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不能只停頓在怎樣或如何現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論爭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須是實在的，即能解決現代化的現實問題。筆者提出和合學，就是試圖思考中國文化在人類所面臨五大衝突和西方文化及現代化的挑戰下，如何作出一種回應，以適應中國實現現代化和走向21世紀的實際需要。
一、文化戰略構想的基點
從理論建構上看，和合學是關於21世紀文化發展的戰略構想，它有這樣一些立論基點：
第一、立足於民族文化的世界性發展，把握人類文化衝突、融合的歷史趨勢。由來已久的"中西之辯"，儘管歷時一個世紀有餘，但是至今仍辯而不明，論而不決。究其原因，除價值觀的差異之外，也在於辯論的各方諸派缺少一種全人類的戰略眼光，未能貫徹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標誌並區分民族文化，雜染著較濃的地緣政治色彩。因此，無論主張"中體西用"，"西之中化"，還是主張"西體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諾了一個非人類文化的政治前提--一種文化優於另一種文化，優勢文化應當奴役、統攝並同化劣勢文化。百有餘年的"中西之辯"，辯來辯去，焦點是比較優劣，核心是優勝劣汰。
從和合學的人學角度和人學立場來考察，文化是標誌人類生存樣式．意義規範和可能發展方向及道路的整體性範疇。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到的文化形態（類型），都有與全人類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類型及其人文精神雖千差萬別，但卻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類文化和合體中的有機構成元素、因素。只要堅持這種人類的人文戰略立場，貫徹這種和合人文精神，那麼，關於中西文化的優劣比較和取捨選擇，不僅不利於民族文化的世界性發展，而且有悖於人類文化不斷融合的歷史取向。
濾去"中西之辯"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緣色彩，從人文精神的高度來思考，"中西之辯"關涉到的主要問題是東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衝突、融合問題。按照和合學的原理來看，東西文化作為存相，為對等兩端，本身存在著衝突融合的潛能。這種對等衝突融合的潛能，在這兩種文化未發生交流、對話、碰撞形式的關係之前，並沒有的揮出來而各行其是，猶如陰陽對等兩極。在未交合有，陰是陰，陽是陽。只有陽陽交合，"交感"、"交通"，才有衝突融合。在這裡衝突意味著融合，融合亦意味著衝突。由於衝突、融合不斷進行，才誕生一個新事物，即新的和合體。這個文化和合體，不是一次衝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無數次持續衝突、融合的取向。
東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國際政治階段的交流、對話活動有所別，這就是文化交流、對話更應該擺脫政治權利、意圖的干擾，不應該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經濟附庸的幫辦，而應該是平等的、互動的、互補的；同樣，文化的融合與政治上的殖民、吞併亦有本質上的區分，文化融合是人類文化發展、提升的過程。中西文化交流、對話的衝突、融合的過程，就是人類文化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體的誕生。
和合學以中華民族文化發世界化發展為空間性的戰略基點，力求通過對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詮釋，把握人類文化歷史性衝突、融合的理路、脈絡和取向。
第二、立足現代文化的科技化發展，促成傳統文化的創新轉換。時起時落的"古今之辯"，從秦始皇以來，已延續2000多年。近代又伴隨著"中西之辯"的走進了艱辛的理論道路和學術歷程。由於價值觀念上的極端化偏向，或偏向頌古諷今一極，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極，結果人為地製造了一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對立。
從和合學的實踐方式和思維方式來考察，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體歷史演進的兩個歷史階段、兩種歷史形態。它們彼此相繼，前後承接，按照文化進步的時間之矢定向轉換。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近代演為"文化衝突"的大問題，實際上是東西方政治性的、經濟性的衝突在中國文化系統內的射影。人們簡單地以為西方文化是現代文化，中國文化是傳統文化，將地域性的政治對抗轉換為民族性的文化衝突，進而轉換投射為文化系統內的時間觀念衝突。經過這樣的運作，便給人們這樣一個印象，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發展，根本上不是創造性轉換，而是取捨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辯"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們不難發現，"古今之辯"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是兩個創造性轉換：
一是變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動方式，實現實踐手段的技術化革命；二是變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維方式，實現認知工具的科學化革命。
