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周恩來誕辰100週年之際編輯出版了《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費虹寰、趙春生、劉春秀著）。這本通信選集共蒐集了他們來往的74封書信，既有他們對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不懈探索，也有對理想與信念的孜孜追求；既有彼此同志式的關心與叮囑，也有夫妻間的情感交流；既有對新朋故舊的關照，也有對長者晚輩的親情，是深入了解、研究和學習兩位政治偉人的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通信反映出這對革命家夫妻純美優雅的精神世界。他們的感情天地充滿了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周恩來的書信溫柔蘊藉，看似平淡的敘述中充滿誠懇和關愛；鄧穎超的書信熱烈奔放，滾燙的傾訴中流露出堅定和昂揚。這些書信呈現給我們的不是符號化、臉譜化的面目，而是真實可感、血肉豐滿的心靈圖景。下文即摘自該書。

    來：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這回分別不比往回，並非惜別深深，而是思戀殷殷！這回我們是在愈益熱愛中分別的，何況在我還有歉意繚繞心頭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帶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則嚮往著重慶，有時感覺在分享你與兩岩內外故人相聚之歡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場的鬧熱氣氛亦帶走了！昨晚的舞廳卻是冷淡而減色呢。鐘聲未響十點，男女舞星都散場回窯了。“怎麼散得這樣早？”我問。“快垮臺了！”三元答。“今天人不多嗎？”超復問。“頂多不過二十對。”“女的少極啦。”我心裏想，走了一個跳舞男星，就這樣減色了麼？——一笑。

    但當舞廳音樂奏起來的時候，還是那些照舊的調子——《西宮怨》、《梅花三弄》……當音樂聲聲送入我的耳裏的時候，亦還照舊覺得那些跳舞的快樂的人們中有個你在。然而當情感透過了理智，環顧眼前的現實，才意味到你已離開了延安，於是我便惘然了！你如何慰遠人之念呢？

    你走了，兄姊和妹子們都很關心我，頻來慰我的寂寥。大姊、小崔、瑞華，尤其是小浦、雲臻、彭總諸人。感謝她、他的友愛情誼，然而卻不能減釋我對你的想戀！你一有可能與機便，還是爭取飛回來吧！我熱烈地歡迎你！

    你走了，渝辦寄來各件，已處理，你可勿念。

    你到渝後，所見所聞，歡樂趣訊，望你盡可能地告我一些，以使我亦得分享其樂。願望渝機來時，得在你讀我信之先，先得你給我的信，想你不致令我失望吧？

    你到渝後不久，正屆媽媽的四週年忌——十一月十八日。你如有暇便，望一掃二老之墓，代我獻上一些鮮花，聊寄我的哀思啊。你事忙，不一定限於是日。

    你到渝後，如果有信給朋友，你如願如約給我傳的話，我真心願意做一個和平賢淑的使者——現代的“紅娘”，你以為如何？

    深深地吻你！輕輕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

    代我致意一切相識的朋友！

    古今中外，咏嘆離別之情的詩文多得不計其數。

    可是，鄧穎超既不是詩人也不是藝術家，她的滿懷離愁別緒無法通過華美的辭藻和生動的意象表現出來。於是，在她給前往重慶談判的丈夫周恩來所寫的家信中，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便赫然在目了。它樸素而真實，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也沒有半點的無病呻吟，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從鄧穎超的心底中發出的，使人的心靈為之震撼。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三日不見，又當如何？鄧穎超任滿腔的思念在紙上流淌，那種細微的幽怨，那種殷切的掛念，那種心靈對心靈的理解於是也就在我們的眼前鋪展開來了。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一對有著特殊婚戀觀和價值觀的職業革命家，他們的愛情和婚姻有著鮮明的階級特性、時代特性和職業特性。在他們的一生中，尤其在艱難困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們的離別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這平常中又蘊藏著很多耐人尋味的人生意蘊，引起人們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嘆。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奮鬥著，為了革命的利益，服從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們分別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的日子，他們沒有儀式、沒有滿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別重逢後的欣喜和溫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走了，他此時正在忙於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委上班去了。也許這聚少離多的生活在一開始就已註定？

    1927年4月，中國大地上風雲突變。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大政黨，因為蔣介石的叛賣活動突然交惡。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指揮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共産黨和工農群眾大開殺戒，中國大地頓成人間地獄。

    這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在上海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裏，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得不暫時分離。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

    此時的鄧穎超正在羊城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裏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産。

