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七八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ＣＰＩ）連續２個月比去年同月上漲５．３％，而導致ＣＰＩ上漲的主要因素——８月份糧食價格竟比去年同期上漲３１．８％，這無疑加重了人們的通脹預期。

但筆者認為，在現代産業結構和經濟體系中，糧價上漲不大可能加劇通脹。而且，從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看，糧價適當提高，房價和汽車等價格降低，才是合理的。

宏觀調控不應“調低”糧價

其實，過去幾年我國一直苦於糧價過低和糧農增收過難。２００２年三種糧食保護價與１９９７年的高峰值相比，下降了２５％左右；市場價與１９９６年的高峰值相比，下降了４０％左右（降幅最大的１９９７年，稻穀每斤下降０．１３元，小麥下降０．１１元，玉米下降０．１４元）。如果按每年農民通過兩個渠道出售３５００億斤商品糧（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保護價收購量分別為２０００億斤、１８００億斤、１３００億斤左右），並分別以１９９６年的市場價和１９９７年的保護價為價格基數累進計算，價格下跌給農民造成的損失已經達到２５００億元以上，主産區農民損失尤其慘重。

由於糧食過剩，國家財政用於糧食保管費用、利息和價差虧損補貼（移庫、陳化糧拋售、軍供）等方面的支出不斷上升，負擔沉重。２００２年糧油補貼高達７１０億元，其中農發行利息１２０億元，政策性價差虧損１３１億元，中央和地方儲備糧費用補貼９０億元，保護價糧食的庫存費用補貼約６８億元。在國家財政補貼不斷增加的同時，國有糧食企業的虧損挂賬仍在增加，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到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新增挂賬約４５０億元。

所以糧價上漲應該是政策追求的目標。其益處有二：一是有利於農民增收，協調城鄉利益關係；二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２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長了３３２６元，增幅達７６％，糧食消費價格指數卻發生了較大幅度的下降，農民收入只增長了５５０元，在較低的基數上增幅僅有２８．５％，這二者之間很不協調。另據有關業務部門估計，去年八九月份保護價糧食庫存３２００億斤，每斤平均價差０．１４６元，潛虧４６０多億元，所以，從這個角度説，目前糧價的上漲就意味著“潛虧可以不虧了”，賺回來的這筆錢比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和減免稅的總量還多。如果今年下半年能把市場糧價穩定在最低收購價之上，不僅農民可以繼續得到好處，而且國家也可以不啟動最低收購價政策。

調控總量與結構以穩定供求關係

事實上，今年５月至６月糧價環比下跌了０．５％，因此不能不擔心的是，秋糧上市後，糧價有可能會持續下跌，並成為宏觀調控總體成功後不得不面對的新難題。現在給農民糧食直補，每畝地平均不過１０元錢左右；而按９億農民生産９０００億斤糧食計算，糧價每下跌一分錢，農民的損失也接近１０元。

當然糧價上漲，消費者會相應地增加一些支出，但這一數額非常有限。根據筆者的計算結果，２００２年城市居民糧食消費支出僅佔總支出的３％，貧困戶佔８％。去年秋季以來，城市居民對糧價上漲反應較為平靜。

從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看，糧價適當高點，房價和汽車等價格低點，才是合理的。現在不少人擔心通貨膨脹，其實今年上半年ＣＰＩ上漲是溫和的。糧價上漲本身構成了ＣＰＩ上漲的主要部分，但傳導效應並不明顯。在現代産業結構和經濟體系中，糧價上漲不大可能加劇通脹。

糧價變動説到底是供求關係的反應，所以，政府的宏觀調控可以從三方面使之趨於穩定。首先要調控總量和品種結構，要有總量和品種目標以及相應的政策措施，避免因糧食過多或過少而陷入被動。這在兩篇文學作品葉聖淘的《多收了三五斗》和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中都有生動的描述。其次，糧價受心理因素的影響很大，去年糧價之所以迅速上漲，與社會心理的變化有極大關係。因此，政府在發佈關於糧食供求關係的資訊時一定要謹慎。第三，要做好政府“托市”的準備。在托市時，應先利用儲備糧輪換收購，因為儲備糧食收購輪換是單一的政策性業務，不會發生像國有糧食企業過去那樣把經營性業務冒充政策性業務而賺取差價的現象。在輪換收購時，最好採取“價補分離、同時結算”的方法。“價補分離”就是儲備糧公司按市場價收購，財政部門按收購數量將價差補給農民；“同時結算”就是收購部門和財政部門在收糧時合署辦公，把收購價和價差補貼同時支付給農民。 （作者李成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經營報 2004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