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改為“規劃”，背後其實是規劃指導思想和發展觀的嬗變。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堅持“以人為本”，是在發展和創新中堅持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因為如果沒有對人和自然的關照，那麼所有的發展都是徒勞而沒有意義的。

●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賓：汪玉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博導）

新聞背景：為期四天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將於今天閉幕，全會研究審議的“十一五”規劃舉國關注。從權威媒體的報道中，人們已經可以觀察到一些不可小視的細節，意味深長。名稱上將沿襲幾十年的“計劃”改成了“規劃”，時間上也更加靈活，不再要求所有的規劃都以五年為期編制；會前中央領導親赴各地密集調研，國家發改委及各個省市面向社會公開招標“十一五”規劃研究課題，412萬公眾為“十一五”環境規劃建言……人們期待，新意頻現的編制過程能繪就一份承載人民願望的宏偉藍圖。

主持人：在編制過程的種種細節中，“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最受矚目。有專家稱“雖一字之差，內涵卻不盡相同，顯示出黨對發展內涵的認識已有變化。”對此“名稱”之變，您又怎樣看？

汪玉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背景下，再以傳統的計劃思維去規劃經濟顯然不合時宜，必須和計劃經濟徹底告別。而脫離了計劃經濟的“五年規劃”，應該具有動態性，規劃期不像過去“一刀切”式以五年為限，根據規劃對象的特點具有時間上的彈性和靈活性。名稱以及時間上的變化反映了黨在引領發展過程中越來越自覺遵循社會和市場自身的規律。看似表面的調整，卻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變革。

由此深追下去，背後其實是規劃指導思想和發展觀的嬗變。回顧過去，“發展就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總攬全局，成為社會各方面發展的重要推力。這些原則至今仍須堅持，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囿于數字化的理解，導致計劃的僵化；甚至引發了唯GDP增長論的蔓延和經濟短期化行為的滋長。所以，下一個五年的發展不能簡單理解為經濟的數量增長。如果只是為了完成計劃的數字而行動，那麼所謂的經濟增長很可能是竭澤而漁。

“十一五”規劃特別強調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堅持“以人為本”，是在發展和創新中堅持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因為如果沒有對人和自然的關照，那麼所有的發展都是徒勞而沒有意義的。從客觀來説，目前中國發展特定的階段性特點也決定了這種轉變。在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還是要解決貧困、溫飽的時候，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並不具有充分的條件。但是現在當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迎來了“黃金髮展期”，也遭遇“矛盾凸顯期”，各種挑戰更加嚴峻，貧富差距問題日益緊迫。如果説過去因為無暇旁顧，有在經濟單行線上快跑的偏向；那麼到了今天，我們已不能不作出調整。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如果還不將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那可是要誤事誤國的。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十一五”，承載著我們黨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體現了國家未來發展的大思路、大智慧。

主持人：“拍腦袋上項目，關起門搞規劃”，決策的盲目性和不透明，已有無數慘痛教訓。而“十一五”規劃的編制吹來了清新之風：中央高層深入地方實地調研、傾聽民聲，規劃的研究討論打破封閉、問計於民。這些舉措親近民生、集中民智，已廣受讚譽。但除此之外，決策向開放型的轉變是否還寄寓了社會和諧治理的深意呢？

汪玉凱：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形成以後，從根本的執政理念抓起。低調執政的背後是“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理念的潛移默化，朝著親民、親和、清廉的方向不斷邁進。此次“十一五”規劃的制訂過程充分反映了領導人這樣的執政理念，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通過親身調研掌握第一手資料，據此來定奪規劃，這是務實作風的體現。

此外，我們還要從執政理念、執政謀略的高度來認識這個新氣象，應該看到這些新舉措也是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體現。從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我們的著眼點也應該發生變化———對老百姓的實際問題要投以更多關注，尤其是困難群體和底層民眾。而民眾對“十一五”規劃的期待與當前社會所面臨的矛盾、衝突和問題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新的五年規劃應該是對社會發展變化的回應，對民眾心聲的呼應。所謂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之義，亦由此體現。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資訊互動，借助未來規劃的分解落實，縮小貧富差距，協調利益差別，促進社會和諧，我想這也是“十一五”規劃中非常關鍵的一點。

主持人：面對如此清新政風，老百姓期待的就不僅僅是一個好的五年規劃，更是政府能否在最大程度上使大家共用新的發展成果。值得深思的又一細節就是，在規劃討論過程中，許多會議都是以政府改革和職能轉變為主題的。有評論指出：任何規劃都有一個執行者的問題，而關鍵就在於政府。您以為呢？

汪玉凱：政府改革肯定是“十一五”規劃的聚焦點之一。無論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化解社會衝突，還是推動自主創新，都與政府的公共政策安排、自我糾錯息息相關。“十一五”規劃強調要自主創新，這不僅是經濟領域的科技創新，政府層面也需要自我創新，創新管理體制和管理模式。因為事實上，政府層面的不少體制機制還不適應科學發展的創新跨越的要求。

中國當前面臨三大壓力：一是可持續發展的壓力，二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壓力，三是政府自我糾錯的壓力。前兩個壓力能不能得到紓解，關鍵在於後者。它包括政府能否管好自己的官員隊伍、公共治理能否有效，能否減少決策失誤、制定公共政策能否科學合理、政府能否代表公平正義等等，這些都是政府自身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如果政府有問題，非但不能促進發展，反而會製造不和諧，比如腐敗，土地拆遷、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等等。因此，要使“十一五”的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的現實，就不能離開各級政府的自覺認同和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