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生命史是顛倒的，先老年，後中年，再青春。一句話，中國人越活越年輕。這不是我的發明。早在1900年，激情四溢的梁啟超就曾站在本世紀的地平線上這樣“一言以斷之日，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我們先把梁啟超的一腔熱血放在一邊。我注意到，在一些人文著作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一到了晚明突然變得天真起來了，燦爛起來了，澄澈而又靈動，飄逸而又自主，讓我們看了都難受，我怎麼就沒有生在晚明的呢？當然，論述者並沒有忘記補充，晚明文人的這種變化原因有二：一、專制，二、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其實，封建史數千年，專制何處沒有？何時沒有？關鍵是文人們自己醒了，像亞當偷吃了禁果那樣，“鐺”地一下，眼睛亮了。我讀書極少，但在極其有限的閱讀裏我産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嘉靖、隆慶之後的“我大明”不是中國文人的“孩提”就是中國文人的“青春”。晚明的文人成了中國史上的新人類，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他們在晚明這條小路上來了一次大撒把。天真多好，燦爛多好，孩提幸福，青春萬歲。只要別做李卓吾，殺頭可不是碗大的疤，只要別做徐青藤，搗碎自已的睪丸有點疼。做一做紈绔子弟張宗子就不錯，有精舍、美婢、孌童、鮮衣、美食、駿馬、華燈相伴，夫復何求？張大復也行，一潭水，一庭花，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遙三十年，實在無聊了，就弄點病生生，反正閒著也是閒著。明代好哇，它“覺醒”了，勃起了，它是中國文人的青春期。這一點在邏輯上倒是説得過去的，如果説，1900年的“我中國”是“少年國”，那麼，按照顛倒的邏輯，三百年前的“我大明”不是中國人的第一次夢遺又是什麼？晚明的文人天真爛漫，童趣盎然，通體透亮，一片冰心在玉壺。
當然，我們並沒有説梁啟超的激情業已構成後人修史的邏輯依據，事實上，我們的論述和梁啟超的話題並沒有多大關聯。必須承認的是，後人們從晚明的背影裏看到了天真，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比方説，晚明的文人就有一張中國史上特別生動的臉。蒼鬱、憂戚的屈原之後，中國文人的臉上就此挂上了屈原式的蒼鬱與憂戚。關於中國文人的臉，年不滿四十的韓愈有過一番自我描摹：“……而發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這句話是經典性的，差不多成了中國知識分子面部表情的大寫真。但是晚明的文人們不。晚明文人們的那張臉不僅特別的生動，甚至都有些斑斕了。為晚明的文人們畫上那副生動臉譜的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又是“本色”（徐青藤），又是“童心”（李卓吾），又是“性靈”（袁中郎），又是“至性真情”（湯義仍），晚明的文人有多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但是我不相信。我只相信用“木馬計”攻克了特洛伊城的古希臘人是天真的，是童趣盎然的，一個稚拙得居然把兒戲當作“計謀”的民族，再怎麼自賞自已的“刁滑”，它也只能是稚拙的。同樣，一個在儒、道、墨、法、釋的大醬缸裏浸漚了數千年、幾乎都已經發酵的民族，到了它的末世突然羞答答地做起了稚拙狀，這就和八十歲的老太太剃起了童花頭，用肘部捂著自己的嘴巴説“還小”差不多了（這個意思李潔非好像有過精彩的論述）。與其説晚明的文人是天真的，毋寧説是表演天真，或日，對天真的一次惡性模倣。對任何人，我們不能聽他們説什麼我們就信什麼。否則，所謂認識歷史，豈不成了古漢語的現代漢語翻譯！所以，面對歷史，我們必須鼓起這樣的勇氣：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先小人，後君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最基礎的層面入手，完整而活潑地把握“人”的命脈。我不相信晚明文人的天真。我不相信他們的本色、童心、靈性、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他們重復一萬遍我也不信。他們老於世故。他們的天真、本色、童心、靈性、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其情態只是最成熟男人的酒後佯狂，裝瘋作傻，倚瘋作邪。質言之，是晚明的文人病了。只不過病得太久，病的人太多，他們就拿這種病態當了常態。在病中，他們抓住了兩項極為“個人”、極為“身體’的集體項目：一、酒，二、性，當酩酊與高潮來臨的時候，他們迸發出了迴光返照式的生命力量，迸發出了燦爛絢麗的暫態感覺，我想，不少人驚呼中國人的“個體生命意識”在晚明的文人身上業已“覺醒”，或許就源於此。
