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農曆10月26日出生於北京，為家中長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華週刊》45卷第1期上發表《哀魯迅》一文時首用的筆名，抗戰後流亡到武漢參加湖北省委主辦的黃安訓練班時，將自己的姓名改為韋君宜。

    韋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學日本，專修鐵路，是孫中山手下一批年輕人之一，發表文章，從事民主革命活動。1913年回國後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學前身）任教，後到交通部任職，又派長春任鐵路局長。參加修建吉長線、吉敦線兩條鐵路。韋君宜在北京叔叔家裏讀完小學二年級時去長春，入了當地的鐵路子弟小學三年級。鐵路局長魏仲衡很重視鐵路子弟的教育，在長春車站附近辦了一所扶輪小學和一所職業中學，從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請名教師為學生開課。母親司韻芬，為湖北沙市舉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與妹妹蓮一上學前，便在家裏叫她們背誦《琵琶行》、《阿房宮賦》等古典詩詞以及新舊《三字經》等。這是一個不算守舊的家庭，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家裏還為他們延請家庭教師教授英文、古文等課程，此間讀了"四書"、"五經"等古籍。隔段時間,父母還帶領她們去書店購書，以增長知識，培養學習興趣。讀到小學五年級時，為了提高學業水準，家長便把她和蓮一一起送回北平，經考試韋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實驗小學（今師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級。1928年魏仲衡離職，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來。君宜與蓮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後考入南開女中。父親也有了較多的時間親自對她們施以教育，對長女尤其器重，非常關注她的發展，讚賞她的才華。後與人談，她女兒的這支筆頗有《老殘遊記》的風格。

    天津南開女子中學的六年學習生活，使韋君宜一生受益匪淺，為她勤奮上進、憎惡舊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韋君宜曾寫道："在南開我度過了由孩子變成懂事的青年這一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南開除了教給我語文、數學、理化、史地這些基礎知識之外，我覺得重要的是教我打開了眼界。"（《憶南開》）入學不久的一次校慶日，"南開新劇團"排演易卜生劇作《娜拉》，由大學部萬家寶（曹禺）主演，使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外國名劇，在一個不滿十一歲的女孩眼前展現了一個新的天地，從中呼吸到了時代的氣息。"那時人家是大學部學生，可是我是初一小孩子，他當然不認識我，可是我這個小觀眾卻對此戲印象極深。至今，在末幕換上深色衣群的娜拉站在台中央説：'我原來是一個洋娃娃！'訣絕出走的模樣兒，還留在我的腦際。"（《憶南開-為母校南開校請作》）

    南開校長張伯苓以教育改革為己任，派教師到美國、蘇聯學習，回來改革教學，設置新課程門類。"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民族危機已降臨到每個中國人的頭上，校長雖不贊成共産黨，卻很愛國，對屈服日本十分不滿，因此經常向學生灌輸抗日思想。每年學校都舉行"五七"、"五九"、"五三"、"五卅"紀念活動，在學校的運動會上組字"毋忘國恥"、"毋忘東北"，所有教室門上貼有"毋自餒，毋因循，多難足以興邦"、"要沉著，要堅毅，立志必復失土"的對聯。學校設置的《中國近百年史》、《東北地理》、《西洋近代史》等課程，以及"社會觀察"到校外工廠、法院、監獄參觀等活動，對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主主義思想産生了積極的影響。韋君宜是一個敏感多思的女孩，這些校內外的活動，激發了她對民族前途和社會現實的關注，在少作《少年書憤》（1931）中她寫到："隨身半載一薄書，日日讀它又甚余，清夜攤開增我恨，終朝對爾欲何如。"

    高一時，一位激進的國文教師把當代左翼文學介紹給這些"關在教室裏的女孩子們"。這段時間韋君宜閱讀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和蘇俄文學作品，訂閱了《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文學》等文學刊物。上海左翼作家的"熱烈空氣"，使她"簡直著了迷"。這位國文教師還向學生們提出"女青年該看看章秋柳、孫午陽（注：為矛盾三部曲《蝕》中的人物形象）那樣的認識那樣的人是怎麼生活的。--當然，不必那麼浪漫。"韋君宜後來談到，她是從這裡才"劃破鴻蒙"看到另一個世界的。革命的進步的文學作品使中學生韋君宜萌發了對新的社會理想的嚮往與追求，對她日後從事文學創作也産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高中時學校裏還發生了解除進步教師和開除進步學生的事件。她雖然沒有處於這場運動的中心，卻傾向於被開除的教師和學生，使中學生的韋君宜看到鬥爭就發生在自己的周圍。

