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潔若説，蕭乾留下的身後事，夠她忙上十年。她告訴記者，蕭乾在世時，喜歡養花、看電視，等他過世後，她立刻將電視機用一塊大單子包了起來，裹得嚴嚴實實，斷了看電視的念頭，這樣可以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去

    現年75歲的文潔若身體健康，繁忙異常，居所內擺滿了各種書籍和資料，一個人操持著一大堆雜事。她説，蕭乾留下的身後事，夠她忙上十年。她告訴記者，蕭乾在世時，喜歡養花、看電視，等他過世後，她立刻將電視機用一塊大單子包了起來，裹得嚴嚴實實，斷了看電視的念頭，這樣可以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們夫妻以前搞起翻譯來，就各幹各的，蕭乾在書房，文潔若在客廳裏，“常聽見蕭乾跟客人聊天”，他們之間卻捨不得浪費時間聊天。所以，蕭乾去世，她並“不覺得空虛，失去談話夥伴”，反而有幹不完的事情，她曾經不無打趣地跟前來拜訪的朋友言及自己，“瞧，這老太太真能幹活！”

    在文潔若的一篇文章——《蕭乾走後》中寫道：“事實證明，將近兩年來，比我預料的還要忙。”她列舉了一系列蕭乾的身後事：

    一部45萬字、600多頁的《微笑著離去：憶蕭乾》，包含了對蕭乾逝世的新聞報道、各界追念、唁電、唁函、挽詞，以及首次發表的蕭乾舊作等。

    整理出版《余墨文蹤》。

    計劃出版《蕭乾、蕭桐書信選》。蕭桐為蕭乾的兒子，在國外生活。

    與台北一家出版公司簽訂合同，出版修正版的《尤利西斯》。文潔若在修訂序中表示：“我一定在有生之年，向讀者奉獻一部比較滿意的《尤利西斯》新譯本。”

    出版重印版的《英國版畫集》。該書是蕭乾1947年所編，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了一版。

    再版蕭的舊作《人生採訪》，新版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出版中英互譯的《蕭乾翻譯全集》……

    總結下來，有七八件事，文潔若都獨自或協助別人去完成。採訪時記者發現，她正忙於翻譯一本叫《莫瑞斯》的長篇，其實也與蕭乾有關。《莫瑞斯》是英國作家EM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的一部長篇，寫的是一個同性戀者如何備受訛詐，苦不堪言。因為涉及到隱私，據説福斯特有此

    癖好，該書在福斯特死後才發表。1941年，身在英國的蕭乾結識了福斯特，後來他在康橋上研究生研讀心理派小説時，把福斯特作為其研究對象，兩人都好寫信，書信往來頻繁，福斯特還特意取出《莫瑞斯》書稿給他看。可惜這場中英文學友誼最終卻因政治原因終止了。解放後，福斯特曾託人帶給蕭

    乾一本新書和一封信，蕭考慮到當時的政治風氣婉言拒絕了。直到1984年蕭乾重遊康橋時發現福斯特將蕭所有信件都銷毀，友誼被一筆勾銷。

    文潔若告訴記者，這本書很快就將譯完，算是了卻蕭乾的一樁宿願。

    ■閱讀蕭乾、文潔若夫婦的集子，撲面而來的感受是一次對現代文學的總復習

    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有的人則是一部通史。蕭乾當然為後者。閱讀蕭乾、文潔若夫婦的集子，撲面而來的感受是一次對現代文學的總復習，文潔若對日本文學的廣泛涉獵，對日本現當代作家不偏不倚的評價，尤其是蕭乾到英國留學，展開多姿多彩的《大公報》記者生涯，親身與英國文壇親密接觸（40年代英國有影響力的作家比較多，喬治奧威爾就曾在文章中親切地提及蕭乾），加之早年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主力，京派小説代表作家，30年代創作了中篇小説《夢之谷》，它是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之作，以及與沈從文、巴金和冰心等文學巨擘的交情不淺，都使得他個人的經歷帶有強烈時代性。他可以站在第一人稱的角度審視文學變遷，蕭乾所寫的掌故可謂文學史一大看點。蕭乾去世後，對他懷有深厚好感的英國人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英國《泰晤士報》1999年3月31日的報道中寫到：“蕭乾是中國戰前最優秀的文學天才之一……”

    在他晚年，其作品氣勢如雨後彩虹，既有豐富的層次，又充滿感情。蕭乾一生翻譯創作了800萬字，其中一半寫于他69歲至90歲那段暮年時光。冰心曾開玩笑説，“哪都有蕭乾的文章”，指的就是蕭乾暮年創作力太旺盛了。文潔若介紹説，蕭乾寫文章往往一氣呵成，黎明即起，寫上四五個小時，然後去處理文史館的事務性工作。他是文史館館長。1979年2月，69歲的蕭乾平反，確認1957年的“右派分子”為錯劃，恢復了創作自由。“1979年至1986年，他寫的好作品最多，”文潔若回憶説，“《未帶地圖的旅人》、《北京城雜憶》，譯作《培爾金特》，都寫于那段時間。但是後來他轉向了翻譯。”

    以後，蕭乾80歲高齡時開始與妻子文潔若一道翻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天書”《尤利西斯》，該書被稱為“英文小説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他們花了四年時間譯完，稿酬只拿區區千字35元人民幣。有意思的是，蕭乾雖然欣賞喬伊斯的安貧，欣賞他寫小説時如散文詩一般的萬千氣象，但對他的文學追求卻並不贊同。他多次稱喬伊斯為文學的叛徒，認為“意識流”是死衚同，中國更需要接觸現實人生的文學。