這兩個創造性轉換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義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學價值原則。因此，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轉換，其最本真的戰略意義，就是在堅持和弘揚中國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過對認知工具和實踐手段的科學革命，使中華民族躋身於現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紀文化發展的現實狀況，預見21世紀文化進步的邏輯進程。20世紀人類文化的發展，集中體現為科學技術的進步這一維度上。科學技術是20世紀人類文化的現實基礎和集中代表。儘管人類對科學技術的無約束濫用，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和危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21世紀的文化進步，只能是現代科技基礎上的新發展、新完善。這樣，20世紀裏那些科技欠發展或落後的民族和地區，在21世紀將面臨更強烈挑戰和更嚴峻的生存及發展的考驗。
按照和合學的理論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體的結構地位和功能作用，取決於該元素、因素的實力狀況、能量級別以及它對和合體的貢獻水準。因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想走在21世紀文化進步的行列，雄居人類文化系統的上位，就必須盡最大可能充實自己，儘量大努力拓寬自己生存和發展道路。儘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價，但對於民族的發展和人類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這一戰略基點上，和合學批判那種不切實際的文化保守主義，盲目的科技樂觀主義和頹廢的科技悲觀主義。保守主義不符合文化進步的歷史趨勢，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看不到人的創造智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文化走向21世紀的和合之道，在戰略上是積極進取的，不是消極保守的；是理智抉擇的，不是盲目衝動的。
後兩個戰略基點是時間性的，它們的共同宗旨在於，通過對民族文化內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創新，驅動全民族的創造智慧，牽引中國文化快速轉入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高速公路，結束科技欠發達的現狀，在21世紀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成為人類文化和合體內最奪目、最輝煌的部分。
和合學對21世紀中國文化和人類文明發展前景的戰略預測，既是和合學原理合乎邏輯規則的實踐運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價值準則的理論選擇。它的主題是：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國傳統哲學文化中的人學與和合理想；瞻望人類文化智慧化、和合化和資訊化的和合前景。實現這三個宏大的主題，和合學必須轉換自己的功能角色，實現從文化價值觀到文化方法論的轉換。
二、價值度量與智慧創造
和合學能否成為一種嚴謹的文化價值理論，進而昇華為文化價值哲學、一般價值觀與方法論，從元理論與元邏輯角度講，主要取決於和合學能否為自己鋪墊一塊堅固的理論基石，凝結一個踏實的邏輯核心。筆者認為，和合哲學的理論基石或生長點、邏輯核心和樞紐工程，當是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整體對應，學理際進，血脈相承的中國文化和合價值學。
和合學的立言宗旨，創學標的，是為了化解20世紀人類文化系統內的價值危機和衝突，進而設計21世紀人類文化發展的戰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價值和合這一跨世紀的全球性問題。和合學的理論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國文化價值系統中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國文化價值系統，是和合學永遠得以滋潤和哺育的源頭活水之一。依據現代學術通行的邏輯慣例梳理中國文化系統的價值和合，並對其進行創新轉生，和合學理論開拓才能獲得一個邏輯支點。和合學要化解的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五大衝突危機，實際上亦是價值危機的表現形式。生態危機與人類掠奪和征服自然生態系統這一價值觀念相聯繫；社會危機、人際危機、心靈危機，都與價值危機與衝突相關聯。和合學能否化解五大危機和衝突，就在於和合學能否創立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並據此理論解決人類文化價值系統日趨嚴重的危機和日益激化的衝突。筆者在專著中提出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中心價值，就是創立這種價值觀的嘗試。
從論證陳述的角度講，從邏輯結構論到價值和合學，可能需要兩個必要的理論過渡環節，即價值度量理論和智慧創造道路。
第一、價值度量理論。價值和合中的悖論，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準上是無法消除的。除非承諾一種盡善盡美的絕對本體和一個全智全能的無限主體，才能保證為善去惡的價值選擇是當然而必然的，否則就會陷入善惡無限衝突。價值和合中的悖論，只能在多元分維的定量水準上得到解決。
從度量理論出發，價值範疇本是量化概念，"作價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價值的標量測度，然後才是價值量的分類定性。比如汰劣與擇優中提出的公平、正義、合理和真實、完善、優美等價值觀念，都具有量化特徵，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為不都是要麼善，要麼惡；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惡極端。傳統的價值觀念過分強化了價值的定性特徵，結果導致了在價值的兩個極端點上手舞足蹈，二難抉擇的邏輯假相，或稱價值不相容衝突假相。
和合從度量理論考察，意蘊著價值量的代數運算，類似于算術中的加和法，數學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論中的積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價值空間中思維邏輯演算，是範疇邏輯結構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惡作為道德行為的兩個價值度量值，區別僅在於標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據某種價值度量標準，某人一生中所有行為的道德價值分量為：善值為（+100），惡值為（--30），那麼，他的道德價值和合量為[（+100）+（-30）=（+70）]，即和合為善值。
