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環球論壇
議題：中國面臨資訊化機遇與憂患
討論時間：2000年10月9日
討論地點：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本次主要發言人：
李希光：清華大學國際傳播中心主任
秦海：國家資訊中心發展研究部負責人
侯若石：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方興東：網路實驗室首席分析家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李希光：我首先談談資訊全球化與軟力量。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約瑟夫 奈認為，在現代國際政治中有軟硬兩種力量：硬力量是用“胡蘿蔔加大棒”去威脅利誘別人去幹他們不想幹的事情；軟力量是通過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作用誘惑別人去幹他們想幹的事情。資訊就是軟力量的一種。
全球化的形成靠的是全球傳播，控制全球傳播的是世界上的幾個全球性媒體，大部分是美國的。全球傳播也基本上是單向的，由美國發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全球傳播造成了多種影響。經濟上，廣播電視、電影、電信和新聞出版走向融合；政治上，全球通信衝破民族國家的傳統國界和主權；文化上，資訊的全球化製造了世界範圍內的“麥當勞”或“好萊塢”式殖民新文化。這一切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侵略不亞於美國在越南、朝鮮、海灣和科索沃的侵略。
全球資訊傳播，其強大的威力首先表現在“形象力量”上。美國的電視通過畫面的選擇左右了公眾的輿論導向，強化了情緒化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在重大新聞事件上全世界的喜怒哀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西方跨國媒體的形象力誘惑。比如前段時間西方媒體對於南斯拉伕大選的報道，在標題中大量使用煽動性的形容詞製造輿論導向，企圖通過這樣的報道，把南斯拉伕反對派以及美國的欣喜若狂變成全世界的欣喜若狂。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中國應該重視自己的軟力量。我認為資訊的量不是最重要的資源，注意力才是最重要的資源。注意力靠資訊的品質、信譽，靠傳播者的信譽。在資訊全球化時代，資訊品質在於其可信性和透明度，隱瞞資訊就不可能具有資訊的品質，也就不可能有軟力量。
秦海：我從經濟角度來談談。目前我們確實處在一個資訊全球化和全球資訊化的時代，過去40年，全球計算能力增長了10億倍，也就是説，過去一週的計算工作現在一秒鐘就可能完成。這進而導致兩個核心要素獨立出來：第一個是知識，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開始形成；第二，“數字化差距”或者叫“知識的缺口”形成。過去所謂“發展”或者説對挑戰的“回應”，現在變成了“彌補知識的缺口”。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現在全部成為轉軌社會的一個部分。轉軌的實質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美國，它是把市民社會轉變為網民社會；而中國呢，則既需要鞏固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階段性成果，又要鞏固20年來從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成績，同時也要彌補知識的落差。如果説美國是“一石打一鳥”，中國則是“一石打三鳥”。
