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目的一個:讓我們黨永遠記住歷史的教訓，不再重走過去的彎路。讓我們的國家永遠在正確的軌道上興旺發達。

    ——韋君宜

    2002年1月26日，在病榻上頑強奮戰16載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總編輯、社長、作家韋君宜與世長辭。在她生命的最後18天裏，女兒楊團用音樂送她遠行。全身癱瘓只能靠呼吸機呼吸的韋君宜，噙淚聆聽了她年輕時代的歌曲，從《畢業歌》、《五月的鮮花》、《黃河大合唱》、《延安頌》到《歌唱祖國》……她在追思自己和同伴們那只有珍惜沒有追悔的青春之歌！

    ■那其實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我們的民族精英當時都具有單純至透明的時代感情！

    韋君宜生長在一個從知識分子變為官僚的家庭。她從小愛好文學，12歲前讀完了《紅樓夢》和《三國演義》。求學天津南開中學的韋君宜受著人文精神的熏陶。國文教師田驄教學生有選擇地讀當時的進步刊物《北斗》、《文學月報》，以及《新俄學生日記》、《鐵流》、《毀滅》等進步書籍，

    契訶夫、屠格涅夫和魯迅的作品。當時的韋君宜被30年代階級壓迫和一切不平等的社會問題所震撼。她嚮往光明，遂向報刊投稿直抒胸臆，她以熾烈的情感寫道：“我隱約聽見你（指進步力量）在人間的另一角叫我，想找你，卻又不知道怎麼能打通從我這兒到你那裏的一條路。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假如我找著你了，無論那路上有多少沙石，多少荊棘，我也情願去走的。你告訴我！告訴我路徑在哪！我再向你説一次，我真的能夠奉獻我自己啊！”

    80年代初，韋君宜總結這一段思想經歷時説，那時“人極幼稚，但是文章的産生卻發自內心，因為當時我正熱戀著革命，熱戀著我的祖國”。

    1935年，韋君宜高考連中三元，被清華、北大、燕大同時錄取。父親看到女兒如此爭氣，逢人就誇，“從此可走上不讓鬚眉的通衢大道”。他多次與女兒講，要送她去美國留學。韋君宜進入清華大學時北京正處於危機存亡關頭，前門車站站牌寫著日語片假名，“何梅協定”、“塘沽協定”，18歲

    的韋君宜痛苦至極，她在一篇散文《告訴》中寫道：我不知道向誰告訴，可是我遏止不住那要流出來的聲音。

    此時救亡運動開始，韋君宜“遏止不住”地捲進了救亡運動。 “一二九”第二年，她入黨了，擔負校外社會工作。社聯，婦救會，民先隊還做地下黨幹事。這時期，韋君宜較多地讀了魯迅作品。由於這一段革命者生涯，她感覺進一步懂得魯迅。這時，《花邊文學》、《偽自由書》、《準風月談》陸續問世，她是出一本買一本。同時，她還開始涉獵其他進步作家的作品，眼界更加開闊，也從魯迅作品中汲取了深刻的思想源泉。

    韋君宜在大學裏已開始寫作，她是清華有名的“筆桿子”。當時“靜齋壁報”清華週刊刊登的一些鋒芒畢露、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文章，大都出自她的手筆。韋君宜還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幹。當談到一二九運動時，她説：“一二九運動決不只意味著一次遊行，它在北平就延續了一年零九個月。更重要的，它培育出了一代人——成千上萬為祖國和人民甘願獻出自己一切的戰士。他們犧牲的時候，最年輕的只有20歲，最年長的也不超過30歲。這些年輕的烈士，無私地用自己的鮮血作肥料，澆灌了祖國的土地，從這土地生長出自由解放的花朵。” 在犧牲的一大批優秀的學生黨員裏，有韋君宜的戀人孫世實，年僅20歲。

    1939年韋君宜到延安，工作在中央青委。她做過農村工作，當過教師，也編過小報，還穿軍裝跟著隊伍到晉西北。去延安之前，她有過個人不幸，但是她覺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會好了，黨將愛撫她，撫平她的創傷，給她安慰和溫暖，鼓舞她拿起槍來繼續戰鬥。那時候他們傳唱蘇聯歌曲：

    　人們驕傲的稱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

    　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

    　無分人種黑白棕黃紅。

    現在有人説，那種感情是一個人年輕時幼稚單純的感情。韋君宜卻説，那其實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我們的民族精英當時都具有單純至透明的時代感情！

    新中國成立後，她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此後她調任北京市委文委副書記，主管宣傳工作。韋君宜1981年2月任總編輯，1983年10月任社長，直至1985年12月離休。在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期間，韋君宜為出版社發展嘔心瀝血，對出版社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對編輯隊伍的建設、選題的開發和出版計劃的制訂、團結著譯者等方面都做出重要貢獻。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韋君宜以巨大的熱情和魄力推動文學出版社的撥亂反正，使各種業務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1979年，為了緩解“文革”所造成的書荒，她主持集中推出中外文學名著近50種，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成為新時期文學出版業復興的先聲。為了推動新時期文學事業的發展，她于同年主持召開全國中長篇小説作家座談會，邀請文藝界領導和各地作家四十余人到會，就文學創作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這次會議對促進作家的思想解放及其後的創作繁榮，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粉碎“四人幫”後她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文學創作，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説《母與子》、《露沙的路》，中篇小説《洗禮》，小説集《女人集》、《老幹部別傳》、《舊夢難溫》，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國情》、《海上繁華夢》，回憶錄《思痛錄》等。

