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２００３年全國已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總體運作良好，其工業增加值、出口額、稅收、銀行結售匯順差值等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幅度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在國民經濟總量，特別是在國民經濟增量中所佔比重繼續提高，對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

２００３年現存註冊運營的約２３萬家外商投資企業（工業企業約１６萬家），實現工業增加值達１１１７４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２０％，高於全國工業增加值增幅（１７．００％）３個百分點，佔全國工業增加值（４１０４５億元）的２７．２２％，所佔比重較上年提高１．５個百分點。出口額達２４０３．４１億美元，同比增長４１．４３％，出口增加值７０４．０４億美元，佔全國出口增加值（１１２８．０５億美元）的６２％。

外商投資企業銀行結售匯順差值６５４．１４億美元，比上年增長３８．８０％，佔全國銀行結售匯順差值（１２１７．２２億美元）的５３．７４％，是同期國家外匯儲備凈增加值的５５．９９％。

外商投資企業繳納稅收４２６８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２２．８１％，佔全國稅收總額的比重達２０．８６％。外商投資企業對外依存度明顯高於其他類型企業，出口值佔其工業産值的４５．８５％，高於其他類型企業出口所佔比重２９．１６個百分點。

外資成為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

有關專家通過縱向比較，從１０個方面概括了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推動經濟增長。據有關分析，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間，在中國ＧＤＰ年均９．７％的增長速度中，約有２．７％來自於利用外資的直接和間接貢獻。國際貨幣基金會研究成果説，中國在上世紀９０年代１０．１％的平均經濟增長率中，直接由外資産生的貢獻約３％。

促進資本形成。以國內資本形成總額（ＧＣＦ）計算，１９８３年外國直接投資僅佔中國國內資産形成總額的０．９％。１９９３年為１２．１％，１９９４年達到１５．１１％的最高水準，在２００２年為１０．１％，從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２年，ＦＤＩ佔中國全部固定資産投資的比例平均每年為１２．５％。

提高工業産值與增加值。外資企業的工業産值佔中國工業産值的比例從１９９３年的９．２％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３．４％。此外，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佔中國工業增加值的比例從１９９４年的１１．０％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５．７％。

提升出口規模。外資企業在１９９３年出口金額為９１７．４億美元，２００２年為１６９９．４億美元。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從１９９３年的２７．５％增加到２００２年中的５２．２％。

創造外匯。２００２年外商在中國的銀行結售匯順差值４７１．３億美元，佔中國的銀行結售匯順差值的７２．７％，是同期中國外匯儲備增加值的６３．７％。雖然過去幾年外資企業的外匯順差並不顯著，但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産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的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於國內的１０－１５％。也就是説，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産能力。

繳納稅收。１９９３年，外商投資企業繳納稅收２２６．６億人民幣，佔中國稅收總額的比重為５．７％。到２００２年，外商投資企業繳納稅收３４８７億元人民幣，佔中國稅收總額的比重已經達到２１％。

提供就業機會。２００２年末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員超過２３５０萬人，佔中國城鎮勞動人口的比重約１１％。

促進技術轉移和生産率提高。外資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先進技術和現代企業管理技巧。過去２０年，外企引進了大量先進設備和技術項目，不僅彌補了中國與外界的技術差距，還開發出許多新産品。計算表明，外資企業平均規模比國內企業大４３％，資産對勞動的比率較高。除採用更多資本外，外企比國內企業資本生産率更高，勞動生産率也比國內企業高８８％。在利用國內稀缺資源方面，外資企業更有效率，外資企業並沒有與國內企業爭奪資源，相反，外資企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利於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産生外部效應。跨國公司的進入帶動了配套企業的發展，一家跨國公司進入，６０％的配套商跟進，促使國産化和員工的本地化。

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外資企業推動了中國市場競爭，其先進技術和優良業績對中國國內企業帶來了壓力，加劇了中國市場的競爭，提升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力。

對中國經濟深層次貢獻不容忽視

商務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馬宇，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對外資持鮮明的肯定態度。

馬宇説，對中國而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資是越多越好。我們需要面對的是開放不夠問題，而不是開放過度問題。

所謂中國資金短缺現象已經不存在，因而不需要更多外資的説法，是不了解中國引進外資的背景。事實上，解決資金缺口並不是中國引進外資的根本目的，外資對中國經濟最大的貢獻也不在於解決了資金缺口，而在於推動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目前中國經濟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制度轉軌，經驗證明，這光靠內生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引進外資從而引進外部的改革推動力。

馬宇説，縱觀國內各行業，可以發現，外資進入越深的行業，制度建設越好，行業管理也越規範；相反，對外資限制越多、管理越謹慎的行業，問題也越多。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桑百川持同樣觀點。