資訊化改變了傳統産業的邊界，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政治觀念以及意識形態。我同意剛才希光所講的，如果我們不意識到或者不試圖去理解所謂西方的控制性力量，那麼我們很可能會被拋棄。這一過程是很殘酷的。從歷史上看，後出現的技術只要成為通用技術，就完全可以取代前面的技術，所以真正的資訊化給中國帶來的機會是非常多的。而實質性的挑戰又是什麼呢？我想必須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結合起來看，初步排列一下，主要挑戰有五個：一是體制，要花大力氣考慮其調整問題；二是“人”，加入WTO後，所有的衝擊對於中國來講都不算什麼，對人的衝擊才是最大的，過去傳統的理念（比如工資的國民差距理念）可能消失，整個精英層的收入水準可能全面國際化，而剩下的人怎麼辦？三是李希光所講的誠信問題；四是我們該建立怎樣一種信心；五是，我們應懷著怎樣的心態融入國際社會？很明顯，所謂“最後一班車”是不存在的，關鍵是看我們利用怎樣的時機來搭這班車。
侯若石：今天的話題是資訊化憂患意識。中國人首先要有資訊憂患意識。面對世界經濟資訊化，中國缺少的可能主要不是技術。我們總是羨慕印度的軟體業，但實際上，中國的資訊化程度要比印度高許多。中國的每千人擁有的電腦數量比印度多一倍；每千人上網人數是印度的4倍。我們之所以要有資訊憂患意識，是因為在中國存在眾多的資訊隱患，如虛假資訊（如假文憑）、錯誤資訊、不完全資訊（如不少外資企業發給客戶的資訊只有英文，沒有中文）以及資訊缺乏（如沒有個人信用資訊系統）。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沒有産品憂患意識，現在我們有了，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現在我們缺乏的是資訊憂患意識。如果資訊本身就有問題，資訊化便無從談起。
在資訊化問題上，我們面臨三個挑戰：1.資訊透明度帶來的挑戰。我在上面提到的資訊隱患和資訊不透明有直接關係。如果資訊透明度高，虛假資訊和錯誤資訊便沒有了藏身之地。2.資訊量的挑戰。剛才李希光講資訊量不是最主要的，我有不同意見。在中國，不是資訊過剩，而是資訊不充分。西方主流媒體的資訊量是我們主流媒體的資訊量無法比的。舉例來説，最近在舉辦奧運會的同時，在布拉格舉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年會，中國媒體對奧運會做了大量報道，但對年會卻很少報道。探討世界經濟發展大計的活動，研究全球反貧困戰略，為什麼報道很少？可見，儘管全球資訊過剩，但中國仍然是資訊缺乏。3.資訊化帶來的效率的挑戰。從經濟角度講，資訊是生産投入。對此我們同樣認識不足。許多人還在爭論是物質財富重要還是非物質財富重要，還在辯論無形經濟是否合理。實際上，資訊化帶來了勞動生産率的普遍提高。資訊化憂患實際上是效率憂患。
方興東：我從産業角度談自己的觀點。網際網路是資訊全球化最理想的工具。因此，對中國來説，發展網際網路會帶來一系列與全球化相關的風險和危險。但是，不發展的危險遠遠比發展的危險更加巨大。網際網路産業是資訊全球化的最根本基礎，文化力量、政治力量是尾隨在産業力量之後的。因此，沒有自己的産業力量在資訊全球化中將是無能的。
美國是網際網路産業的中心。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992—1995年，是網際網路的市場化、商業化階段；1995—1999年，是産業化和大眾化的階段；而從今年開始，美國的網際網路發展開始全面步入全球化的新階段，即怎樣將美國的網際網路産業推廣到全世界。1999年底，美國50家比較領先的網際網路公司已經做好了到國外擴展的準備，他們預計今後收入增長的70％來自於外國市場。美國的投資銀行判斷，到2003年，中國的網民數量大概能夠達到8000萬，佔整個亞太地區的40％，所以中國是很重要的一塊市場。目前中國還僅僅是初步完成了網際網路發展的第一階段，即商業化階段，下面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實現産業化。1999年美國投入網際網路事業的風險投資大約是400億美元，今年雖然資本市場波動很厲害，但估計投入的資金也已經達到600億美元左右。中國目前為網際網路事業投入的風險投資不到10億美元，這樣的資金是沒辦法形成産業化的，資訊化發展的意義也會比較有限。雖然我們必將成為一塊很大的市場，但如果中國人僅僅成為網際網路用戶的話，就像人人都挂個手機一樣，對於國家發展的貢獻並不會很大。
中國網際網路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我們能不能通過這個市場形成自己的産業，這其中首先是吸引資金的問題。另外，中國從事網際網路創業的人素質相當高，一開始就可以同國際接軌。但這些人能否將網際網路領域的新機制帶入社會主流，則需要一個整體的社會環境，這可能是面臨的真正問題。因此，網際網路又不僅僅是個産業問題，需要國家在更高層次上制訂中國網際網路的發展戰略。