    ■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産主義裏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産主義真理的信徒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人民對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進行反思。韋君宜在一篇文章中説：“許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筆來，寫自己遭冤的歷史，也有寫痛史的，也有寫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嚴肅姿態客觀寫歷史的，有的從1957年反右開始寫，也有的從胡風案開始寫。”她自己也以過來人的經歷加入到歷史反思者的隊伍中。

    她寫道：“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有必要回溯走過的道路。我們只有從成功與失敗的比較中，才能做出正確的思考與認識。我們現在的認識水準，顯然已經超過了建國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從長遠的觀點看，錯誤與挫折只是一時現象，我們的事業因之更有前途，我們的黨因之更加成熟。

    “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産黨員。為什麼當共産黨？開始，我並不知道什麼是共産主義。我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富，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學起，學校就教我們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國史。告訴我們日本馬上就要打進中國來了，報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覺得，我們和日本不共戴天。中

    國人都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與日本人和談結束。報上只説敦睦邦交，不談抗日。有什麼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只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説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成立‘冀察政委會’這種事情，連右派也震動了。還和日本和談退讓嗎？最簡單的一點愛國心使我對國民黨政府産生反感。

    “接著是‘一二九’運動，我們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報紙上對於愛國運動只字不提。我們回到學校，憤怒充滿胸膛。政府不支援愛國，只有共産黨才説必須抗日，左派刊物高呼無保留地支援學生抗日運動。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産黨的旗幟下。

    “我明白了我要愛國，必須從此全身心跟著共産黨。我覺得共産黨這麼不顧一切苦幹，看來是真的能夠為人民、為祖國而犧牲一切，這是值得我一生永遠跟隨的。人能夠如此，這才是真正的光榮，是人的價值的實現。

    “入黨後我從不懷疑黨的光榮偉大。為這一點，一切都可以犧牲。多少同學找機會奔往美國學習，我的父母願出資送我留美，而我放棄了這一機會。決心入黨後，我把讀書所得的一切都放棄了。我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鬥者。堅信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説的一切，因為那是我所宣佈崇拜的主義。我並沒有放棄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産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産主義裏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産主義真理的信徒。

    “我想起抗日戰爭剛開始時，八路軍只有三萬五千人。蔣介石有雄兵數百萬，卻丟掉了華北、華中城市。而毛主席謀略出奇制勝，領導我們這一點人深入華北鄉村打遊擊戰，逐漸壯大起來。終於緊緊包圍了平津，蔣軍坐飛機來也趕不上了。也想起當年在延安沒有吃沒有穿，陜北老百姓養不起我們。毛主席定下方針，搞大生産，自己動手。吃盡一切辛苦，不管是誰，人人自己種地自己紡線。到1945年，有吃有穿，困難度過去了，局面扭轉了，解放區站住了。

    “毛主席領導我們得到了勝利，我們全心全意擁護他，他是我們真正的領袖。我跟著黨，受苦受窮，吃糠咽菜，心甘情願。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歷的歷次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

    的。

    “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得失的一切。思索是一步步的……更多的理性分析還是留給後人去做吧！至於我本人，至今還不可能完全説透，我的思維方法也缺少討論這些問題的理論根據和條理性，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們黨

    永遠記住歷史的教訓，不再重復走過去的彎路。讓我們的國家永遠在正確的軌道上興旺發達。”

    ■五月鮮花依舊好

    對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韋君宜無怨無悔。1980年，她與老同學返母校慶賀“一二九”45週年。回家後，她寫下追憶：“愛談往日，這是人類的自然習慣。可是我們談的往日不是一般的往日，是黃金一樣的往日呀！……那時候，進清華大學本來就是上了一塊能夠揚名聲顯父母的跳板，可是我們卻集體在這美麗的校園裏，下了拋棄自己的一切、提上腦袋幹革命的決心！不是一個人下決心，是集體！民先隊！這只是一個團體的名字嗎？不！這是年輕人用自己的心、自己的血淚、自己的前程澆鑄成的理想的標誌！這裡在座的每一個人，我都能給他背出一段使人動心的歷史。那時候，就好像我們這些人永遠不會老的，過不完的燦爛歲月！怎麼這麼快就過完了？我們有一個回憶起來只有珍惜沒有追悔的青春！

    “一想到這篇文章被現在的青年看見後，準會有人説：‘你們都已經功成名就，當然講革命了。’我們就從激動狀態轉到特別鬱悶難受。當然，我們這些老民先隊員現在一般都被叫做‘老幹部’了。可是難道你們就看不出來，我們曾經是多麼純潔，不懷雜質，有過怎樣閃著火花的瑰麗的青春嗎？我們那時可真是誰也沒有想過你們所説的這些‘條件’，就是循著那樣一條路一步一步達到今天的。”

    許多熟知韋君宜的人説，她是個少有的永葆童心的人，是個性情中人。童心生慈愛，慈愛生仁勇，文章生性情。

    1985年10月，韋君宜69歲壽辰之際，她當場誦詩一首，聲明是為即將到來的一二　九運動50週年所作：

    美人遲暮英雄老

    欲寫風華春漸杳

    杯酒情深五十年

    將逢莫道重逢少

    五月鮮花依舊好

    一曲歌終千緒繞

    可有豪情似昔時

    殷勤拭眼刪殘稿

    ■文／思念

    《北京青年報》200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