桑百川説，外資對中國形成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而這樣的所有制結構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他説，外資還加速了企業制度變遷。外資投資與國有企業嫁接後，直接切斷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臍帶，擺脫了許多行政干預，勞動、人事、分配、進出口經營權和投資自主權等落實到位，內資企業可以直接學習外資企業的治理制度、管理理念，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還拉動了收入分配製度變遷。一般而言，與內資企業相比，外商投資企業員工的收入不僅普遍較高，而且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這種收入分配機制，一方面，提高了中國外企職工的收入水準；另一方面，打破了長期以來國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鍋飯體制，把資金、技術、管理、知識納入收入分配範疇，可以全方位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外商投資形成市場供給，迅速改變了短缺的市場結構，帶來市場競爭和衝擊，市場準入擴大，有利於打破國內市場分割，加速目前某些領域尚存的行政主導型資源配置方式向市場主導型資源配置方式轉變，加速舊的經濟體制滅亡和新體制確立。

桑百川説，外資的另一重要作用，在於推動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

他説，外資首先推動了有形資産之間的重組。通過外資控股、購並，不僅一些國有企業成功地減持了投資比重，或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而且由於外商注入優良資産，使原有企業的資産品質提高。其次是無形資産和有形資産重組。利用國外品牌、銷售渠道等，可以救活閒置國有資産。

外資也推進了企業重組。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進駐中國市場，可以加速國內市場由壟斷型向競爭型結構轉變。在競爭型市場結構下，部分企業處於萎縮狀態，失去生存和發展能力；部分企業處於擴張狀態，國際競爭力明顯提高。而企業差距拉大，又為企業之間的重組創造了條件，最終會促使各個行業的生産集中度顯著提高。另一方面，通過與外商合資合作，可以直接實現企業重組，加快企業技術和管理升級。

由於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入，還會創造、發展一些産業部門，彌補國內市場上的一些産業空白，改造傳統産業，使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步伐加快。

如何看待外資負面效應

外資對中國經濟有沒有負面效應？

馬宇説，肯定有，但與其正面貢獻相比，外資的負面效應可以忽略不計。況且，國企效率低下、政府某些部門對經濟不當干預，都對中國經濟産生相當大的負面效應，相比而言，外資負面效應當算小的。

馬宇説，對外資要寬容。外資出現的一些問題，恰恰説明目前外資的量還不夠大，先有量才能有質。

他認為，有兩點理由可以保證，對外資的問題完全不必過於擔心：

一是中國市場大，國內企業有足夠的迴旋餘地，不會形成外資的寡頭壟斷；二是中國企業自身創造力強，在與外資競爭中善於學習和提高，這種情況下，外資很難壓制住中國國內企業。

而且，從總體上説，政府完全可以通過相應的法律制度“管”住外資，不必因為擔心壟斷之類的問題而排斥外資。

對於外資的一些負面影響，葛順奇分別談了自己觀點：

價格轉移問題。跨國公司普遍實行全球化經營戰略，利用其全球網路，轉移價格或者利潤是跨國公司的普遍現象。對此，政府可以採取適當措施加以防止。

技術轉移問題。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動機是追求利潤，技術的轉移和採用，主要基於市場競爭狀況，這裡的競爭不僅僅是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競爭，更多的表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事實上，跨國公司已經逐步向我國轉移先進技術。因為中國市場國際化、國內競爭國際化，使得跨國公司必須向中國轉移新技術；産品生命週期的縮短也迫使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新技術，如手機産業。一個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有利於跨國公司面向國內研究開發和轉移新技術。技術轉移問題本質是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我們不能要求跨國公司使用、轉移何種技術，不能因為跨國公司使用了落後的技術或不轉移技術而將其看作是跨國公司的負面效應。

跨國公司存在的限制性商業措施，濫用市場壟斷力量，出現一些反競爭行為，這是一個世界範圍內有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制定《反壟斷法》是一個有效方法。

引資成本過高。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為了提升吸引外資的競爭力，過度給予外商優惠措施，導致大量土地浪費，投資密度不高，稅收減免過多，甚至降低環境保護標準，導致引資成本過高，這種狀況不是外資企業的問題，而是地方政府無序競爭的結果。

環境污染問題。有些跨國公司利用發展中國家競爭吸引政策的機會，將污染嚴重的産業轉移到東道國，並在生産經營過程中，降低環保標準。但研究表明，跨國公司的環保標準普遍高於國內企業。而且，東道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類似問題。

要不要繼續採取積極的外資政策

中國仍需外資彌補資金缺口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桑百川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説，即便只從彌補資金缺口的意義上看，中國也需要繼續積極擴大引進外資，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將長期面臨資金約束。

桑百川説，從財政和就業狀況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資金短缺的現實：

目前，我國縣及縣級以下財政較普遍地存在著鉅額債務，全國近３０００個縣（市）超過６０％屬於赤字縣（市）。據估計，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６０００億元以上，佔全國ＧＤＰ超過５％，佔我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高達３０％以上；