幸好我們有比照。在歐洲，文藝復興差不多可以看成“人”的一次大覺醒、大解放了。“個體生命意識”在那個“産生和需要巨人”的時代得到了空前的大提升。晚明到底是不是我們的文藝復興，我們不去作這種無聊的辨析。然而，要使我們的“個體生命意識”“覺醒”起來，以下三點是最為基本的：即，一、人本精神，二、“人”對未來的強烈希望，三、“人”對個體生命的堅定自信。晚明的文人生活在末世感與卑微感的雙重陰影下面，借助酒與性進行了一次集體自殘與集體自戕，硬把一個（或一群）自我放逐、自殘與自戕的人説成“覺醒”，聽上去簡直是挖苦。文藝復興為我們人類留下了這樣一個詩意盎然的定義：“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定義者是偉大的莎士比亞。晚明文人眼裏的“人”又是怎樣一副暗淡呢？費振鐘在他的《末世幽默》中曾有一段深刻的評説：“人在歷史強力面前，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這種人與生存世界之間的巨大反差，張岱在他寫于崇禎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筆記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種借著自然的廣大無垠而把人在其中成為‘兩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態的流露。”人只是“兩三粒”，還“而已”，晚明文人的關於“人”的傷嘆，由此可見一斑。還是讓我來引用費振鐘的另一段話吧：“明代文人在試圖從理學突圍出來的過程中找不到寬闊的出路，於是只能退回到內心方寸之地討生活。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識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範圍內，認識自我生活的自由意義，這樣他們的個性就越來越走向內在化、趣味化，他們也可能會曠達，但是這種曠達，不是從更加無所畏懼的精神自由的意義上表現出來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絕外在拘束的藉口下，對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離，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謂的個人身心到了‘極無煙火處’。”此言極是。也許，晚明文人的真正覺醒，只是看到了一點：“人”已不再是自身的目的，只是自己的工具，甚至玩具，如是而已。
晚明文人並沒有給我們帶來覺醒。那麼現在，我們也許該真的來談一談專制了。應當説，晚明文人的非常態，專制是導致這種非常態的原因之一，這一點我原則上不反對。但是，我似乎又不能同意。封建文人果真就那麼反感與懼怕專制麼？我看倒是未必。別的不説，僅僅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有相當一部分是“人在江海之上”的長吁短嘆。常識告訴我們，列朝列代的文人真正懼怕的可能倒不是專制，而是失去了被專制的機遇與身份c他們最恐慌的是被專制所遺忘，所埋沒，説得文氣一點，是“英俊沉下僚”，這才合於封建倫理與封建文化，否則，我們又如何去理解十萬進士？明擺著的事實是，清人入關之後，誓死捍衛大明尊嚴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明末的知識分子自己。可以認定，封建時代並無制度關懷，所關注的唯有帝統與宗法。一部《桃花扇》已經極其戲劇化地説明瞭這個問題。只要是正統的“天子”，他們就必須和樂於服從（效忠、規勸、死諫），不正統的則與賊無異，事之則豕狗不如。封建文人從來就沒有反抗封建文化的使命，相反，封建文人最大的天命就是維護這種文化，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帝統的正宗性。而我認為，明代文人的整體墮落，正是維護這種正宗性的全面失敗。
説起“帝統”，我們就不能不涉及大明帝國的那些“天子”了。無論從“宗法”還是從“道統”加以考察，明代的帝係都堪稱中國歷史上的攪屎棍。混亂的“宗法”給明代的文人投下了極其巨大的陰影。先是四年“靖難”。儘管胡適先生説，成祖朱棣的流氓行為“最像他的老子”，但是，成祖的皇位畢竟是從他的侄兒手中搶得的，不是大行皇帝的指派，這無疑就註定了方孝孺的非命。接下來就是復辟。“靖難”之後，英宗朱祁鎮與代宗朱祁鈺哥倆又上演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復辟”戲，這一回死去的是于謙他們。再接下來無疑是曠日持久的“大禮儀”鬧劇了。在這些週而复始而又曠日持久的混亂當中，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呢？是文人們的維護。為此，明代獻出了包括方孝孺、鐵鉸、陳笛、史景清、于謙、王相等人在內的上千顆腦袋。我們看到了明代文人維護“帝係”的純潔性比維護性命更加頑固的決心。明代“宗法”的大混亂，對明代的文人來説，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我們的估計。但是，這一切並不致命。對明代文人構成致命一擊的，不只是混亂的“宗法”，而在“道統”的大崩。朱家父子們把大明帝國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妓院，他們在這座妓院裏不僅當上了首席嫖客，甚至兼起了吧合掌櫃、流行歌手、戲子、蛐蛐賭徒、虐待狂、受虐狂、木器修理工、春藥的義務試驗員，遊龍戲鳳、遊鳳戲蛇。