    鄧穎超肚子裏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産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産手術，只能用産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後不幸夭折。鄧穎超內心極度痛苦。

    這是她和周恩來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周恩來大革命時期隨隊東征時，被鄧穎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時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總是覺得過一段時間再要小孩子也不遲。後來，鄧穎超來到汕頭見到周恩來，把偷偷打胎的經過告訴了他的丈夫。周恩來聽後勃然大怒。新婚後，他從來沒有發過這樣大的火：

    “你怎麼會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形而上學嘛！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産，他屬於國家，屬於社會。你有什麼權利把他隨隨便便扼殺？而且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嘛！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不專屬於你自己，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必要時，我們隨時準備為革命流血犧牲，可是決不允許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你要怎麼處理，也該來信和我商量一下。怎麼竟自作主張，這樣輕率！”

    經周恩來這一頓批評，鄧穎超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這樣不走運，同時還趕上了一個血雨腥風的時節，周恩來也不在身邊。鄧穎超此時多麼需要丈夫的安慰和愛撫啊！

    她也許不知道，蔣介石已經懸賞20萬銀元捕殺周恩來。周恩來雖然在嚴重的政治變故當口一直忙於轉移幹部和組織反擊，但他仍然記挂著在廣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絕對不是孤立的，廣州也一定不安全。於是，他給廣州軍委機關發了密電，要小超速離廣州到上海來。

    當時的廣州在軍閥陳濟棠的統治之下，4月15日，也開始了大規模搜捕和屠殺共産黨人，位於南華銀行二樓的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機關遭到搜查。幸虧一位同志十分機警，搜查前剛好把才收到的周恩來給鄧穎超的電報交給一位工友，讓他務必交給鄧穎超。

    那天剛拂曉的時候，大批軍警包圍了中山大學。中共中山大學黨支部委員、中共廣東區委婦委委員陳鐵軍舍命爬過墻頭，僥倖逃脫，將事變發生的消息告訴了醫院中的鄧穎超。此時，鄧穎超也剛剛收到了工友送來的周恩來的密電。

    形勢危急，怎麼辦？幸虧在這家德國醫院的醫生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仗義幫忙，鄧穎超和母親楊振德才躲過軍警的嚴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韓護士的巧妙安排下，她們乘醫院到香港購買藥品的小火輪，前往香港後輾轉來到上海。她和母親楊振德通過秘密的登報找人的辦法，才和周恩來取得了聯繫。此時已經是5月1日了。

    周恩來將鄧穎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醫院裏檢查，結果出來了，令周恩來和鄧穎超痛悔萬分——由於鄧穎超生孩子時過度緊張疲勞，産後又沒有休息好，她的子宮沒有收縮，很可能今後不能再懷孕了……

    為了革命事業，周恩來和鄧穎超永遠失去了做父親和母親的機會，這一損失是不能彌補的，可是想到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理想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悅充溢在兩人彼此的心胸，雖然形勢嚴酷，但心中卻依舊甜蜜幸福。

    這時候，中國共産黨在武漢剛剛開過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雖然沒有出席，但他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5月22日，剛剛來到武漢的周恩來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25日的常委會議上，周恩來任軍人部長，並決定他必要時參加常委會議。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張國燾的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從此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鬥爭的形勢瞬息萬變，7月，武漢的汪精衛也背叛了革命，給困境中的共産黨又一次致命打擊。在節節招架之後，中國共産黨人決定以革命的武裝方式來反抗國民黨右派的瘋狂屠殺，為死難的烈士和工農大眾報仇。

    7月下旬，周恩來準備秘密從武漢來到南昌。剛剛重逢兩個多月、歷經劫難的這對革命夫妻，又要面臨著新的分離了。

    關於當時的情況，鄧穎超有過這樣的記載，其中既有當時的緊迫形勢的描述，還有心理活動。她寫道：

    “（周恩來）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後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幹啥，呆多久，什麼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後，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裏，無論是同志間、夫妻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後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失敗了，身染重病的周恩來在聶榮臻、葉挺和楊石魂的護送下，乘一葉小舟飄到香港養病。他的病很重，當他在昏迷中甦醒過來的時候，他馬上就問身邊照顧他生活的范桂霞：“你認識不認識鄧穎超？”

    “我當然認識鄧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説。范桂霞是中山大學學生，參加過“新學生社”，擔任過婦女解放協會執行委員。中山大學斜對面便是廣東區委，她經常到那裏找鄧穎超尋求工作上的幫助和指導。

