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細微末節入手，而又擺脫具體歷史事件的束縛，找尋更為準確的歷史時代特徵，此謂大歷史觀。如通過選擇最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來表現一個朝代的主要特徵。
●舊體制的日漸沒落與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是社會轉型時代的特徵之一。就此而言，晚明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由傳統向近代發展的社會轉型時期。
黃仁宇教授的《萬曆十五年》一書，作為一部成功的歷史學著作，出版20餘年來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讀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學界，這實在是一件值得史學工作者們思考的事情。黃仁宇先生是華裔美籍史學家，也是華裔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法國年鑒派學術代表人物。他的學術特點在於對歷史的宏觀把握，雖然從一人一事入手，從一個年份説起，所要説明的卻是一個時代的歷史，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的關鍵所在。
在對於人物歷史活動的敘述中，他強調將人物與歷史大背景結合起來，且不放過人物的個性特徵，從而使那些本來被史學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現于讀者面前。這大概也正是《萬曆十五年》獲得眾多讀者的原因所在。
關於“大歷史”
關於“大歷史”，黃仁宇教授在他1985年為台灣食貨出版社第一版《萬曆十五年》所作的《序言》開頭寫道：“《萬曆十五年》一書雖説只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跡，在總設計上卻屬於‘大歷史’的範疇，‘大歷史’與‘小歷史’不同，則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跡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是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時社會輪廓，儘量勾畫，庶幾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
這與我們過去傳統的治史方法是有明顯不同的。明明是要寫一個相對宏觀的歷史時代，但是卻似乎只是在寫這一年的歷史，而不是像我們常見的那樣去論述一個時段，如某朝初或者某朝末，或某個盛世、亂世等。明明是要以16世紀的歷史為論述的目標，卻從一些表面上看來是“末端小節”而“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入手。更為與眾不同的是黃仁宇教授選擇了萬曆朝一個通常被看作是絕非重要的年份開始了他對於“大歷史”的勾畫。
萬曆時代在明史上被稱作為晚明時代。萬曆朝堪稱明朝的多事之秋，當然也確有一些重要的年份，如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萬曆二十年援朝戰爭，萬曆二十四年礦監稅使的派出，萬曆三十一二年間的“妖書案”，萬曆四十三年起的“三案”，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之戰等。與這些年份相比，萬曆十五年雖然有海瑞、戚繼光的去世，但終究只能算作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年份，也即如其英文版的書名：
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但是作者卻偏偏選擇這樣一個年份入手，這也恰恰體現出了其用心所在。這不僅因為那些通常被當作歷史上重要的年份其實恰恰是作者所説的那種“小歷史”的重點，只有擺脫這些具體的歷史事件的束縛，才能夠去找尋更為準確的歷史時代特徵。而且對於這個所謂“無關緊要”的年份，作者也有他的獨到見解。
談“大歷史”從歷史的細微末節談起，從不大為史家們通常注意的史實談起，這應該算得上是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一書的一個突出特色。例如他並不像人們通常的那樣去批評萬曆皇帝的荒怠，而是將其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強迫他立太子的一種報復。黃仁宇由此而提出了一個看法：“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幾個歷史人物的評價
書的名字雖然叫作《萬曆十五年》，但書中的章節卻完全依人物而設，一共寫了六個人物：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已經去世的張居正、清官海瑞、軍事家戚繼光、哲學家李贄。六人當中，除去海瑞、戚繼光於是年去世外，其餘諸人的活動，在萬曆十五年並不十分的關鍵。但是既然有是年的活動，也就可以由是年而引申，並透過這些人物的活動去表現萬曆十五年所代表的萬曆時代。
與選擇萬曆十五年這個無足輕重的年份全然不同，作者選擇了六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萬曆皇帝且不必去説。首輔申時行是當朝政府的最高文職官員。張居正則曾經在萬曆初期專權十年，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此時他雖已去世五年，這個世間已無張居正的時代卻絕非沒有張居正的影響。將海瑞稱之為“古怪的模範官僚”，這很是體現了作者所持的歷史主義眼光。在萬曆時代，面對腐敗日趨嚴重的社會性的放縱，一個像海瑞那樣追求傳統模範的官員就不僅會被視作古板，而且會被視作古怪。戚繼光以抗倭和駐守北方防線而聞名于史冊，本書在強調他的軍事天才的同時，特別稱之為“孤獨的將領”，這也就將他放置到了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中來作評價了。李贄作為一位思想激進的哲學家，對當時的時代表現出了明顯的叛逆性，並因此而捲入了政治漩渦之中，書中對他的評價是“自相矛盾的哲學家”。
事實上作者選出的這六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雖然包括有皇帝、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但他們顯然都對當時的政治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不僅如此，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選擇這些歷史人物，就不僅要能夠表現萬曆朝的歷史，而且要能夠表現出萬曆朝的那種英雄氣短的末世之態。
書中幾乎所有的章節都圍繞著這樣一種政治情結，在《世間已無張居正》一章的開首便這樣寫道：“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的陷於‘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以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每況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張居正的悲劇源於他以個人權威所進行的改革觸動了整個文官集團；申時行的悲劇在於他不得不降低張居正的標準而被視作“首鼠兩端”；海瑞則以個人對於制度的遵循去對抗全社會的腐敗風氣，當他再次提出用太祖時代的“剝皮實草”去對付那些貪污的官員時，大多數人自然也就對他敬而遠之了。戚繼光作為一代軍事天才，卻由於受知于張居正，而在居正死後遭到政治上的打擊。他所進行的軍事改革也因此而付之東流。最後一個人物是哲學家李贄。萬曆十五年是李贄出家的前一年。黃仁宇先生認為李贄在王陽明哲學的影響下“存在著鼓勵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導行動、而不顧習慣的道德標準這一趨向。
1587年，李贄就走到了這條道路的交叉點。”
關於晚明社會的歷史結論
黃仁宇在全書的最後一章總結説：“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這一切都可以歸咎於龐大而無效的官僚體制，尤其是缺乏財政能力。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中説道：
“從大歷史的眼光觀察，應該在讀我書時，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這樣的看法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他甚至認為：萬曆十五年“去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如我們今日讀英人魏黎所作《中國人眼裏的鴉片戰爭》，可見1840年的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
從晚明到晚清，中國社會到底有沒有變化，這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黃仁宇因此而對晚明時代作出的結論卻有一定的片面性。
目前國外學者，包括部分中國學者（尤其是台灣學者）都將晚明時代作為中國近代社會的開端。而大多數的中國學者也認為晚明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社會轉型時期。
所謂社會轉型時代的特徵之一，是舊體制的日漸沒落與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就晚明時代而論，它一方面表現出了政治上的腐朽，另一方面卻表現出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經濟活躍。而這恰恰也正是社會轉型的特徵。這個問題在今天更加引起學界重視。其中至少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在西方列強進入之前，也有一個自身近代化的過程；中國在晚明時代社會轉型期表現出了自身發展特徵；晚明時代的中國在經濟、科技、思想文化諸方面，尤其是士大夫階層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説晚明時代的中國並未落後於當時的西方世界。
倘若一定就西方近代化的道路來看待中國歷史，那麼晚明可以説是一團混亂；但是若以中國自身的發展來看，晚明仍不失為一個尚具生機的時代。
《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