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化逐步成為人們關注和爭論的熱點，那麼發展中國家如何從經濟全球化中受益呢？
世界貿易格局與道德風險
近年來，儘管經濟全球化的現象日益明顯，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仍然面臨著嚴重的挑戰。自GATT（關貿總協定）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到1995年WTO（世界貿易組織）取代GATT，它們的宗旨都被描繪成是追求“正和競賽”（即“雙贏”）的格局。但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結局不甚理想，現實的世界貿易格局離GATT和WTO所宣傳的初衷相差甚遠。例如，在現行的國際貿易體制框架內，窮國與富國的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如果按每人平均GDP水準把全世界的國家分成5等份，每人平均GDP水準屬於最高的20％的國家與每人平均GDP水準屬於最低的20％的國家之間的差距，1987年是57倍，1997年擴大為92倍。其結局是世界財富佔有和分配格局極其畸形。究其原因，除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競爭力較弱之外，發達國家的經濟強權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例如，發達國家不斷利用高關稅阻礙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話説：“富國對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製成品徵收的平均關稅是他們對其他工業化國家進口的産品徵收的關稅的4倍。”WTO總幹事穆爾甚至感嘆道：“富裕國家向最貧困國家的商品實施的平均關稅事實上比他們向其他富裕國家徵收的關稅還要高。比如説，在美國和加拿大，這種關稅甚至要高兩倍。”面對這種現實，穆爾認為，“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道德問題”。再例如，發達國家還不斷利用非關稅壁壘手段阻礙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其中尤以配額和“反傾銷”懲罰特別突出。其結果，發達國家不僅扼殺了發展中國家的潛在優勢，而且抑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存在的競爭優勢，例如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由此，人們期望的“正和競賽”格局遲遲難以達到，從而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必然充滿了強權與反強權的鬥爭和較量。今後，發展中國家要想在經濟全球化中受益，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必須進一步加強南南合作，為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努力奮鬥。
不能片面理解比較優勢理論
在WTO秘書處的有關宣傳材料中，明確指出，開放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由此看來，如何理解比較優勢理論就顯得十分重要。比較優勢理論的發明者是李嘉圖，其理論內涵十分豐富，至少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實現産業的合理佈局。但即使是WTO成立了，在全球推行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二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並沒有否認一個國家可以實行“趕超”戰略。三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甚至也沒有否認一個國家可以實行“替代戰略”。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要想在經濟全球化中受益，就不能片面理解比較優勢理論，為了提高本國産品和企業的競爭力，應該提高創新意識，不能把希望都被動地寄託在外國投資上。在經過引進、消化、創新後，發展中國家不僅應該而且可以在特定産品或特定行業上，替代或趕超同類的國際競爭者。只有這樣，發展中國家才能在傳統産業的競爭中站穩腳跟，而且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中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不能盲目放棄對經濟的干預
自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進展明顯加快，因此在某些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崇拜者看來，民族和國家的概念都是過時的概念，政府干預似乎是多餘的。這種觀點在世界瀰漫著崇尚市場機制的氛圍中顯得尤為突出。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切記不能輕信此類説法。因為，無論是從實證研究的角度還是從規範研究的角度，都無法否認政府干預存在的現實和必要。
首先，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的程度要比人們想像的高。如果從歷史發展的動態角度進一步分析，我們至少還會看出兩個現象，一是某些發達國家的國家支出率（政府支出佔一國GDP的比重）一直處於穩步上升的狀態，例如英國，國家支出率從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進而又上升到1997年的40．6％；另一個現象是某些發達國家的國家支出率一直處於基本穩定的狀態，例如美國，1980年時國家支出率是36％，到1997年時是33．3％。
其次，我們從規範研究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的探討中，需要清醒的是，“全球化”並不是“一極化”和“美國化”，而是“多極化”和“民族化”。對於貿易領域來講，它可能是一個貿易自由和貿易保護並行不悖的時代。回顧全球經濟的發展歷史，無論是貿易政策的實施，還是貿易理論的提出，都不是單一地演進，而是並行不悖地發展。造成這種格局的根本原因是，任何貿易政策的實施和貿易理論的提出都無法忽視經濟發展的國家特點。既然如此，那麼無論是提倡貿易自由還是提倡貿易保護，都只意味著政府干預程度的強或弱，而絕不意味著政府干預手段的有或無。在這裡非常有必要重溫亞當 斯密的經濟理論。
我國學者朱紹文教授通過與格拉斯哥大學的斯金納教授的交流，兩人都堅定地排除了傳統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經濟理論不僅僅是經濟自由主義，同時斯密還是一位政府干預論者，在《國富論》中隨處可見”。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重讀《國富論》可避免新自由主義對斯密經濟理論所造成的扭曲。重溫斯密在224年前所説過的話，對我們理性地迎接經濟全球化是有益的。因為，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的全球化，是資本的全球化，而面對市場的失靈和資本的壟斷，是需要政府干預的。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要有力地糾正市場扭曲或市場缺陷，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四大優勢：徵稅權、禁止權、處罰權和交易成本。總之，在“市場神話”面前，我們不能過於天真。 （王振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中國青年報》 2001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