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關於周恩來的書,它的編輯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室務委員、周恩來研究組組長、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力平先生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二編研部主任、研究員廖心文女士。他們長期從事周恩來生平、著作的研究,一談起周恩來,總有説不完的話題。
■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關於周恩來的書
■堅持一條原則,就是真的是自述
記者:在眾多有關周恩來的著作中,《周恩來自述》是比較特殊的一部。他用樸實的語言記敘了自己青少年時期的刻苦求學、五四運動時期的被捕與抗爭、赴歐勤工儉學時的意氣風發,共産國際面見史達林的曲折經歷……他用親切的口吻自述紅軍時期、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特殊經歷,以及“文化大革命”動亂歲月中的艱難處境……讀來令人感動,讀後令人思索。請您談談它的成書過程和區別於其他有關周恩來的書籍的特色。
力平:《毛澤東自傳》出版後,在讀者中間産生了很大的反響。據説在西單圖書大廈購書的場面非常感動人;在購書現場,有的老同志提出了出版《周恩來自傳》的建議。周恩來沒有寫過正式的自傳,但是,他敘述自己心境和心情的資料是比較多的,早年日記中的記載、面對訪問者談的、給親友書信中敘述的,集納起來,也可以反映他一生的大概,編輯一本自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堅持一條原則,就是真的是自述,周恩來自己寫自己、談自己。
這本自述,大致是依歷史順序編集的。《開篇自述》收錄了1946年9月周恩來和美國記者李勃曼的談話記錄,附了斯諾記錄的訪問周恩來的談話內容。這樣較為集中、完整地談自己的歷史,在周恩來一生中並不多見。書的中心內容,以“中學時代”、“東洋求學”、“五四運動時期”、“赴歐勤工儉學”、“在黃埔軍校”、“會見史達林”、“參加遵義會議”、“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為線索,收錄了他學生時代的作文、文章,旅居日本時的日記,給親友的信件,文章、談話中涉及自己歷史的內容,等等。這些文字,有的詳盡些,有的簡略些,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貫穿起來,給讀者一個較為完整、清晰的印象。
■法國小組雖然沒有派代表來,但仍算是我黨“一大”的八個發起組之一
■周恩來自己説,國共和談這十年,他是談判談老了
記者:讀這部自述,最大的感覺是親切,就像周總理向我們敘述他的經歷。同時,我也感受到編者注意抓住他輝煌人生中的關節點,突出他作為一代偉人的風采。
力平:是這樣的。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他是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從1927年起,他就是中國共産黨中央核心領導人之一,歷時半個世紀;他任國家總理26年。他為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個是建黨。在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中間,周恩來是一個,那時,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還比較少,當然,那時他還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到歐洲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當時的社會思潮,尋找救國的道路。1921年春天,他由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中共“一大”召開的時候,巴黎共産主義小組也接到了通知,由於路途實在太遙遠了,需要走一個多月的時間,沒有派代表參加。據一大組織者李達講,法國小組雖然沒有派代表來,還算是八個發起組之一。毛澤東跟斯諾談話時明確講到,周恩來是中國共産黨法國組的創建人之一。
再就是南昌起義、遵義會議、1930年7月會見史達林、抗日戰爭時期做統戰工作等。
周恩來自己説過,從西安事變到1946年的國共和談這十年,他是談判談老了。抗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重心是保持國共關係不破裂,國民黨在抗日陣營裏不投降。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收錄在本書中的周恩來1939年1月給蔣介石的信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蔣介石當時想溶共,他提出來,國共合作,他是最高領袖,國民黨聽他的,共産黨也要聽他的;共産黨到國民黨中來,成為一個共産派。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搞兩手,一手是武裝磨擦,一手是“溶共”,要以他的名義加入共産國際。在對付蔣介石的兩手中,周恩來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文革”前對知識分子的“廣州講話”,在傳達時遇到阻力
建國以後,周恩來是政府總理,日理萬機,頭緒萬千,怎麼反映?我們選擇了知識分子問題。
陸定一同志去世以前談到自己的經歷時説,中國革命有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大革命時期要不要軍隊,陳獨秀不要軍隊,結果,蔣介石一叛變,我們沒有武裝,只好被殺。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要不要農民。王明是不要農民的。毛澤東是要農民的。結果,毛澤東是對的,王明錯了。
第三個關鍵問題是,建國以後要不要知識分子。周恩來是要知識分子的。在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就講,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八大”也明確提出,知識分子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但是,八大二次會議就把知識分子劃到資産階級中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成了“臭老九”。