中央財政也不寬裕，２００３年中央財政收入雖然創紀錄地超過２萬億元，但仍然不足ＧＤＰ的２０％，大大低於一般市場經濟國家３０—５０％的水準，財政赤字率達到２．９％，逼近３．０％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債務負擔率（債務餘額佔ＧＤＰ的比重）雖然表面上不足２０％，與國際上公認的６０％的警戒線相距甚遠，但如果加上潛在負債，我國中央財政的債務負擔率並不算低。

從就業角度，如果我們要解決龐大的社會失業難題，使社會失業率明顯降低，我們的資本缺口還相當大。２００３年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攀升到４．３％。城鎮失業率即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加上下崗尚未登記的勞動力佔城市勞動力的比率，是反映失業狀況的第二個指標。２００３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超過８００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６００多萬，兩者加起來共１４００萬人，城鎮勞動力總數是２５６３９萬人，城鎮失業率約為５．５％。農村的失業狀況更加嚴重。目前，農村大約有４．９億左右的勞動力，而１９億畝的耕地充其量需要１．９億勞動力耕種每個勞動力耕種１０畝左右，加上農村鄉鎮企業吸納的１．３億左右勞動力，約有１．７億農村勞動力事實上處於失業狀態或潛在失業狀態，農村失業率約高達３４．７％。

由此，中國的社會失業率城鄉失業勞動力與城鄉勞動力總量之比大約是２４．９％。相對於龐大的失業，我國的資金不是太多或過剩，而是遠遠不足。

桑百川説，利用外資是增加就業機會的重要出路。中國客觀上仍然存在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的迫切需求。

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博士葛順奇認為，中國目前存在外資的相對短缺。

他説，從ＦＤＩ在中國的産業分佈來看，截至２００２年，中國初級産業利用外資佔總量的１．９％，第二産業佔６８．３２％，房地産佔２３．８７％，其他服務業佔７．９１％，外資主要集中于製造業，服務業所吸收的外資比例較低，這與世界ＦＤＩ流動的行業總體分佈格局差距較大。在我國，特別是服務業仍然需要大量的外資。

從區位分佈來看，我國東中西部地區ＦＤＩ存量差距極大，３１個省市之間利用外資的業績和潛力也存在明顯差別。部分省市仍然需要大量的ＦＤＩ，已經吸引到較大規模外資的省市，還需要技術與産業升級，需要吸引高品質的外資。

積極利用外資是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需要

桑百川説：“中國要不要積極利用外資，實質是中國要不要參加經濟全球化。”

他説，經濟全球化是一個過程，也是一種必然趨勢。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全球化的途徑逐漸由武力手段演變為和平方式，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認識到利用資本的重要性。

資本在追逐高額利潤的過程中，也迅速推進了生産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進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生産力和現代文明。學習、借鑒和吸收發達國家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引進外國資本、先進技術、先進管理方式，加強與發達國家經濟技術和文化交流，是儘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的捷徑。

為此，發展中國家開始主動迎接全球化，紛紛制定優惠政策、設置特殊經濟區，吸收外商投資，參加跨國公司全球分工體系，甚至為爭奪國際資本而進行激烈競爭。

事實上，也確實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參加經濟全球化進程，獲得了很快發展，擺脫了貧困和落後狀態，如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這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起到了很好的示範效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走上了經濟開放之路，使經濟全球化以新的方式向前推進。

適應發展生産力和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中國選擇了正確的對外開放、參加經濟全球化的戰略和政策，而跨國公司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是經濟全球化的內容和表現，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參加經濟全球化的題中應有之意。

積極吸引外資是世界各國的政策目標

葛順奇説，基於ＦＤＩ對東道國經濟發展作用認識的深化，世界各國對外資的態度不斷發生轉變。從２０世紀４０－５０年代的允許政策，到６０－７０年代的限制政策，再到８０年代的自由化政策，現在是積極促進政策，甚至是競爭性吸引ＦＤＩ。吸引跨國公司及其國際直接投資，成為各國制定外資政策的主要目標。

過去１０多年，世界各國的ＦＤＩ政策主要集中于更多地吸引ＦＤＩ。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有１６５個國家對本國ＦＤＩ法規進行了１６４１項修訂，其中，９５％是以ＦＤＩ政策更加自由化作為目標。２００１年，在各國ＦＤＩ的法規變革中，旨在創造更有利ＦＤＩ流入的措施佔有非常高的比例。２００２年的比例更高，在全球２４８項外資法規修改中，有２３５項變革更有利於吸引ＦＤＩ。

接受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為，在繼續堅持積極的外資政策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建立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盧進勇説，民營企業最終應當成為中國經濟主體。但由於長期以來，我們對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將民營企業置於不平等市場地位，抑制了民企的生命力。隨著中國加入ＷＴＯ，從市場準入方面，我們對外資的限制越來越少，相應地，對外資的特別的優惠政策也應當逐步減少，最終與國內企業平等。（記者 陳墨）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