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３１日，國務院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高校助學貸款政策調整情況。就社會各界關心的新政策能否化解目前出現的銀行停貸僵局等問題，本網記者採訪了一直關注這一問題的全國人大代表鄭惠強。
背景：在全國普通高校中，經濟困難學生約２４０萬人，佔在校生總數的２０％，特別困難學生的比例為５％至１０％，人數大概在１６０萬。為此，我國自１９９９年開始推行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助學貸款被認為是對貧苦大學生最好的救助通道，到２００４年６月底，已實際發放貸款５２億元，享受貸款的學生約８０多萬人。但由於借款大學生還貸率低等原因，陸續有銀行對高校停止發放助學貸款。“不讓一個貧困生失學”，這句１９９９年國家助學貸款出臺時教育部提出的口號，仍在經受嚴峻的考驗。
助學貸款是最好的救助方法
《聲音》週刊：鄭老師，您好！從１９９６年起，您就一直關注貧困學生的救助問題，無論在政協還是在人大，您每年都提相關的提案或議案，您為什麼要對這一問題“窮追不捨”？
鄭惠強：我在同濟大學學習、工作了３０年，現在仍然擔任那裏的博士生導師，去年調到應用技術學院。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與學生打交道，看到那些貧困生求學的艱難處境，促使我思考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我的思考也無法停止。
《聲音》週刊：在您開出的眾多“藥方”中，為什麼將助學貸款作為最終對貧困大學生的主要救助辦法？
鄭惠強：１９９６年，我提出了關於合理髮放學生補助的提案，並建議建立大學生副食品基地。１９９７年，我提出了加大高校勤工助學力度和建立高校勤工助學基地的提案。但１９９８年，我發現貧困生在逐年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大。同時，隨著高校擴招和各種費用的增多，下崗職工的增加，實際貧困學生數還在增大。這使我意識到，儘管政府投放的補助金在逐年增加，但仍然無法解決實際問題。我查閱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資料，資料顯示當時已有３０多個國家實行學生貸款制度。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實施高等教育貸學金制度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較好手段。在當年的提案中，我提了７條意見，呼籲利用金融手段建立社會化的貸學金制度。
助學貸款叫停癥結何在
《聲音》週刊：助學貸款幫助不少貧困生獲得繼續深造的機會，但目前全國已有１００多所高校被銀行列入“黑名單”，助學貸款被叫停，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鄭惠強：現在我們國家的貸學金制度是商業性運作，運作中出現了兩個矛盾，即申請不到和拖欠還貸。據資料顯示，實際申請成功率和貸款發放率都在５０％以下，許多人感覺手續繁多、申請困難。
另一個突出矛盾是已畢業大學生拖欠貸款現象嚴重。而這又加劇了第一個矛盾，按照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高校助學貸款還貸違約率達到２０％，且違約人數達到２０人的高校，銀行可以停止助學貸款業務。這又導致了惡性迴圈，以至於目前銀行對於部分高校停止放貸，助學貸款陷入僵局。
《聲音》週刊：一提到欠貸，人們最先想到的就是誠信。目前許多聲音將板子打在學生身上。對此，您覺得公平嗎？
鄭惠強：是有誠信問題。有一部分學生確有經濟困難，還不起。現在就業這麼困難，一部分學生畢業就意味著失業，自己吃飯都成問題，又哪有錢還貸，尤其在擴招之後，這一矛盾更加突出。但同時，也確有少部分惡意逃貸，這顯示在大學生誠信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這不僅僅是學校的教育問題，也暴露出社會在誠信檔案、誠信懲罰機制建設方面的欠缺。
《聲音》週刊：難道僅僅是誠信問題嗎？
鄭惠強：更多的是政策不夠完善。
首先，本來是政策性行為，卻以商業貸款的機制來運作。商業銀行的貸款是以營利為目的，追求利潤最大化。高校貧困學生提供的助學貸款，既費力又有風險，而且難以增加利潤，國家對學生的違約也沒有有力的制約辦法，降低不了銀行的風險。如果不是因為國家政策規定，估計很少有銀行願意做這“虧本”的買賣。一銀行人士曾對我説，大學生畢業後分散到五湖四海，有的人還不知去向。且不説業務員對著成百上千個賬戶催款很麻煩，就是追討成本也實在扛不住。
其次，還款時間太緊。從學生畢業之日起，４年內還貸的做法，對於剛剛畢業的學生來説，還比較艱難。此外，就是貸款審批和還款過程既費力又較複雜。
五大變化有助緩解矛盾
《聲音》週刊：為了化解助學貸款的僵局，教育部等４部門６月公佈了《教育部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關於進一步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一些變化引人注目。
鄭惠強：是的。新政策主要有五大變化：學生在校期間免交貸款利息；還貸年限延長到６年；招標選擇貸款經辦銀行；曝光違約借款學生名單；建立貸款風險補償資金。
《聲音》週刊：那麼，新政策能夠減少違約率並降低銀行風險嗎？
鄭惠強：新政策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延長還貸年限和建立貸款風險補償基金這兩點，以前風險全部壓在銀行身上，現在國家注入資金，給銀行一定的補貼。這有助於降低銀行的風險，並進而打破目前的助學貸款叫停僵局。
