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擺在中國面前不能回避的問題，那中國怎麼加快改革呢？

    國有經濟重組産權多元化

    首先，必須走一條國有經濟重組的道路。這就是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所作出的決定，只有對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改組，才能適應這個變化。我們都知道，國有經濟在中國將會長期存在下去，但除了特殊行業以外，純粹的國有企業將不再存在，多數國有企業將轉變成混合所有制、多元投資為主體的企業。重要的骨幹企業是國家控股的，這樣一種多元投資主體的建立，即意味著國有經濟將長期存在，因為重要的企業是國家控股，一般的是國家參股。此外，改成投資多元化以後，企業的決策就會走向科學化。董事會將不是一個面孔、一個聲音、一個利益主體了。這樣，董事會內部就會有爭論，就能作出符合投資者利益的投資決策。

    現在，資産重組，有些是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的，採取拉郎配的形式，在國有經濟的大框架裏面，這個跟這個合併，這個跟那個合併，這叫假改革，這不是真改革，這是不行的。為什麼不行？以過去日本漁民捕鰻魚的故事打個比方，日本過去的漁民到海上捕鰻魚，很多漁民捕的鰻魚都死了，但有一個漁民捕的鰻魚都是活的，別人奇怪，為什麼他捕的鰻魚是活的，而我們捕的鰻魚都是死的呢？他們就調查了水的溫度、船上裝備、船的型號，通通是一樣的，百思不得其解。後來這個日本老漁民快死了，臨終前把他的兒子叫到枕邊説：‘告訴你吧，我們家鰻魚幹嗎都是活的，就是捕了鰻魚之後，必須丟進一些亂七八糟的魚，如鲇魚進去，這些非鰻魚，跟鰻魚不是同類的，一進到鰻魚艙以後，就亂鑽亂咬，鰻魚受到驚動，躲它、防它、也咬它，這樣一來，魚都是活的。水至清則無魚，艙裏的魚太純了就要死。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發就是：我們在資産重組中必須把大門打開，讓個體的、私營的、鄉鎮企業、集體經濟、外商獨資、中外合資通通進來，這種資産重組不是政府行為，是市場行為，最後組成的必定是有生命力的企業集團。這樣的話，我們才能真正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才能有競爭力。

    既然讓各類投資者都進來，就必然包括中國自己的民間資本，一些領域對外開放之前，就必須先對內開放，給外商國民待遇之前，先給內商以國民待遇。這是合情合理的。四大銀行幹嗎都是國家獨資的銀行呢，為什麼就不能開放呢？通訊行業為什麼不能對內開放呢？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一共有三十個代表提出建議，主張對外開放之前先對內開放。這樣做的好處在於，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是結合在一起的。

    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並重

    在這個過程中，大力發展公共投資基金是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重要措施，一旦中國能夠建立幾百個公共投資基金，每個公共投資基金吸納幾十億元、上百億元的民間資金，進入到各行各業去，企業的面貌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這種情況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的競爭就會有實力了。除了資産重組以外，産業要升級，因為只有産業升級才能夠使技術水準提高，才能使我們不以單純的廉價取勝，而以更多的技術含量取勝。但産業升級中，並不是説我們每個地方、每個城市都要建立高科技産業，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條件搞高科技産業。在産業升級中，有條件的地方去建立高科技産業，其他的各行各業也都有高科技，就看你能不能在技術上有所突破了。紡織行業是個傳統的行業，紡織行業中，假定我們能夠發明推出一種新産品，比如很薄、很輕、很挺，而且冬天穿起來有羽絨服的效用，你看有沒有銷路？肯定銷路就打開了。造紙行業是個傳統的行業，假定用老玉米芯、老玉米葉、老玉米稈做成一種紙，可以當杯子、當飯碗用，人們用完以後一丟，拿去還可以喂豬。發明這種紙，你看有沒有銷路？

