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曾讀過一部題為《大樹還小》的小説，內容和作者均記不清楚了，但題目卻印象深刻，它使我想起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顯露風光的中國新生代作家。可以説，從新生代作家崛起的那個時刻起，我們就沒有吝嗇過對他們的期待與熱情，甚至在想像中把他們定位成了代表中國文學未來的“參天大樹”。然而，一晃十年過去了，他們真正長成大樹了嗎？回答這樣的問題多少有點令人尷尬，因為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事實恰恰是“大樹還小”。

    當然，我這樣説絲毫沒有貶低新生代作家的意思。事實上，新生代作家確實是20世紀中國作家中天分最好的一代人，他們起點高，有出眾的文學修養和過人的文學才華，且大多受過正規的文學教育，擁有著比歷代中國作家更健全、更豐富的文學資源。尤為重要的是，他們所處的文學空間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寬鬆和自由，他們登上文壇時，以前的那種文學的禁忌和禁區幾乎已全被打破，而許多文學的實驗與探索先鋒作家也已先期完成了。在多元化和邊緣化的語境裏，文學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嶄新可能性。應該承認，新生代作家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的衝擊與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韓東、朱文等人的“斷裂”事件，無論是李洱、李馮等人的“日常敘事”，還是李修文、張生等的“文本實驗”，也無論是邱華棟、朱文穎等的“慾望敘説”，亦或畢飛宇、東西等的“感性形而上學”，新生代作家對文學可能性的開拓，對文學秩序、文學傳統以及主流文學現狀的反動與革命都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問題可能也就出在這裡：當新生代作家僅憑著自己的“革命”姿態就迅速竄紅成為“文學明星”時，他們往往就忘記了自己“革命”的目的，甚至“革命”本身就被誤讀成了“最終目標”。他們遺棄了文學自身的目標，因而也就失去了寫作的理想與動力。這使我們看到，新生代作家仿佛都成了永遠長不大的“頑童”，他們滿足於“口號”、“宣言”、“革命”等等帶來的快感，陶醉於文學“處女作”的成功，並虛妄地構建著“終身文學成就”的紀念碑。許多新生代作家現在已不再寫作，或不能寫作，或者轉搞影視電影，或者不斷地自我複製，他們的寫作長度之短和寫作耐力之差與他們過人的文學才華實在是反差強烈。韓東、朱文難道已“功德圓滿”了？李大衛、李馮難道已是“江郎才盡”了？問題可能並不這麼簡單。這代人在一個眾聲喧嘩的“自由”語境裏的“失語”，可能暴露的正是他們先天的缺陷和不成熟。好比一棵樹，它要長大成材，固然與水分、養料和環境有關，但更取決於它自身的健康，否則，所謂“病樹前頭萬木春”恐怕終究只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而已。

    與新生代作家相比，我更推崇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作家。雖然他們的文學觀念可能不及新生代作家解放，文學天賦也不及新生代作家顯眼，創作中還有各種各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新生代作家對他們也很不以為然，但是就中國文學的現狀而言，他們卻是真正成材的“大樹”，余華、蘇童、葉兆言、洪峰、遲子建、格非、陳染等等，每一個人都可謂是無法“PASS”的文學存在。拿長篇小説來説，先鋒作家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寫作長篇小説，每個作家都創作了令文壇關注甚至引起轟動的作品，《許三觀賣血記》、《米》、《敵人》等小説已經不容置疑地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了自己的位置。先鋒作家以他們的長篇小説代表了一個“成長”儀式的完成，標示了一個完整的文學成熟和上升過程。而新生代作家從90年代末雖也開始了長篇小説創作，但他們的長篇卻普遍給人一種輕飄飄的感覺，除了曾維浩的《弒父》、李洱的《花腔》等少數作品顯現出“大樹”氣象外，大部分作品還處於自我重復和複製階段，幾乎乏善可陳。它不但不能標示新生代作家的成長“歷史”，相反倒成了新生代作家沒有“歷史”的證明。對於新生代作家來説，他們初登文壇時的過於“早熟”，也許反而是他們後來長不成“大樹”的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生代作家雖然已“暴得大名”，但他們要走的路還真的很漫長。

    那麼，新生代作家這片樹林裏除了矮小的灌木叢外，有沒有已長成的大樹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我看來，畢飛宇、李洱、東西、紅柯等就是“越長越高”的大樹。但這樣的“大樹”畢竟太稀少了，希望在他們越長越高的同時，也能刺激和帶動整個新生代樹林的生長。

    每逢歲末年初，回顧與盤點似成為評論界和媒體必做的功課。對於過去一年文壇的種種收穫，已有不少論者予以充分闡述，無需我們再錦上添花，於是本刊約請了幾位年輕的評論家——浙江的洪治綱、山東的吳義勤、河南的何向陽撰文，希望借他們敏銳的目光，或對近期創作中值得關注的問題作一透視和剖析；或選擇一個角度，對某一個創作層面、創作現象作一描述。願他們的文章，能觸發我們對當前創作的新的思考。（吳義勤）

     《文匯報》00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