩來已經到了瑞金中央蘇區了。毛澤東當時還為這件事情發過通知。偽造這個“啟事”的國民黨有關特務解放後被抓住了，交代了事情的前前後後。當時，為了揭穿國民黨的無恥謠言，還以“周少山”（周恩來的號）的名義發了一個啟事。陳雲當時在上海主持特科工作，找了賀昌的愛人黃慕蘭。她去找了當時上海有名的一個大律師，這位大律師講，這個問題是有背景的，中國的律師不好辦，最好請外國的律師。她就找了一個法國籍的律師，律師要兩根金條，黨組織同意，由法國律師出面，才在《申報》上把“周少山啟事”登了出來。同時在我們黨的內部刊物《紅旗》上也登了。

    本來，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紅衛兵找出來後，給了江青、戚本禹，江青就轉給了周恩來，同時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就讓辦公室的同志把當時的報紙找來，他用了一個星期，把當時有關經過整理出來，寫好以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批給了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

    1968年，又有紅衛兵從舊報紙上找出來，又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批示：這個問題已解決，是國民黨造謠污衊。

    1975年，周恩來在進手術室前，在説明上簽了字。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責成文獻研究室，關於伍豪啟事的前前後後要搞一個東西留下來。李琦同志和我搞了個內部材料，把詳細情況都講清了。以中央的名義發到每個省的省委。你説的那一件，因為沒有公開發表過，所以沒有收進來。

    ■“文革”中，周恩來為什麼沒有拍案而起？

    記者：有人説，“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倒，是不是在明哲保身？

    力平：我們在編周恩來年譜的時候，就聽到過這樣的話，説，“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能不能像陳毅那樣，拍案而起。我覺得，這不是個膽量問題。群眾起來了，“文革小組”、林彪他們正在起鬨的時候，硬頂是不明智的。

    後來有三個人講過此事。鄧小平講，在文革中，周恩來也講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諒他。陳雲説，文革中，周恩來是保護人的，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保的；如果沒有他的話，中國就很危險了。彭真也講過，文革中，周恩來只能採取這種態度，不能起來反抗，他一反對，就跟我一樣進秦城監獄了。那時，周恩來只能是採取迂迴的、軟的辦法，實際上採取辦法來糾正。章士釗被抄了家以後，寫信給毛澤東。章士釗是毛澤東感恩戴德的人。毛澤東把信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借此機會，保了一批人。

    當時他也不能不幹。他要是不幹，總理就可能是張春橋來當。有人問過周恩來，王力是不是想當總理？周恩來説，恐怕還不是王力，王力後面還有人。指的可能就是張春橋。

     他心裏非常明白。他並不顧及保全個人的名聲，他是考慮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站在為人民利益的基點上，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他在總理的崗位上，才能保護健康力量，使其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如果連他也被打倒了，這樣的機會也就沒有了。

    “文革”十年，他的政府總理職務始終沒有讓出來。他有他的原則。他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但也不好提出來反對。

    通過“文化大革命”看周恩來，他確實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從他身上可以學到許多政治智慧。政治是要講韜略的、是需要智慧的。

    記者：長期以來，周恩來擔任著繁重的事務性工作。他的文章也是務實的，比較簡潔，語言比較平實。雖然著墨不多，但都能點到要害處。他對有些史實講得非常明白、清楚，用幾句話就表述清楚了。他的務實作風也反映到文風上，簡潔、到位。您看，是這樣的嗎？

    力平：從文風講，我覺得周恩來作為黨的領導人，文章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有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根基，同時也有西方文化的影響。周恩來的中國古文的底子很深，基礎很好。早期的作文，都是文言性質的。他到法國時任天津《益世報》通訊員。這張報紙當時在天津、北京是很有名的。他在法國生活一部分就是靠稿費。他在解放戰爭時期實際上是總參謀長，很多文件電報都是他親自起草的。據統計，最多時一天要起草作戰電報20幾個。在轉戰陜北時，白天是走，晚上坐下來就是批電報，答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時，很多文件也是他起草的。那時也沒有秘書，只有秘書處。

    ■長沙大火中他是自己從火裏衝出來的

    ■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就不低

    記者：從書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的人格有什麼魅力？

    力平：總的體會，一個是他的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長沙大火中，他是自己從火裏衝出來的。事先沒有人通知，睡到半夜，四週都是火，衝出去後，起初都找不到汽車。

    周恩來是很重感情的，他對他的親戚、過繼母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管是敵還是我，都覺得周恩來是比較好接近的，是誠心對人的。

    他對敵對方人物的評價也是很中肯的，主要從人格、能力方面加以評價。例如，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就不低。馬歇爾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形像是蠻高的。周恩來和馬歇爾相處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後來對人講，在他的談判對手裏，周恩來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記者：編完書後，有沒有什麼遺憾？

    力平：遺憾也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沒法編進去。比如，大家知道的，周恩來小學時，校長問他為什麼讀書，他回答説，為中華的崛起而讀書。這對青少年影響是很大的。但是沒有留下什麼筆墨的文字。

    再就是南昌起義，影響也是很大的，他是前委書記，但是他自己也不大提。他從來把南昌起義説成是集體的領導。他在參觀南昌起義紀念館時説過，不要太突出他。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反冒進”。在建國以後，他一直強調國家建設要實事求是，這也是他畢生務實精神的體現。他總強調，不要搞得老百姓沒有飯吃了。“大躍進”時，有的地方鋼産量“放衛星”，他就派人去實地調查，回來説，不可能。算了一筆賬，煉一噸鋼需要多少噸焦炭，煉一噸焦炭需要多少噸煤，你哪來那麼多煤啊？沒有那麼多煤怎麼煉鋼呢？一看就是假的。

    周恩來一生中有關他自己的自述性的材料還有許多，本書集錄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反映他的主要經歷。文/梁粱

    《北京青年報》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