    1982年年底，他在編完《蕭乾選集》（四卷本）後，寫了代序《一個樂觀主義者的獨白》。樂觀主義是蕭乾晚年的精神基調，幾乎所有親近的人都回憶起了蕭乾晚年“絕類彌勒”式樂天而寬廣的心懷。

    舒乙説，“蕭乾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成熟的象徵。”他晚年的作品和思想“極成熟，極聰明，它們尖銳，但不刻薄，它們深刻，但不生僻，總是那麼通情達理，總是那麼有力有理有節”。而徐城北以“圓滿自如”一詞來形容蕭的境界。

    ■在生活中，我們都是旅人，所以這也適用於每個人。做到完全無悔是很難的，儘量少做日後會悔恨的事卻是可以做到的

    蕭乾晚年最提倡的是“不講假話，儘量講真話”，這使人聯想起巴金所堅持的“講實話”。它們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思想武器對“文革”的撥亂反正。蕭乾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文中寫道：“我相信人類的活動總是從不合理走向合理，從少數人的利益走向多數人的利益，從專制走向民主。”

    去年第12期香港《明報月刊》刊登了一篇題為《我與沈老關係的澄清》，署名為蕭乾。在其家中，文潔若女士將發表在2001年3月10日的國內報紙《湘泉之友》報提供給記者，上面也刊登了這篇文章，不過標題更為委婉：《吾師沈從文》。這篇文章成稿于1999年1月30日，是蕭乾先生“在北京醫院的病房裏零零碎碎寫出來的”，蕭乾曾叮囑妻子在適當時候發表。

    這篇文章基本上是蕭的自傳《未帶地圖的旅人》之節略。其中談到與沈從文的關係讓人感到興味。首先他寫道，“他是我的恩師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我最初的幾篇習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筆跡。”隨後，沈把自己的社會關係介紹給蕭，全力提攜他，致使他獲得了赴英留學的機會。

    1946年蕭乾回國定居，1947年5月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中國文藝往哪走？》的社評，闖了大禍，被斥為“反動文藝”的典型之一。蕭乾認為，受此影響，在以後的政治鬥爭中，他與沈的關係逐步變得僵硬，沈還曾“在文聯大樓禮堂公開批判我”，説他“早在30年代初就與美帝國主義進行勾結”。70年代初，蕭乾擔心沈所住的東堂子衚同交通亂，不安全，就“在為自己的住房奔波的同時，也頻頻為他呼籲”。沈從文知道後，頗為不快地拒絕了，“我認為他的用意無非是奉勸我這個‘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閒事。”“後來我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説一旦他去世，不許我參加追悼會，不許寫悼念文章。”

    “文革”後，“沈老師和我的關係已解凍了”，1988年春天，“《人民日報》的記者李輝告訴我，沈老師同意見我。”但，隨著沈從文5月去世，他們終究沒能見上最後一面，也留下了一些無論當事人還是後人都難以説清楚的東西。

    蕭乾在1994年5月發表的《給青年朋友們》一文結尾説：“在生活中，我們都是旅人，所以這也適用於每個人。做到完全無悔是很難的，儘量少做日後會悔恨的事卻是可以做到的。”

    這句話也可以用來結束本文。

    ■蕭乾生平

    1910年1月27日，生於北京，蒙族。為遺腹子。11歲時喪母。少年家境貧苦，有一位美裔堂嫂給了他英文啟蒙。

    1928年冬，應同學之邀，去汕頭一中學教國語。次年春天，與一小學女教師相戀，初戀以悲劇告終。其成名作中篇小説《夢之谷》就是根據這個真實故事而寫成的。暑假進入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

    1930年，因採訪而結識沈從文。

    1933年，轉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得到斯諾的賞識。在沈從文編的《大公報》“文藝”上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説《蠶》。年底結識巴金。

    1938年，發表中篇《夢之谷》。

    1939年9月赴歐，開始了7年海外生涯，一邊當老師，一邊做《大公報》駐英記者。

    1943年，為奔赴歐洲大陸採訪戰局，而放棄了康橋大學王家學院的碩士學位。

    1944年秋，領到隨軍記者證，成為這時中國“在西歐戰場上唯一的記者”。

    1945年3月，赴美國舊金山採訪聯合國成立大會。7月，採訪波茨坦會議。10月，赴紐倫堡採訪對納粹的審判。

    1946年3月回國。

    1947年，特寫集《人生採訪》出版。

    1954年5月，與文潔若結婚，她是他第四任妻子。

    1956年，譯作《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好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出版。

     　1957年，錯劃為“右派”。

    1962年，譯作《裏柯克諷刺小品選》出版。

    1964年，摘掉“右派”帽子。

    1966年，被揪鬥，抄家，所藏圖書、研究資料及文稿全部丟失。

    1978年，開始著手翻譯易卜生詩劇《培爾金特》。

    1979年平反，確認“右派”為錯劃。4月編選《蕭乾散文特寫選》，並寫長篇文學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作為代序。5月開始著手編輯《楊剛文集》。楊是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傳奇女子。

    1980年，發表又一篇文學回憶錄《一本褪色的相冊》。

    1982年，發表散文《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發表其又一篇長篇文學回憶錄《在洋山洋水面前》。

    1987年5月，《北京城雜憶》出版。

    1989年，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1990年8月，與文潔若開始翻譯《尤利西斯》，歷時四年。

    1999年逝世。

    《北京青年報》2002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