在價值領域引入度量化處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邏輯演算，理論上有其長處：
1．對以往哲學而言，和合學的價值度量理論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傳統價值哲學對價值絕對化、實體化、極端化理解的偏頗和人為製造的價值二元對待和不相容選擇假相，恢復價值範疇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來特徵，為價值觀念的創新鋪好邏輯道路。
2．對和合哲學自身而論，價值度量理論能夠有效地解決和消除和合學中的一些悖論，使和合學的理論水準、邏輯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優劣和合悖論的産生原因，是在於將優劣實體化，誤以為優質與劣質是兩種不同的實體元素、因素。基實，優劣是同一實體元素、因素的兩種相容的度理特徵。同一實體元素、因素對於低級標準而言，會是優質的；但相對於高級標準而言，則可能是劣質的。又如同異和合悖論的産生原因，是在於將同異關係單一化、絕對化。兩種實體元素、因素的同異關係，取決於甄別同異的盡度之大小。小盡度上的同質關係，在大尺度上是異質的；大尺度上的同質關係，在小尺度上可能是異質的。如以社會文化為尺度，人類與動植物殊異，無等價交換關係，難以平等地和合為一體；如以細胞單元為尺度，人類與禽獸草木無異（皆屬細胞和合體），可以等價交換，利用遺傳工程雜交和合；如以原子結構為尺度，人類與萬物平等，沒有任何尊貴性可言。《莊子》與名家學派深諳同異關係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莊子的"萬物齊一"與"肝膽楚越"，惠施的"大同異"與"小同異"，《墨經》的"同異"説等。
第二、智慧創造道路。價值空間的危機或阻礙，意義世界的悖論或衝突，真正得以解決，在價值度量理論中是難以徹底實現的。根據《新人學導論》中關於"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動物"②（包括價值與意義的創造）的公理化約定，只有通過智慧創造道路，人類才能消除價值危機和意義衝突，達到和合境界。
人類的創造本質，就目前的理解水準，可以歸結為智慧創造，現代人工智慧技術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事實上，原典佛學最重智慧創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為"克已復禮"的行為能力，"克"可訓為"能"）；孟了的"良知（智）"與"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謂之智"，"能有所合謂之能"③；《易傳》"乾以易知（智），坤以簡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⑤，仁勇屬能，知即智。都注重人類智慧的創造性品德及其文化開發。宇宙本來沒有價值空間，自然本身不存在意義世界。價值空間與意義世界，是人類智慧創造活動的文化結晶。只有在這裡，和合效應才是基本的。價值可無限加和，意義可無窮迭合。價值加和與意義迭合，又是在智慧創造實踐中實現的。
智慧創造道路要注意保證價值空間內的加和效應沿正則方向連續增益，防止價值空間的加和效應反變、頓斷或減損、停滯，要注意確保意義世界中的迭合效應沿生成方向無限連通，防止意義迭合中的阻礙、壞死、荒誕、虛無等現象發生。
智慧創造道路將創造功能限定在人類價值空間和意義世界內。以防神靈創世紀論、自然創生論等泛創世論，使人類智慧創造範疇人文化、價值化、科學化。
三、和合學與科學技術
科技史上的綜合與分化並行構成內在和合機制，科技與人文的和合歷史及其現代危機，科技內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準的人文精神新生態。傳統人文精神必須在科技革命中涅化轉生，更新媒體。
（一）和合是科技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合學與20世紀的科學技術有兩個基本的關係：一是和合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機制和人文特徵；二是現代科學技術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準發展的全新基礎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學技術，是東西古代人文實踐和合的文明結晶。歐幾裏得的幾何學，綜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測量技術思想，三角運演方法，以及古希臘的思辨自然哲學，概念辯證法。歐氏幾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撐了西方古典哲學本質研究。當非歐幾何出現後，便否定了歐氏公理的絕對性，使現象背後唯一絕對本質發生了動搖。這樣，現象後面並不存在一個不變的永恒本質。每一個現象都得自己確立自己背後的本質。
托勒密的天文學綜合了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希臘的天文觀察資料，曆法編制技巧，于西元140年的《天文學大成》中系統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説宇宙論模型。他巧妙地運用本輪--均輪體系，獲得與當時觀測一致的計算結果和宇宙論哲學假設。然而到了中世紀，托勒密的地心體系卻被教會用來作用上帝創造世界的理論支柱。
中國的《九章算術》集秦漢以前丈量、測度、運籌、方程等等思想和演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測量；粟米--計算粟米飯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計算，如勞役、租稅、産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廣--生活中方程演算法；高體--體積演算法；均輸--如何公平徵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演算法；勾股。些數學都有自身特殊的具體內容，併發現了數與數之間有某種必然的聯繫。吳文俊認為，《九章》機械化數學，將重新煥其光芒。
