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是這樣一種作家：她的每一部小説都極容易讓人進入她話語所營造的世界裏，她不斷地變化小説的背景、創作手法、內容、女主人公的個性，由單純到繁複，由清晰到模糊，然而當王安憶把女性成長過程中每一個人生階段放在虛構的情節中，併發揮到極致時，讀者都有理由相信那個王安憶極力書寫的女性就是她自己。每次都有一種橡皮筋已拉到最大極限的感覺，再拉，就斷了。王安憶是深諳這一節奏的，下一部又完全不同，在變化中她完成了由雯雯式不諳世事的女孩到有招有式的上海女人的過程，這個上海女人如此剔透，甚至沒有察覺她的存在，實際她無所不在，無微不至。
王琦瑤就是這樣一個上海女人。在小説《長恨歌》中王琦瑤是惟一的主角。身處四十年代的上海，王琦瑤沒有像其他上海女人，在弄堂裏結婚、生兒育女，度過精於算計、爭強鬥勝的平淡一生。
讀中學時，早熟的王琦瑤比其他女孩子更懂得如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走出弄堂。通過一個長相平淡的同學，她得到了進入電影片場的機會，漂亮的面孔很快引起了導演的注意。然而“她的艷和風情都是輕描淡寫的”，且“她的美缺乏點詩意”，註定不能走做演員當明星這條路。
“有心插花花不成，無意栽柳柳成蔭。”這句老話用在王琦瑤身上再合適不過了。正當她極度失落，感到一切都成泡影之際，“上海小姐”的大選開始了。王琦瑤自己倒還並不在意，想像不出做了“上海小姐”對自己有什麼實質性的好處。極盡心力並促成此事的是愛拍照片的程先生。
程先生深愛王琦瑤，一生都愛，卻從未碰過她一下。他在王琦瑤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及時出現，王琦瑤從未給過他任何承諾，甚至一句溫存的話都沒有。王琦瑤讀中學時就深諳做人的分寸，拿捏準確，不但和每個人打交道都能佔上風，而且懂得保持和每個交往的人之間的距離。王琦瑤從開始與程先生接觸時就知道她的結婚對象不是他，但有一個愛她的人在身邊，又何樂而不為呢？王琦瑤和他保持著不遠不近的關係，這段綿延將近兩人一生的感情只是單方面的。在多年沒聯繫後的一個午後，他們在當鋪再次見面，“他們一直讓到一根電線桿子底下，才算站定，卻不知該説什麼，一起昂頭看線桿子上張貼的各種啟事。”王琦瑤沒有抱歉，她需要一個貼心的伴，在孤獨的時候，而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她的“底”。
認識到這一點，是王琦瑤經歷了兩個男人之後發現的。王琦瑤在程先生的鼎力相助下，最終獲得了“上海小姐”大賽中的第三名。王琦瑤的第一個男人，國民黨軍政界的要員，一個粗獷的山東漢子，一眼看中的就是這位“三小姐”的小家碧玉風格，以軍人的作風很快征服了王琦瑤。王琦瑤喜歡甚至沉迷這個四十歲的男人的力量，不加思索、義無反顧、一心一意、完完全全地把自己交給了這個男人。她住進了男人為她準備的愛麗絲公寓，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成為男人的妾。那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王琦瑤十九歲。王琦瑤不知道，這段短暫的婚姻不但讓她一直無法再結婚，而且還將她致于死地。
至此，王琦瑤的上半部人生結束了。雖有些波折，但還是晴朗的。以後的王琦瑤的人生色度越來越暗，也越來越沉，一路沉下去，沉到底下去。用王琦瑤外婆的話來説，是因為“頭沒有開好，開頭錯了，再拗過來，就難了。”
解放後，王琦瑤獨自生活的克制、低調，也更聰敏和堅定，但這“聰敏和堅定完全來自孤立無援的處境，是自我的保護和爭取，其實是更絕望的。”就像潘金蓮素色長裙裏的紅色底裙，王琦瑤低調後藏著的風韻也需明眼人才看得出。康明遜--大資本家的遺少，一眼看到了她深藏的紅色底裙。他們完全是一路人，他們可以繞密碼式地鬥嘴，從中了解對方的心思，獲得快樂。畢竟兩人是一樣的聰明，也不是少男少女，康明遜對王琦瑤“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她對他而言只是一個可以懷舊的美麗泡影。她的絕望讓他同情，也讓他退縮。王琦瑤並不如康明遜那般明白，她極盡成熟女人的嫵媚和耐心，然而康明遜還是做了逃兵。最後，懷孕的王琦瑤以自己的方式給了將出世嬰兒一個判國的父親，也有了更加絕望的堅定。
如果王琦瑤一直沉下去，或許能為自己最後的人生劃上比較令人欣慰的句號。50歲時，王琦瑤女兒的同學，一個也看到素色長裙下紅色底裙的男孩，迷戀起她，忘情的她和男孩子調情，做愛，像母親教兒子。王琦瑤完成了一個女人從女孩到有魅力的女人再到母親式女人必經的三個階段，王琦瑤的生命由此也到了盡頭。
王琦瑤是小説唯一的主角，從十六歲到被殺死的每段人生都有一個或幾個男人，他們不過是幫助她把這場戲演下去，直至結束。從自身經驗出發的王安憶，幾經震痛之後，在她的筆下終於有一個完完整整的上海女人。王安憶對上海女人的感覺是如此通透，富有張力和想像力，她輕輕地就捕捉到王琦瑤的每一言一行，每一次的細微轉動，其實每一個女人，無論她是不是上海女人都會和王琦瑤相通，被她觸動。
小説開篇的長達幾頁對“上海弄堂”的精心雕琢，表面上是小説的鋪墊，實則也是和王琦瑤一脈相承。“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積著油垢的廚房後窗，是專供老媽子一里一外扯閒篇的；窗邊的後門，是供大小姐提著書包上學堂讀書，和男先生幽會的；前邊大門中是不常開，開了就是有事情，是專為貴客走動，貼婚喪嫁娶的告示的。它總是有點按捺不住的興奮，躍躍然的，有點絮叨的。”
沒有人比王安憶更懂得上海，她觸到了上海的骨髓，寫出一個上海女人，一個女人盪氣迴腸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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