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日前指出，當前我國的政府改革已經成為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所在。政府改革深入，政府轉型快，其他方面的改革就能夠有效地推進；反之，如果政府自身改革滯後，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回頭路，就可能對其他改革形成新的障礙。

汪玉凱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相對比較快，而政府轉型比較慢。在過去的20多年間，我們在政府改革這方面幾乎可以説從來沒有停止過，這些改革多數都可以歸納為政府自身改革。譬如1982、1988、1993、1998以及2003年，我們先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行政體制改革。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是我們這個政府由適應計劃經濟時期的管制型政府，逐步走向適應市場經濟政府的根本所在。

但從另一方面看，汪玉凱説，我們在政府自身改革中的低效率重復也是很突出的。譬如，早在1984年我們就提出政企分開的目標，1988年就提出轉變政府職能的任務，而人員精簡幾乎每次改革都是主要目標之一，但改革的結果，令人真正滿意的並不多。十幾年前、甚至20年前提出的改革目標，到現在存在的問題依然突出，如轉變政府職能的問題、政企分開的問題以及人浮於事的問題，這中間固然有其複雜、困難的一面，但這種低效率的重復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這樣的結果也很令人深思。這可能是我國目前公共治理相對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一項調研表明，鄉鎮改革，表面上鄉鎮減少了、合併了，但是財政開支大大增加了，這是一種改革表像下掩蓋的真實情況。還有一個數字顯示，經過五次行政改革，我國目前吃皇糧的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整體上大大增加了，全國目前高達4000萬，另外還有500萬所謂自收自支的，而我國的行政管理成本則比世界平均高出25％。所以，未來政府自身改革如何避免低效益重復，成為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

汪玉凱認為，要避免政府自身改革的低效率重復，有個改革的策略選擇和路徑依賴問題。實際上，以往我國在政府自身改革方面存在的低效率重復現象，究其原因，大概還不能簡單地責怪政府本身，因為在政府公共治理的後面還有著複雜的體制制約因素，譬如説我們的政治體制，如果在政府自身改革的時候，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效配合的話，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孤軍深入是很難取得顯著成效的。

“這幾年來，我多次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分為上端和下端兩個部分，改革也對應地分為這樣兩部分：即上端和下端。下端就是我們平常所説的行政管理，這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轉變政府職能、政企分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精簡行政人員等；而上端則包括憲政體制、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等。如果説我們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體制的下端，不注重上端的改革，一些問題就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有些社會經濟問題，表面上看，表現在下端，但它的解決僅僅有下端的改革是不行的，因為它實際上可能和我們的上端有著密切的聯繫，只有同時推進政治體制上端的改革，才能有大的進展。

基於上述考慮，汪玉凱認為，推進中國政府自身改革，從總策略選擇和路徑來説，應當遵循一種整體推進的策略，也就是政府自身改革、事業單位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某些上端的改革，譬如幹部選拔任用制度等，都必須有整體的制度設計，整體推進，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避免低效率重復，取得實質性進展。

那麼在具體實踐中如何把政治體制上端和下端的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呢？汪玉凱説，一個可行的選擇就是把政府自身的改革、事業單位改革與加強執政黨建設和改革緊密結合起來。譬如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執政黨的改革，主要是解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問題。那麼，對政府來説就應該重點解決科學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問題。在這個大的框架下，我們應該認真研究解決科學執政、科學行政中的關鍵問題，研究解決民主執政、民主行政的關鍵問題，研究解決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中的關鍵。這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國下一步政府的自身改革，如果沒有整體推進思路和策略，沒有上端改革和下端改革的共同配合的話，政府自身改革的低效率重復很難避免，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曲力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