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在北京求學。初次離開父母嘗試異鄉客的滋味，諸多困難其實都不算困難，唯一讓我痛苦的是我的普通話常常讓北方同學笑話，我突然發現我説話很不利索。第一個寒假後返回大學，我好心好意拿出家鄉的橘子讓同宿舍同學品嘗，一個東北同學臉上露出一種狡黠的笑容反問我：你請我們吃什麼？吃橛子？我説：怎麼，你不喜歡吃橛（橘）子？那個同學大叫起來：你才愛吃橛子呢，是橘子，不是橛子！我一下子面紅耳赤的，旁邊有同學向我解釋，橛子在東北一些地方方言中與排泄物意思一致。我訕訕而笑，對自己的語音從此有了痛楚的感覺。
後來我一直努力模倣北京同學説話，開始時舌頭部位有點難受，漸漸就習慣了，不卷舌頭反而不會説話。有個上海同學跟我常在一起，我總是批評他説話都是唇齒音，不懂卷舌。他當然不服氣，説我亂卷舌，於是找一個北京同學來評判。我記得那個同學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們兩個南方人，沉吟了一會兒説，你們説得還不錯，不過聽上去一個舌頭長了點，一個舌頭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當然屬於舌頭短了一截的。就這樣短著舌頭説了幾年話，畢業離開了北京。據我的幾個朋友回憶，我初到南京的時候是説著一口京腔的，那大概不是恭維，因為我聽出朋友們的潛臺詞，意思是説你到南京這麼多年，普通話已大不如從前，已經很不標準了。我不以為然，我覺得只要我想説好就能説好，但事實證明我的自信沒有根據。有一次一個10年未見的大學同學給我打電話，聊了一會兒他突然大叫起來，説：你的舌頭怎麼啦？我驚愕地反問道：我的舌頭怎麼啦？他説，怎麼又向前竄了，整個一個南蠻噘舌之人！
這個電話讓我百感交集，我想這對於我大概是個無法置換的悲哀，我的舌頭又出了問題！在經過了多少年風雨之後它回到了原先的位置，按照慣性在我的口腔裏運動，我知道我現在説著一口無規無矩的南京腔加蘇州腔的普通話。
或許這不是悲哀而是我的智慧。人類其實都一樣，他們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適時地變換語言，人類永遠比鸚鵡高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南腔北調的由來。
（摘自《蘇童散文》，蘇童文，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光明日報2000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