    “你知道鄧穎超現在在哪？”周恩來關心地問。

    “我聽説，她已到了上海。”

    “你沒有騙我？”周恩來認真問范桂霞。

    “我怎麼會騙您？”范桂霞搖搖頭，認認真真回答。

    這下周恩來才徹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和鄧穎超開始了在上海的地下鬥爭和生活。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分別於1931年底和1932年4月來到了中央蘇區。

    在蘇區，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直接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慘重失敗，十萬紅軍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長途。沒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連周恩來這位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圖上的紅鉛筆要指向哪？

    轉移前，鄧穎超正在患肺結核病，想到漫漫長途之中自己會成為部隊的拖累，她曾向組織上提出要留下來，最後還是由組織上決定她隨軍行動。這項是走還是留的決定的影響要到後來才看得清楚，留在蘇區進行遊擊戰爭的中共高級幹部，許多人都在敵人的魔爪之下犧牲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鄧穎超頑強地支撐著病體，在休養連的隊伍裏艱難行進著。而周恩來則隨中革軍委行動，兩人雖同在隊伍裏，除了在遵義時曾短暫地相聚和有時打個照面之外，平時很難見面。

    紅軍長征到毛兒蓋，周恩來病倒了。

    這次周恩來的病勢十分險惡，且來勢兇猛，連續幾天高燒，不能進食，肝區腫大。鄧穎超聞訊急急趕來，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邊。她俯身看著病勢沉重的周恩來，心中萬分沉重。醫生經檢查，周恩來被確診為阿米巴肝濃瘍，急需排膿。但是當時條件無法消毒，不能開刀或穿刺。只好採取用冰塊冷敷的辦法，控制炎症的發展。

    鄧穎超在周恩來的擔架邊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終於蒼天不負有心人——

    這一天，周恩來早晨終於醒轉，呻吟著嚷肚痛，然後就排出了半盆綠色的膿，就這樣燒慢慢地退去了，周恩來奇跡般地在地獄門口回轉了。

    也許，就是偉大的愛情奇跡挽救了周恩來的生命！但是，鄧穎超又要回到幹部休養連了。幾天的朝夕相處又變成了咫尺天涯，但兩顆心還在不斷撞擊出感情的火花並不斷得到昇華……

    1937年5月，為了治療肺結核病，鄧穎超在組織的安排下化名來到北平西山福壽嶺平民療養院。在這裡，鄧穎超的公開身份是“李知凡太太”。

    這是一次難得的幽靜的休養，可是鄧穎超的心中卻不時掀起陣陣波瀾。時局發展得很快。華北局勢瞬息萬變。由西北大聯合演變成的扭轉時局的西安事變，正在推動中國共産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局面逐漸形成。這種種事變中到處都有周恩來的身影浮現，都有他的智慧在閃光，鄧穎超越發思念起他來了。

    一天，鄧穎超和她的新朋友胡杏芬小姐有了如下的一段對話：

    “我的太太，你的先生是怎樣一位人呢？”胡杏芬問。

    “他呀，濃眉毛，大眼睛，高個兒，闊肩膀，聰明能幹，極有才華，更有氣派，並且有強烈的愛國思想。”這是鄧穎超給周恩來描繪的一幅活脫脫的畫像。

    胡杏芬怎樣也不可能想到，這位被“太太”深愛著的李知凡先生就是不久前在西安古城中縱橫捭闔、力挽狂瀾的大名鼎鼎的著名中共領袖周恩來，而眼前這位聰明溫柔、大方得體的“太太”就是名聞遐邇的鄧穎超。

    1944年11月10日這次離別，是在周恩來為實現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調處下的國共談判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次分別在別人的眼中與平時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可是鄧穎超這樣寫道：

    “這回分別不比往回，並非惜別深深，而是思戀殷殷！這回我們是在愈益熱愛中分別的，何況在我還有歉意繚繞心頭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帶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則嚮往著重慶。有時感覺在分享你與兩岩內外故人相聚之歡呢！”

    這種感情恐怕只有鄧穎超自己才能體會，它屬於私人感情的範疇。有誰知道年屆40的鄧穎超在經歷了20多年的革命實踐和人生風雨後，內心裏存留下怎樣的滄桑和糾結百轉的情愫？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戰爭還在繼續。一個像鄧穎超這樣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為重，哪顧得上小我的悲歡離合的感受？一個革命者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此顯露無疑。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愛，是包容在他們對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大愛之中了。

    《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