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無法得出中國經濟必須經過“重化工業化”階段這一結論——

為了論證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重化工業超常發展的合理性，一些學者提出了所謂重化工業化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的理論，從而把對近年來重化工業熱的質疑，説成是企圖繞過這一必經階段的無望努力。

其實，問題並不在於“重化工業化”的“必經階段”能否繞過，而是各國的工業化過程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必經階段。

“必經階段”論的主要依據，是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提出的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品工業優先增長的“霍夫曼定理”。

他對20多個國家1880年-1929年消費品工業和資本品工業比重的數據進行了歸納，並得出結論：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存在資本品工業産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的必然趨勢；到20年代末期，在英、美、法、德等處於工業化中期末的國家中，資本品工業産值與消費品工業産值的比值已經大致齊平。

霍夫曼進而預言，進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以後，資本品工業産值的比重將繼續上升，成為主導的産業部門。在當時通行的國民經濟只包含工業和農業兩個主要的産業部門的分析框架下，這也就意味著，資本品工業在工業化後期將成為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産業部門。

“霍夫曼定理”又被稱作“霍夫曼經驗定理”，原因是這一“定理”乃是霍夫曼根據工業化早期和中期的經驗數據推算出來的。他把工業化某些階段産業結構變化趨勢外推到工業化後期。因此嚴格地説，它只能稱為“預言”，而不能稱為“定理”。

問題的要害在於，先行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後期的實踐是否證實了他的預言。先行工業化國家發展的實際情況表明，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以後，産業結構的變化並沒有按照“霍夫曼定理”進行，增長得最快的並不是工業，更不是資本品工業或重工業，而是服務業。

“霍夫曼定理”不能得到印證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霍夫曼定理”是建立在先行工業化國家早期增長模式之上的。在這些國家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經濟增長依賴於機器作業對手工勞動的替代。在這一替代過程中必然發生的資本對勞動比例，或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資本品生産的優先增長成為必然。

但是，正如20世紀50年代以來索洛、庫茲涅茨、舒爾茨、薩繆爾森等一大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並不是資本投入，而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品的優先增長就不再是必然的。

第二，霍夫曼對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是在國民經濟只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因此，他把資本品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的上升和居於主導地位，等同於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和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産業。

運用20世紀40年代確立的“産業三分”的框架來進行分析，我們看到的真實圖景是：無論是作為工業化第一梯隊的英、美，第二梯隊的德、法，還是第三梯隊的日本，增長得最快的産業並不是工業，更不是資本品工業或重工業，而是服務業。不論從就業結構看還是從産值結構看，服務業都很快成為國民經濟中佔主要地位的産業部門。服務業，特別是其中的生産性服務業的發展，對於先行工業化國家生産成本、特別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把一種早已過時的增長理論當成發展經濟學的普遍真理，用以指導建立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是不合適的。

有的論者引用現代經濟學家錢納裏的著作，論證重化工業發展在工業化中後期的優先地位。其實，錢納裏只是在討論製造業內部結構變動時作出這一判斷的。

至於説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錢納裏在他的著作裏説得十分明確，在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工業化中後期，增長最快、佔國民收入份額最大和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部門，都是服務業而不是工業，更不是重工業。

正由於如此，世界銀行根據錢納裏的多國模型，在1985年第一個中國經濟發展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經濟結構扭曲的首要表現，在於服務業發展滯後；服務業增加值在中國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不但大大低於當時典型中等收入大國的平均水準，甚至低於低收入大國的平均水準。在這種情況下，要用錢納裏的多國模型來論證在中國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必要性，無異於南其轅而北其轍的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