在他們被女人掏空了身軀之後，他們被沒有睪丸的男人扶回了大內，用靜心“齋醮”來打發他們的不應期。於是，從此君王去齋醮，三十八年不上朝。這時的大明帝國，真是問茫茫大地，還有幾許祥瑞；看浩浩蒼天，尚存一穹青空。有一個細節我們是不該忽視的，當皇覺寺的和尚未重八（即後來的朱元璋）做了大明帝國的開國皇帝之後，他的子孫們並沒有把他們的熱情過多地給予佛教，相反，卻對道教如醉如癡。世宗與神宗對方術、青詞、齋醮的執迷説明瞭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朱元漳的子孫們對佛家的“普渡眾生”，虛弱到哪怕是“做秀”的熱情與力氣都沒有了。他們捨棄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佛家精神，急著想要的卻是“我不成仙誰成仙”的道教精髓。其實，所謂“道教”，説穿了只不過是他們枕邊不可或缺的一粒“偉哥”。這一來問題終於出來了，“道統”的大崩，直接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即，“天子”的專制改變了形式（本質當然還是一樣的），直接面對晚明文人的，是齋醮票友（如嚴嵩）的專制，是錦衣衛的專制，是閹人“二姨媽”（如魏忠賢）的專制，一句話，是奴才的專制。人主的專制固然是可怕的，而奴才的專制卻更為恐怖。也就是説，今晚明文人們真正汗不敢出的，絕不止主子，更多的是奴才。同時，這種奴才的專制也使晚明的文人們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目標與意義。晚明文人們真正絕望了。徹底絕望了。除了狂、癡、顛、瘋、病，晚明的文人們看不到任何終極意義，看到的只是終點，也就是末世。概之，晚明文人的病，既不來自於君主專制，更不是什麼“覺醒”，而是第一，因“宗法”的混亂所帶來的極度恐懼；第二，因“道統”的大崩而形成的徹底絕望。這二者構成了晚明文人身上濃郁的、揮之不去的“世紀末”狀態，也就是狂放的遁世。
狂放的遁世直接導致了這樣一個惡果，他們使整個明代社會失去了最有力的增長點。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徹底的和最後的墮落。墮落的標誌是對真正的“人”的“零度”冷漠。有人説，如果滿人不入關，晚明會“自然而然”地把我們的歷史帶向近代。事實上，在徐渭擊碎了他的睪丸之後，整個晚明還有什麼可供我們擊碎？當吳三桂打開山海關的時候，清兵的雙腿以百米衝刺般的速度踏進了大明的紫禁城。這不是一場戰爭，它充其量只是一次權力交接的儀式。它的意義恰恰是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給了精力充沛的專制。
晚明的文人們在他們找到了“自我”，“覺醒”了生命，獲得了自由與天真的時候，他們讓我心碎。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依然是“做穩奴隸”，説到“人”的“覺醒”，只能是“五四”之後，儘管“‘五四’提出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于光遠）。只有真正的“覺醒”，真正意識到“專制”作為“制度”的殘酷，人才有“類”的意義，人的所有努力才稱得上現代性。在此意義上，我讚美偉大的預言家梁啟超，儘管他後來又忙著保皇去了。
費振鐘的《墮落時代》是我近幾年來讀到的一本好書。與其説它是一本關於晚明文人的書，不如説它是一本關於人的書，嚴格地説，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現代性的書。費振鐘“鑽故紙堆”已經有相當的年頭了，南京的顧小虎曾戲稱，“費老是我們當中的最後一個讀書人。”這句話帶有“顧氏語錄”的風格，自然當真不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費振鐘身上那種強烈而又持久的“文人氣息”，使他易於面對歷史的文化呼吸，這倒是不錯的。他那種“設身處地”般的史學情懷與文學情懷使他走近了晚明的文人，讓我們嗅到了“墮落時代”的酒氣，讓我們看到了“墮落時代”縱欲過度後的虛腫眼袋。更關鍵的是，他走近了晚明人的內心，讓我們看到了因為汗不敢出而紊亂不堪的內分泌。而這一切的價值就在於，他提示了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黑暗的時候會出現怎樣的歷史可能，而晚明文人的病，絕不僅僅屬於晚明的文人。費振鐘那種傷神的勞作常使我感嘆不已。在他完成這本書的日子裏，我時常與他在他的書房裏閒坐，而晚明又是他談得最多的話題。那些日子裏，他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他的談話，相反，是他的沉默。我想，這可以理解成近十年來他的當代文學評論文字為什麼越來越少的緣故。可是，在我讀完了他的《墮落時代》之後，我想説的是，從費振鐘的工作與作品中，我看到了意義，那就是，我看到了一個健康的知識分子正為“健康”奉獻著他的才智與努力。一切與文化相關的人，他首先必須是健康的，從骨骼到牙齒，從消化到呼吸，從肝到膽，從血到心。健康並不意味著五毒不侵，然而，健康必然帶來一種從容與昂然的身姿，同時，健康還帶來一種沉著和無畏的步態。
旌旗網上書店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