中國作為農業社會，對於天文曆法特別重視，據《史記》記載："蓋黃帝考定星歷"⑥。《索隱》引《係本》和《律曆志》："黃帝使羲和佔日，常儀佔月，臾區占星氣，伶綸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⑦。黃帝組織了佔日、佔月、占星氣律呂、算數以及造歷，容成綜合這些觀測天文的資料，以算數的成果而制定了《調歷》，（可能是《黃帝歷》）。《漢書》記載：先秦有六歷，"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⑧。秦統一中國後，曾採用《顓頊歷》。
中西古代天文曆法算數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實踐活動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學技術是近代人文解放運動的歷史産兒。文藝復興運動推動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人文主義的弘揚，解放了人的創造智慧與發明才能。牛頓經典力學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機技術，都是高度綜合的産物。比如牛頓是伽利略、笛卡兒、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運動三定律及萬有引力原理。運動三定律的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性質比較明顯；萬有引力原理擴展為天體運作動力與運動軌道形成的研究；並通過比較方法，測量諸天體的品質及相互間引力大小的數據；他還證明了以數學表達方式出現的萬有引力的普適性，以及推測地球的兩極是扁平的。後來求得地球扁率為1/334，與牛頓理論推算近似⑨。人文主義與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進步的兩個衝突融合難分的方面。
中國近代文化人文啟蒙思潮的流産，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國的失落，從反面實證了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衝突融合的關聯。
現代科學技術是現代人文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觀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錯綜複雜。就狹義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緣政治論，人種優劣論和文化中心一元論，以及殖民主義觀念等等。伴隨兩次世界大戰的現代科學技術革命，是消除戰爭，保衛和平，克服落後，共同發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結果。儘管從局部的動機、暫時的情況看，似乎現代科技是戰爭的幫兇，先進剝削、壓迫落後的手段；但從整體的趨勢，長久的效果看，現代科技的不斷革命和不斷跨國界的發展，已將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區連結成為一個生死與共、榮辱相關的利益和合體，使全球性戰爭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並終將被徹底清除。
生態、糧食、人口、資源、環境等全球性危機，與其説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説是科技發現的。事實上，即使在生産水準低下的農耕文化時期，亦已引發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壞，動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態危機、糧食危機、人口危機、能源危機都見於史書記載。將全球性的生存危機完全歸咎於現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導致當前各種危機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它與人類由來已久的傳統價值觀念，實踐方式和思維方式不無關係。人類依賴自己的創造，發明瞭高科技，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豐富的物質文明，也導致了負面效應的各種危機。化解各種危機，也只有依靠人類自我創造，通過現代科技，從根本上轉換人們的錯誤價值觀念與不恰當的實踐方式和思維方式，才能從根本上實現人類和自然的和平共處與協調發展。這是因為，要使人類與自然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就必須真實而系統地把握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實踐法則，把握自然生態平衡的約束條件和人類文化進步的可能道路。沒有高度發展的現代科學理論和高度完備的現代技術手段，就不會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實、更完善、更優美的和平發展。
科學技術是人類文化實踐活動的形式，又是這一活動形式的和合産物。科學技術的地位和作用，是人類文精神價值規範和行為選擇的結果。科學技術的濫用，顯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態。對科學技術的厭倦、反感、擔憂、悲觀，甚至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虛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衝突融合而和合機制，有兩個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學技術理論的諸原理、諸學説和諸規程合乎邏輯創造性和合；二是科學技術活動的諸要素、諸方面和諸規範合乎價值的創新性和合。
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這兩個方面是不平衡的。當務之急，尤其是對於人文學者來説，是完成第二個方面的創新性綜合。相反，杞人憂天式的憂患，是人文學者無能的、不負責任的表現。
（二）科技是和合精神的現代體現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體歷經歷史更替。宗教神學、倫理道德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態；科學理論、技術工程為其現代形態。中間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啟蒙為聯繫環節的發展樞紐。