    經濟學告訴人們，從來沒有夕陽産業，而只有夕陽技術，各行各業都可以有技術創新。這樣的話，我們就能既有高科學技術産業，又有高科技在每個行業的運用。在這裡必須強調，對‘重復建設’四個字要有新的理解。一概不準重復建設的觀點是錯誤的。什麼叫重復建設？我們反對的是投資主體不承擔風險的重復建設。投資主體不承擔風險的重復建設，反正賠錢我也不管，為了地方利益等等，這是浪費資源，不會産生效益。但是，如果重復建設的投資主體承擔風險，你幹嗎去反對它呢？技術創新往往是通過重復建設而冒出來的。如果我有新技術，能淘汰你，就應該讓我建。這樣的話，技術突破才能産生。技術發展史上，都是在重復建設中技術才有所突破的。假定不準重復建設，生産力佈局就到此為止了。必須打破固定化的生産力佈局，只要投資主體承擔風險就行了。所以説，中國今後的産業升級一定要扭轉不準重復建設的做法，應該准許重復建設，但要自負風險，自擔盈虧。如果賠了，就要承擔後果。這樣就不會再搞低水準的重復建設了。

    産業升級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留住人才。上文談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才會流失，現在看來，最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良好的、一流的國內工作環境。這是很重要的，但還不夠，必須實行股權獎勵制度。創業的有股權，技術發明者有股權，高級管理人員給股權，科技人員給股權。好處在什麼地方呢？好處就在於不增加工資成本。假定中國的企業都把工資提到跟外資在華企業工資一樣高，是受不了的，我們的企業就要垮掉。工資不可能提那麼高，那麼怎麼把人才留住呢？我給你股，你拿錢來買股，甚至給你優惠價，幾年之內不準賣掉，幾年之後才可以賣。這幾年你努力工作，讓企業出效益。出了效益之後，股票價格上升，到市場上賣，由市場支付差額，公司不支付差額。這樣的話，人才就留住了。外資來中國，它能給你股嗎？國內的企業幹嗎不給股權？所以説，對這個問題一定要充分認識。

    鄉鎮企業也要改革

    我們在改革過程中，鄉鎮企業也必須改革。鄉鎮企業在中國的企業中佔了很大的比重，天下有一半是它的，還有‘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其二’的説法。八○年代以來，長期存在鄉鎮企業兩種模式的爭論，現在可以下結論了。哪兩種模式呢？無非是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

    蘇南模式在當時是大集體的模式。多年經驗已經證明，這個模式適應于短缺經濟時代，它有兩個重要的局限性：一是政企不分。這個‘政’是鄉政府的‘政’，鄉政府干預太多，這就把蘇南模式的發展限制住了。二是産權不清。産權歸誰，誰對資産負責，一直是很模糊的。所以現在正在改革。最近江蘇省江陰市突破了過去蘇南模式的界限，産權清楚的、政企分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開始出現。這表明蘇南模式的改革正在深化。

    溫州模式是家族經營制模式，家族經營制在初期是有一定長處的，但實踐證明，這一模式主要有三個局限性：

    第一，家族經營制下的決策是家長決策，但家長不一定什麼都行，家長當初創業時可能行，以後就不一定適應時代了。家長個人決策通常是獨斷獨行，容易把企業帶到錯誤的方向去，甚至企業就因此垮臺。

    第二，家族經營制之下，企業只能在有限的範圍中挑選自己的接班人，而且下一代人不一定有上一代人的那種氣質和本領，這樣就造成了鄉鎮企業難以再往前發展。在某些地方甚至還發生了家族經營制下幾個兒子為爭奪企業接班人的位置，各拉一個親戚來撐腰，並出現好幾派的情況。

    第三，家族經營制是一種産權封閉的制度，它只能靠自身內部的積累來發展，這樣的發展是有限的。

    溫州模式現在也正走向改革：一是實行委託代理制。家族掌握股權，但不一定由家族人來管理，也不一定由接班人管理，而是用代理的辦法，從社會上聘請能人來管理。二是産權走向放。允許外邊人進來，改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這都是産權開放。鄉鎮企業這樣一改，能使效益大幅度提高。

    香港大公報 200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