《聲音》週刊：相比過去，您覺得新政策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什麼？
鄭惠強：新政策規定，將目前的４年還清貸款的年限延長為６年。這無疑大大降低了學生還貸的壓力。新政策同時規定，對畢業後自願到國家需要的艱苦地區、艱苦行業工作，服務期達到一定年限的借款學生，經批准可以獎學金方式代償其貸款本息。這實際上就是免除了貧困學生的貸款，改由國家買單。這種制度如同一個有效的調節人才的杠桿，不僅可以刺激一部分畢業生流向急缺人才的艱苦地區、艱苦行業，還可以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也有利於解決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當然，新政策也存在一些問題。
新政策依然存在問題
《聲音》週刊：您剛才説新政策還存在問題，“問題”具體指什麼？
鄭惠強：新的助學貸款制度還是無法解決助學貸款“有借無還”的難題。我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應建立起被全社會普遍認可的高等學校學生個人信用檔案。大學生畢業後，其個人信用狀況將隨之進入社會。相信多數大學生不會因不償還１萬元的助學貸款，而失去以後在銀行貸款買車、買房的機會。《意見》中提到建立學生還款約束機制，方向無疑是對的，但是這還有待於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儘快完善全國個人資信徵詢系統。同時，就目前的技術手段，對於欠貸學生繼續到其他銀行貸款的行為恐怕還很難禁止。
《聲音》週刊：您在以前的一次提案中，曾呼籲將還貸年限延長到８年？
鄭惠強：是的，我一直呼籲延長還貸時間。新政策延長到６年還貸是好事，但延長的還是不夠，６年還貸仍不輕鬆。算上還款利息，每月至少要還５００多元，這對於事業、生活都沒著落的畢業生而言，負擔比較重。如果將還款期在此基礎上再延長２年，即實行８年還貸，每月就只需償還３００余元，這對於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生來説負擔應該不重。另外，對於還貸期限，也不妨借鑒一下國外的做法，在幾年內分期還款，或者根據年收入比例確定還款週期，也可以借鑒養老金還款的方式。
《聲音》週刊：《意見》規定對到艱苦地區、艱苦行業工作的畢業生，以獎學金方式代償其貸款本息，卻沒有包括目前國家大力號召的自主創業者，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鄭惠強：對此，我感到遺憾。現在國家正大力提倡和鼓勵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因為他們不但不向社會要崗位，還能夠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所以國家在鼓勵學生到艱苦地區、艱苦行業工作的同時，也應該對自主創業的畢業生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
《聲音》週刊：《意見》規定，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專項資金由財政和普通高校各承擔５０％；每所普通高校承擔的部分與該校畢業學生的還款情況掛鉤，這對學校是好事還是壞事？
鄭惠強：憑我任職高校行政領導的多年經驗，我深知學校是很難拿出這筆錢的。按現在的規定，普通高校如果有２０％的學生拖欠貸款，銀行將不再給學校放貸，然而越是欠貸多的學校，生源經濟狀況越是困難，這對於學校和學生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聲音》週刊：我們認為，這倒符合優勝劣汰法則，或許有利於高校之間資源配置，迫使一些辦得不好的學校關閉或者被重新整合。
鄭惠強：我不太同意這種觀點，助學貸款風險補償金與學校辦得好不好是兩碼事。為避免學校負擔加重，我還是建議不要對補償金的來源加以限定，應該提倡和積極吸引社會和國外投資。對於國家助學貸款擔保基金的來源，可以考慮政府撥款約佔５０％至６０％的比例，籌集社會團體和個人捐款約佔３０％至４０％，還有基金增值等其他渠道。這樣，國家的負擔也會減輕。
《聲音》週刊：目前的助學貸款都是在新生中辦理，而對於老生卻“不管不問”，這似乎也有些不公平。
鄭惠強：助學貸款一般都在新生入學時辦理，這個時候貸款難免帶有隨意性。而有的學生入學時家庭條件還可以，但在就讀過程中卻發生了變故，他們也是需要救助的對象。因此，銀行不妨改變貸款辦理形式，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貸款。
《聲音》週刊：可否考慮一下在生源所在地辦理貸款的可行性？
鄭惠強：對於異地學生辦貸款，擔保是最麻煩的。我前幾年就提出，可以在學生家庭所在地實行當地擔保，可用存款、房産等抵押，這樣既可解決擔保問題，又可減少欠貸風險。
《聲音》週刊：助學貸款是解決貧困學生就學的好辦法，但除了這一辦法，還有其他比較好的方法嗎？
鄭惠強：有，我認為完全有必要應用金融手段支援教育事業發展的渠道，比如：擴大教育儲蓄儲種，國家對該儲種給予更多的利率和稅收上的優惠；支援保險公司開辦多種險種的教育保險，當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內考取大學，保險公司負責給付高等教育學費等等。
人物面對面
鄭惠強：１９５３年２月生，廣東省潮州市人，畢業于同濟大學並獲博士學位。現任上海應用技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兼高等教育委員會主任。多年來鄭惠強一直關注貧困大學生的援助問題，連續５年就助學貸款問題提交議案及書面意見。 （記者王新友 謝文英）
檢察日報 2004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