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在北京求學。初次離開父母嘗試異鄉客的滋味,諸多困難其實都不算困難,唯一讓我痛苦的是我的普通話常常讓北方同學笑話,我突然發現我説話很不利索。第一個寒假後返回大學,我好心好意拿出家鄉的橘子讓同宿舍同學品嘗,一個東北同學臉上露出一種狡黠的笑容反問我:你請我們吃什麼?吃橛子?我説:怎麼,你不喜歡吃橛(橘)子?那個同學大叫起來:你才愛吃橛子呢,是橘子,不是橛子!我一下子面紅耳赤的,旁邊有同學向我解釋,橛子在東北一些地方方言中與排泄物意思一致。我訕訕而笑,對自己的語音從此有了痛楚的感覺。
後來我一直努力模倣北京同學説話,開始時舌頭部位有點難受,漸漸就習慣了,不卷舌頭反而不會説話。有個上海同學跟我常在一起,我總是批評他説話都是唇齒音,不懂卷舌。他當然不服氣,説我亂卷舌,於是找一個北京同學來評判。我記得那個同學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們兩個南方人,沉吟了一會兒説,你們説得還不錯,不過聽上去一個舌頭長了點,一個舌頭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當然屬於舌頭短了一截的。就這樣短著舌頭説了幾年話,畢業離開了北京。據我的幾個朋友回憶,我初到南京的時候是説著一口京腔的,那大概不是恭維,因為我聽出朋友們的潛臺詞,意思是説你到南京這麼多年,普通話已大不如從前,已經很不標準了。我不以為然,我覺得只要我想説好就能説好,但事實證明我的自信沒有根據。有一次一個10年未見的大學同學給我打電話,聊了一會兒他突然大叫起來,説:你的舌頭怎麼啦?我驚愕地反問道:我的舌頭怎麼啦?他説,怎麼又向前竄了,整個一個南蠻噘舌之人!
這個電話讓我百感交集,我想這對於我大概是個無法置換的悲哀,我的舌頭又出了問題!在經過了多少年風雨之後它回到了原先的位置,按照慣性在我的口腔裏運動,我知道我現在説著一口無規無矩的南京腔加蘇州腔的普通話。
或許這不是悲哀而是我的智慧。人類其實都一樣,他們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適時地變換語言,人類永遠比鸚鵡高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南腔北調的由來。
(摘自《蘇童散文》,蘇童文,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光明日報200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