    置身於中國大變革前奏中的韋君宜，在敏感著時代前進腳步的同時，還只是一個很知道用功的好學生。她的國文課和作文課尤其學得很出色，多次受到教師和學校的嘉獎。到了高年級，她對文學研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高三的一位國文先生以講中國詩史為線索，貫穿名家作品，從詩經、楚辭、古詩、漢魏樂府，一直講到唐詩、宋詞、元曲，中間還介紹《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等作品，並且引導她們閱讀有關的文獻和研究著作。韋君宜很為這些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所迷戀。於是逛書店、選擇參考書成了她一段時間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北京琉璃廠的那些售書者，以驚異的眼光看著這個年少的女學生那種認真選購的神情。她們哪知道這個女孩子當時正懷著想作一個學者的人生夢想呢。臨近高中畢業時，她曾主動向老師交了一篇題為《論陶淵明》的畢業論文。

    韋君宜也從家中的藏書吸吮著文化、精神的營養。除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古典作品，她還看過不少的通俗作品，直到九十年代還能記得一大串。《再生緣》是她母親經常讀並推薦給她的一篇長篇彈詞，上小學時就讀過，上中學後仍很著迷，讀了不止一遍。"這本約兩百年前的婦女作品，使一個十六歲的我自覺到我是一個婦女，我將來要走的路是艱難的。"無獨有偶，幾十年後，曾任清華中文系教授的陳寅恪和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這兩位大師，都曾為此書及其作者，付出過很大的熱情。看來韋君宜這時更多的是從課內外的閱讀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

    韋君宜性格內向，是個感受敏銳、善於思考的學生。她似乎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個作家，但她卻知道怎樣使用手中的筆"自抒胸臆"，為自己也為她人"請命"。高中臨近畢業時，她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經歷。在河北省教育廳臨時組織的一次中學畢業會考中，她的化學課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績。而且在天津《大公報》連續兩天將考試按及格生、一兩科不及格生和三可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單公開登載出來。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弧為（南開，女，化學）。雖然官方註明"以上學生均發給報考升學證明書並準參加下屆各該會考"，可對於一個自尊自強的女孩子來説，無異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她無顏面對父母親和師長同學，甚至産生了輕生的念頭。但她覺得教育當局也太不講理，於是她振作起來提筆給這份報紙寫了一篇稿子，要求他們幫助中學生評評理。《大公報》還真幫助了中學生的忙，這篇短文很快在該報"會考問題特刊"欄登了出來，而且在社論中還引用了這個中學生的呼聲，表示了贊同與支援。這篇散文體的説理文在層層説理中筆調委婉而犀利。文中開宗明義提出拖到一年後補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乾淨，大約拖來拖去。這張中學畢業證書永不會到手，也就只有'死而後已'。"但是"教育廳難道竟是要我們過年年應考'死而後已'的生活麼？"文轉机爾呼籲"把補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們為會考而預備的書還沒全忘，再加緊念幾星期，也許會一考及格免了這身上背的'不及格學生'的牌子，這個成不成，我為我一個人請命，同時也代許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學請命，願教育廳注意及之。"當我們幾十年後看了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時，只覺得作者聰敏過人、文思敏捷，在這個少年人身上蘊藏著一股對"不講理" 的社會現實進行抗爭的精神。

    二."清華園"的崢嶸歲月

    1934年9月，韋君宜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三所高校同時錄取，面臨著人生的第一次選擇。她原是對文學很感興趣的，但當她確定自己的攻讀方向時，卻選擇了清華大學的哲學系，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等都執教於此。其中的思考，韋君宜後來曾談到，是想"探討一些更深刻的東西"，如同很多青年學子一樣。她的志向是攀登學術研究的高峰。於是她成了清華十級新生中的唯一女生。系主任馮友蘭把這批十來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家中談了話，著重介紹了哲學系的課業情況。

    清華女生宿舍靜齋有一個很幽靜的環境。宿舍後面環圍著一帶小丘，生長著密密的樹叢，不遠處一片湖水便是有名的"環池"，再遠眺就是一帶西山。宿舍前門面向一條南北走向的人行道，橫過人行道是一條小溪環繞著的錯落的樹林連著寬闊的草坪。草坪的北部便是校園中心的大禮堂、圖書館和工字廳了。在這裡韋君宜開始了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