1962年,聶榮臻在廣州主持召開科技工作者代表會議,廣州同時在開文化界的代表會議。周恩來去了,聶榮臻向他反映,很多知識分子對把他們當成資産階級很反感。周恩來説,不是資産階級,應該是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寫了一個講話提綱,中心是要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産階級的帽,加無産階級的冕),問周恩來可不可以這麼講。周恩來説,可以這樣講。陳毅就在科技界和文藝界聯合的會議上講了話。
講了以後,知識分子很興奮。但是,會議精神的傳達遇到了阻力。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柯慶施,不準在上海傳達。在北京是陸定一,説這種説法是錯的。這問題在政治局內有了不同意見。
有一次,毛主席在場,陸定一也在場,周恩來提出來,究竟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産階級的,説黨內有爭論。意思要毛主席表態。毛主席沒有説話,實際上他是同意陸定一的。這就沒有結論。
那時的總書記是鄧小平。有人就請示鄧小平,現在有不同意見了,應該怎麼看。鄧小平表了態:按總理的辦。
不久以後就“文革”了,打擊知識分子到了極端。這個問題,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扭過來。
陸定一經過認真反思,承認自己錯了。他認為,建國以後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
■“反冒進”時,周恩來曾提出再擔任總理不合適
■當時做會議記錄的鄧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護了周恩來
在“反冒進”時,周恩來是挨了批的,也寫過檢查,但是本書沒有收錄。毛主席説,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們考慮,實際上周恩來在“反冒進”時是對的。他寫檢查時寫不下去,很矛盾。
他覺得自己是對的,但是又要做檢查,不檢查也通不過。後來,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表示,既然認為自己有錯誤,再擔任總理合適不合適。
當時,鄧小平是總書記,做了記錄,整理了紀要,説,周恩來提出來繼續擔任總理是不是合適;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也沒有説不同意。實際上,是鄧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護了周恩來。
據有的同志講,當時毛澤東是有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的總理職務的想法。一次,毛澤東拿著柯慶施的一篇文章問周恩來: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説,我寫不出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有幾種説法: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這幾種説法都是存在的,是在不同場合説的。跟谷牧副總理説的是不入苦海誰入苦海,跟薛暮橋(當時的國家統計局局長)説的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在文革開始時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地位。如批鬥陳老總(陳毅),每次他都必到。為了保陳毅,就怕出意外。有一次批鬥陳毅,事先商量好,不準提“打倒陳毅”,會議一開,“打倒陳毅”的大幅標語從三樓挂下來了,這時候,周恩來就站起來了,説,我們事先商量好的,不能講打倒陳毅,怎麼又出現了?停止會議。
■黨組織給了法國律師兩根金條,《申報》上的“周少山啟事”才登了出來
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利用“伍豪事件”攻擊周恩來,據説,周恩來還寫過説明性的文字,書中有沒有反映?
力平:文革時期,周恩來對“伍豪事件”問題進行了陳述,書裏面沒有收。
所謂“伍豪事件”,是30年代國民黨在上海的報紙上刊登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黨”的啟事, 這是造謠污衊周恩來的一次拙劣表演。當時周恩來已經到了瑞金中央蘇區了。毛澤東當時還為這件事情發過通知。偽造這個“啟事”的國民黨有關特務解放後被抓住了,交代了事情的前前後後。當時,為了揭穿國民黨的無恥謠言,還以“周少山”(周恩來的號)的名義發了一個啟事。陳雲當時在上海主持特科工作,找了賀昌的愛人黃慕蘭。她去找了當時上海有名的一個大律師,這位大律師講,這個問題是有背景的,中國的律師不好辦,最好請外國的律師。她就找了一個法國籍的律師,律師要兩根金條,黨組織同意,由法國律師出面,才在《申報》上把“周少山啟事”登了出來。同時在我們黨的內部刊物《紅旗》上也登了。
本來,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紅衛兵找出來後,給了江青、戚本禹,江青就轉給了周恩來,同時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就讓辦公室的同志把當時的報紙找來,他用了一個星期,把當時有關經過整理出來,寫好以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批給了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
1968年,又有紅衛兵從舊報紙上找出來,又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批示:這個問題已解決,是國民黨造謠污衊。
1975年,周恩來在進手術室前,在説明上簽了字。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責成文獻研究室,關於伍豪啟事的前前後後要搞一個東西留下來。李琦同志和我搞了個內部材料,把詳細情況都講清了。以中央的名義發到每個省的省委。你説的那一件,因為沒有公開發表過,所以沒有收進來。
■“文革”中,周恩來為什麼沒有拍案而起?