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和合人文精神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過哲學、宗教神學或倫理道德表現出來的。在古希臘人看來，在具體現象後面有一個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後面有一個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體項，如各門個體科學理論。在各門具體科學之上，應有一個統攝各類現象的東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學的科學，這就是形而上學，即"物理學"之後或具體學科之上。對形而上學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學，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學。哲學與神的互補，構成了西方的宇宙觀和人文精神。
在中國被奉為六經之首的《周易》説："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朱熹詮釋説："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⑩卦爻陰陽是形器的現象層面，形器現象的後面是所以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陰陽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衝突、融合，構成了中國的宇宙觀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過宗教革命與人文啟蒙來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衝突互補，人文主義得以發揚。人文主義者承古希臘、羅馬思想家關於發展人的才能思想，發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學，以便取代宗教神學。他們在語法、修辭、詩學、歷史、道德、哲學等方面宣傳和發展人道精神，表達新興市民階層的願望和利益；他們以個人主義和世俗主義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和來世哲學；以人性、人道與神性、神道主義相抗衡。高揚以人為中心的革命，歌頌、讚美人，以針對宗教神學。18世紀啟蒙時代的人文主義，有兩種類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國費爾巴哈為代表的人道主義，屬經驗型的人道主義；二是以德國、荷蘭的思想家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義。但他們均以人性人道反對神性、神道主義、倡導自由平等、博愛、權利、尊嚴、價值等。
現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過科學理論革命和技術工程革命來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20世紀的和合人文精神，滲透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之中。從思維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現為相對論的宇宙觀、量子論的結構觀與系統科學的關係學説之中。從實踐方式上看，它主要體現為遺傳學的生命工程、資訊論的知識工程與智慧科學的智力模擬之中。離開現代科學技術革命而別談所謂"人文精神"，只能是對時代精神的誤解。
正因為現代科學技術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現代體現，和合學原理的實踐運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學、和合倫理學、和合人類學、和合技術科學、和合經濟學、和合美學、和合管理學以及和合決策學等領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發展趨勢。
（三）人文精神的科技奠基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長期被囚禁在"經學"之中而不能開放，開放也不能轉生。轉換新的媒體必須落實到現實生活，用現代科技為其奠基，這是中國和合人文精神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合學原理實踐運用的現實使命：一是盡現現代科學技術內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價值；二是轉生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發展。
在20-21世紀之交，人類文化處於轉基時代。傳統文化作為歷史的文化形態，其文化價值觀念，是與宗教神學的教條和道德形上學的準則分不開的，有的就是他們演繹下來的直言命令、絕對理念，真如本體。從形式上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是絕對的、永恒的，以及"萬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實質上是將人異化，使人成為價值理念表現自己的工具，異化成為天命義理施展權威的場所。
現代文化是傳統文化的發展和取向，它是現實感性生活中的世俗化。它以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生存、發展和完善為自己的立論基礎和價值使命。它將現實人的安身立命牢固的確立在大地之上，並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文化的發展，不斷增益人生的快樂和幸福，不斷減損人世的痛苦和煩惱。換言之，現代文化將和合人文精神奠基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文精神腳踏實地，落到實處，避免虛幻無力與蒼白無色；才能使學科技術服務於人類；避免盲目濫用與本質異化。這樣，人文精神與科學技術就能融突而和合，人類社會才能化解各種危機，而開拓為和合的人文世界。
科學技術是人類生命活動的現實表現，是現代人類社會活動的內在實質。人的主體的生命活動一部分客體化為智慧機，客體化的智慧機又轉化為主體的生命活動，在這互動中，便把人的創造性的人文活動推向一個更完善的階段。從和合學的視野來考察，這種互動，便是和合人文精神優美化的現實基礎和進一步發展的真正動力。
哲學時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