閻學通：我從政治角度講講。資訊化和以往農業化、工業化比較，最大的不同是它加快人類社會變化的速度。凡爾納有本書《80天環遊地球》，那是工業化程度並不高時候的理想，而現在我們一天就可以繞地球走上一圈。速度改變了人的觀念，進而也就改變了社會觀念、行為，改變了社會生活的規律。舉例來説，以前科學家發明武器，軍人依據武器改變戰術。而現在，科學家發明武器的速度比軍人學習使用武器的速度還快，所以美國《2020年國防遠景戰略》就指出，今後軍事訓練的重點將不是學習使用武器，而是要培養軍人根據武器變化來發明新戰術的能力。
資訊化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有兩點。一個是數字化差距。在農業社會，對土地擁有與否是劃分階級的標準；到工業社會是按對貨幣的擁有而劃分；到資訊化社會，社會則按對知識或資訊的擁有程度分成“有知識階級”和“無知識階級”。國際政治的關係也改變了。現在國際社會劃分出的“南”與“北”還是按照擁有貨幣的多少，資訊化則加速擴大了國家間的貧富差距而不是縮小它。未來國際社會將依據資訊擁有水準和製造水準分為資訊化社會與非資訊化社會。資訊化下的國際勞動分工將是部分國家從事資訊業，而部分國家從事非資訊業，有些國家為了生存，甚至需要保持原始生活狀態，以旅遊業為主要國民收入。
另外，資訊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資訊安全包括保障資訊資源的充分利用、保護資訊的有償使用和防止資訊濫用。資訊安全不僅是個技術問題，重要的是如何從制度上保障技術開發速度的領先。與國際社會接軌是保障資訊安全的重要方法之一。
資訊化對中國來説，機遇和挑戰同樣多。由於這次資訊革命對全世界來講都是處於開始階段，所以大家都在摸索一個適應資訊社會的制度，就看我們能否抓住這個機會。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來自我們對於資訊經濟的性質認識不足，沒有認識到社會生産的重點正由物質生産向精神生産轉型，精神産品將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要方面，精神生活所佔的比重將大於物質生活。如果不認識到這點，仍然只強調物質生産的話，那麼當我們實現工業現代化的時候，將發現世界已經進入了資訊時代，而我們則由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非資訊化國家。
李希光：我也談談資訊憂患意識。歐美現在在聯手搞資訊安全，致力於形成一套規範和法律。為什麼要聯手？因為它們認識到，這是一個國際法，這不是單個國家可以搞成的。如果這套規範形成了，我們怎麼辦？在歐美，資訊安全的主題是如何保證資訊的流通。中國如果不加快資訊化的努力，不致力建設自己民族的産業，那麼就等於是將自己的時效、聲譽、民眾和市場讓給西方特別是美國媒體。剛才學通已經講了，資訊化社會轉型的起步階段，在技術上我們並不是落後的，關鍵是內容優勢如何發揮出來。
方興東：所以中國應該全力發展自己的民族資訊産業。我們和美國最大的差距就是商業推動力上的差距，應該有和中國網際網路發展速度相適應的政策來吸引更多的風險投資，否則我們將更缺乏競爭力。失去自己産業力量的支援，中國的處境將會更加被動。
秦海：另外我想補充的是，資訊競爭的實質，不是收益，而是標準。我們13億人口的國家，如果自己不制訂標準，那只能跟在別人後面走。我完全同意“不理解美國，就不理解新經濟”的判斷，但話説回來，理解完了之後，在落實到行動的時候，應該包含什麼東西？我們這麼大的一個中文平臺，如果不強調內容和標準，那就真的等於拱手出讓了市場。
侯若石：中國的資訊化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總的方針政策也是對頭的。老百姓從中受益匪淺。但目前我們的發展面對一個瓶頸，從經濟角度説，這瓶頸就是壟斷體制。人們預計，發達國家也許在幾年之內就可實現電話不按次計費。相對而言，我們中國電信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癥結在於電信業的壟斷。資訊化的發展應該杜絕壟斷。
閻學通：我覺得我們有幾個方面的優勢，一個剛才已經説了，現在全世界都處於資訊化轉型的初級階段，我們有幾乎同樣的機會；第二，我們國內民眾的積極性非常高，雖然産業速度上不來，但市場需求的開發速度上來了；第三，電腦知識適應中國人學習。如果再有制度保障，那麼進步將更快。資訊化給中國本身帶來的好處是非常大的，所以從國家的角度看，為了加快資訊化過程，部門局部利益一定要服從國家整體利益。
《環球時報》 2000.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