記者:有人説,“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倒,是不是在明哲保身?
力平:我們在編周恩來年譜的時候,就聽到過這樣的話,説,“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能不能像陳毅那樣,拍案而起。我覺得,這不是個膽量問題。群眾起來了,“文革小組”、林彪他們正在起鬨的時候,硬頂是不明智的。
後來有三個人講過此事。鄧小平講,在文革中,周恩來也講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諒他。陳雲説,文革中,周恩來是保護人的,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保的;如果沒有他的話,中國就很危險了。彭真也講過,文革中,周恩來只能採取這種態度,不能起來反抗,他一反對,就跟我一樣進秦城監獄了。那時,周恩來只能是採取迂迴的、軟的辦法,實際上採取辦法來糾正。章士釗被抄了家以後,寫信給毛澤東。章士釗是毛澤東感恩戴德的人。毛澤東把信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借此機會,保了一批人。
當時他也不能不幹。他要是不幹,總理就可能是張春橋來當。有人問過周恩來,王力是不是想當總理?周恩來説,恐怕還不是王力,王力後面還有人。指的可能就是張春橋。
他心裏非常明白。他並不顧及保全個人的名聲,他是考慮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站在為人民利益的基點上,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他在總理的崗位上,才能保護健康力量,使其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如果連他也被打倒了,這樣的機會也就沒有了。
“文革”十年,他的政府總理職務始終沒有讓出來。他有他的原則。他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但也不好提出來反對。
通過“文化大革命”看周恩來,他確實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從他身上可以學到許多政治智慧。政治是要講韜略的、是需要智慧的。
記者:長期以來,周恩來擔任著繁重的事務性工作。他的文章也是務實的,比較簡潔,語言比較平實。雖然著墨不多,但都能點到要害處。他對有些史實講得非常明白、清楚,用幾句話就表述清楚了。他的務實作風也反映到文風上,簡潔、到位。您看,是這樣的嗎?
力平:從文風講,我覺得周恩來作為黨的領導人,文章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有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根基,同時也有西方文化的影響。周恩來的中國古文的底子很深,基礎很好。早期的作文,都是文言性質的。他到法國時任天津《益世報》通訊員。這張報紙當時在天津、北京是很有名的。他在法國生活一部分就是靠稿費。他在解放戰爭時期實際上是總參謀長,很多文件電報都是他親自起草的。據統計,最多時一天要起草作戰電報20幾個。在轉戰陜北時,白天是走,晚上坐下來就是批電報,答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時,很多文件也是他起草的。那時也沒有秘書,只有秘書處。
■長沙大火中他是自己從火裏衝出來的
■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就不低
記者:從書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的人格有什麼魅力?
力平:總的體會,一個是他的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長沙大火中,他是自己從火裏衝出來的。事先沒有人通知,睡到半夜,四週都是火,衝出去後,起初都找不到汽車。
周恩來是很重感情的,他對他的親戚、過繼母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管是敵還是我,都覺得周恩來是比較好接近的,是誠心對人的。
他對敵對方人物的評價也是很中肯的,主要從人格、能力方面加以評價。例如,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就不低。馬歇爾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形像是蠻高的。周恩來和馬歇爾相處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後來對人講,在他的談判對手裏,周恩來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記者:編完書後,有沒有什麼遺憾?
力平:遺憾也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沒法編進去。比如,大家知道的,周恩來小學時,校長問他為什麼讀書,他回答説,為中華的崛起而讀書。這對青少年影響是很大的。但是沒有留下什麼筆墨的文字。
再就是南昌起義,影響也是很大的,他是前委書記,但是他自己也不大提。他從來把南昌起義説成是集體的領導。他在參觀南昌起義紀念館時説過,不要太突出他。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反冒進”。在建國以後,他一直強調國家建設要實事求是,這也是他畢生務實精神的體現。他總強調,不要搞得老百姓沒有飯吃了。“大躍進”時,有的地方鋼産量“放衛星”,他就派人去實地調查,回來説,不可能。算了一筆賬,煉一噸鋼需要多少噸焦炭,煉一噸焦炭需要多少噸煤,你哪來那麼多煤啊?沒有那麼多煤怎麼煉鋼呢?一看就是假的。
周恩來一生中有關他自己的自述性的材料還有許多,本書集錄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反映他的主要經歷。文/梁粱
《北京青年報》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