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幾乎涉及中國每個家庭的法律：個人所得稅法正在悄悄修改之中。圍繞它的修改，法律專家、稅務專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已經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討論。儘管在諸多問題上有著眾多不同的聲音，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部法律應當修改，個人所得稅應當更體現稅負公平，監管應當更有效，徵收應當更科學，納稅人意識應當從權利與義務雙方面進一步加強。

    根據專家的建議，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將集中這幾個方面：提高已實行了20多年之久的工薪收入800元起徵點；適當增加稅前扣除項目；將目前實行的按收入來源分別確定累進稅率的徵收辦法，改為以個人年度總收入統一徵收。還有專家提出，條件成熟時應建立個人稅務號碼，與國際接軌，提高稅收監管效率。

    在種種修改意見中，爭議最少的是提高起徵點。北京市地稅局副局長楊春萍説，工薪收入從800元起徵收個人所得稅，是1980年定的標準。那時中國公民中沒幾個人能夠達到月收入800元的，這一標準主要針對外籍人士制定，但現在北京市已有320多萬人要交個人所得稅，最低生活線的補助費也已提到了300多元，有的地方已達400多元。比最低生活線略高一點就收稅，于情于理都不合適。因此專家建議新的起徵點可提高到1500元或2000元，並規定一上下浮動的法定規範，視各地發展情況的不同有所區別。

    稅法專家紀志明説，同樣月收入2000元的職工，一個是單身漢，沒負擔，另一個上有老，下有小，要支付贍養費、教育費，甚至還有醫療費用，但他們的稅負是一樣的，這就不公平。而由於我國現行稅制將收入分成11類，按不同稅率徵稅，也使同樣數額的收入因其來源不同而稅收不同，也就是賺同樣多的錢，交不一樣的稅，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甚至勞動所得交的稅要高於非勞動所得。如工薪收入的最高稅率為45％，財産租賃收入的稅率為20％；當工薪收入大於27000元時，其稅負高於像歌星演唱的勞務報酬、出租房屋的財産租賃及稿酬等的稅率；特別是假如有一個人月工資達到了117000元，他的稅負將比一個通過出租房屋獲得同樣收入的人翻一番，也就是説，勤勞所得的高收入者與非勤勞所得的高收入者的稅率出現倒挂，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國是少見的。

    而日前北京的一則消息，更是激發了人們對個人所得稅問題的關注。據報道，北京市今年1至8月，徵收個人所得稅52億多元，九成來自工薪族。律師白而強認為，這一比例意味著有相當多的非工薪收入沒有交納稅收就流入了個人腰包，而有能力獲取非工薪收入的人，往往也是一些高收入者。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周旺生説，按現在的標準，大學教授也已進入了高收入的行列，但主要是工薪收入，很難逃稅。但有的演員演出好幾次卻只申報一次；有的企業經營者將家庭開支打入公司賬上，有的以現金收取勞務等，在享受了低於工薪收入稅率的同時，還大量的逃稅。

    今年開始，北京稅務部門對近2000名重點高收入者進行了監控，而這些人交納的稅款僅佔了北京市個人所得稅徵收總量的千分之一；而去年一年，僅在中關村就以平均每月80名的速度，新生了上千名百萬富翁。北京市地稅局副局長楊春萍説：“高收入者頭上沒有蓋章，看不出來。如何把他們納入監管，無疑是個人所得稅法修改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這些稅負不公的問題在這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中已經引起了高度關注。有學者認為，按收入來源不同分類徵稅雖便於操作，但顯失公平；不考慮納稅人負擔不同而以同一稅率徵稅也有悖公平稅負的理念。他們建議這次修改應當規定將個人的所有收入，不分來源按年份以同一稅率徵稅；除目前個人所得稅法中已有稅前扣除項目，如醫療保險、社會保險等外，還應加入贍養費等，最高扣除金額可能會達到700元。

    針對專家們的呼聲，稅務部門認為如果要實行以個人年度總收入徵稅並按贍養人口確定扣除額，無疑會大大增加稅收監管的難度，因此仿傚發達國家，建立個人稅務號碼、加強銀行功能，減少經濟生活中的現金流轉勢在必行。楊春萍説，發達國家孩子一齣生就要建立一個稅務號碼，他的任何收入、支出都記錄在這個號碼上。目前正在研究稅務號碼如何與身份證銜接。

    國稅總局負責人在談到個人所得稅時説，這一稅種去年徵收額達到600億元，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隨著中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新興高科技和服務業迅速發展和居民個人收入的不斷增長，傳統的以商品課稅為主的稅制已很難適應，我國主體稅種有向所得稅轉移的趨勢，在這一背景下，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有著重要的意義。有專家指出，一部體現社會公正、更透明、更有效的所得稅法，其意義不僅僅在經濟領域，當每個公民都能理直氣壯地説“我是納稅人”時，對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全體公務員的公僕意識和全社會的公民意識都是有力的促進。

    新華網 200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