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走上街頭，大大小小的報攤書亭隨處可見，而色彩繽紛的書報雜誌上俊男靚女的笑臉更是讓人炫目。

    這熱鬧不屬於學術期刊，它們通常只是靜靜地躺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或擺放在讀書人的案頭。

    我們對學術期刊可謂關懷備至：改革開放以來科技期刊一律免稅，有關部門每年撥出專款。

    美國有一份暢銷世界的科普雜誌———《國家地理》，它依託于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主辦的學術性雜誌和實用技術類雜誌，並與它們一起構成龐大的期刊集團，以22種文字向全世界輻射，總發行量達1800萬冊。

    這是一個讓我國眾多學術期刊汗顏的數字。國內現有期刊8135種，其中學術期刊4000多種。然而學術期刊發行量多則幾千份，少則近百份。辦得不錯的《北京大學學報》發行1800多份，已經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我們對學術期刊重視不夠？非也！中國對學術期刊的支援力度不可謂不大，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在政策上採取“科技期刊一律免稅”的特殊優惠外，還有來自各個部門的“小灶”：科協每年投入800萬元，科學院每年投入400萬元，用於資助學術期刊，各個協會對其屬下的學術期刊同樣也給予資金的支援。

    是學術期刊曲高和寡，知音難覓？也不儘然。雖然有一些學術期刊，因為學問艱深，非圈內人士無法深諳其中之奧妙。如當年刊登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通報》在許多人眼裏猶如天書，要讓讀者接納確實勉為其難。但一些學術期刊在圈內也並不看好。這些年，學術期刊的隊伍逐漸龐大，學校無論大小，都有學報若干。凡文科期刊，文史哲經無所不包；凡理科期刊，數理化天地生無一遺漏。這樣的格局全雖全矣，但卻易於因為內容的龐雜，限制水準的提高。

    而學術期刊固定的資金保障，使得刊物品質如何，發行量的多寡都不會影響其生存，因此少了些“憂患意識”。如今的大眾期刊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人人自危，而學術期刊卻是“春風難度”，依然故我。新聞出版署期刊司司長劉波認為，學術期刊同樣應該遵循優勝劣汰的法則，建立相應的評價體系，將一些低水準的學術期刊淘汰出局。

    名學者、名作品、名刊物三位一體，互相促進，方能讓學術期刊枝繁葉茂。

    國外的學術期刊大多由學科帶頭人創辦，其中有相當比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而國內大多數學報編輯由幾個人或僅僅一個人擔當。前幾年全民經商的狂潮，已經使甘願坐冷板凳的學術編輯所剩無幾，近兩年市場競爭的運作機制，更使這些幾無“經濟效益”的刊物人才匱缺，難以為繼。

    那些在“科學的春天”裏逐步恢復的學術期刊，曾經為推動國家科學文化的進步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眼下有異化為職稱評定工具的趨勢。眾所週知，現在評定職稱，講究的是你在什麼級別的刊物上發表了多少篇學術論文，這本來無可非議。問題是這些學術論文的品質如何，卻幾乎無人過問。有人坦言：國內有大學學報1000多種，刊載的文章多半為了評職稱。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萬錦同期刊打了近40年交道，他感慨萬分：過去寫文章是“有感而發”，現在學術文章涂上了功利色彩，讀書人寫文章還得掏錢買版面，一些品質不高的文章因此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學術刊物上。一些優秀的論文只得向海外發展，據統計，1999年《SCI》收錄的以我國科技人員為第一作者發表的論文19936篇，其中在國內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佔38％，在國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佔62％。

    為此，有關部門呼籲：名校名教授辦名刊。名學者、名作品、名刊物三位一體，互相促進，方能讓學術期刊枝繁葉茂。當年社科院一班知名學者創辦的《文學遺産》，成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殿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不少學術帶頭人的處女作都是在《文學遺産》上率先發表的，在《毛澤東文稿》中還可以見到他要秘書購買《文學遺産》的便條，其號召力蓋莫大焉！

    知識經濟時代對於科學文化的強大需求，大眾類期刊成功的市場經驗，重振學術期刊當其時也。

    也許回溯期刊的起源更能説明我們的問題所在。

    1663年—1668年的法、英、意等國，科學研究逐步趨向職業化、專業化。各國科學家用通信方式交流最新科學資訊，通信經過整理公開，成為期刊的雛形，其後才又有了文娛類期刊。

    可見最初的期刊，本是與科學研究相伴而生。世界上很多跨越時代的科學發明和影響深遠的科學思想，都是乘坐期刊這輛“資訊列車”，駛向人類文明的彼岸。促進和推動科學發展，不僅是學術期刊的使命，更是它給予社會的最終回報。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的不少期刊還沒能發揮這樣的作用，與國際知名學術刊物相比，在傳載科學資訊、推進知識增值上，做得還很不夠。

    知識經濟最基本的特徵就是知識的生産和傳播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而現代社會80％的知識資訊是通過學術期刊傳遞，學術期刊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科技發展和社會經濟文化進步的重要標誌，早在1984年，美國便建立了一套計算期刊生産和運用的數學模式，量化其對社會的貢獻率。我們尚沒有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但學術期刊對社會的推動自不待言，重振學術期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迫切要求。

    近年來，科教興國戰略推進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科技事業的發展。根據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我國科技工作者1999年被國際頗具影響的三個檢索系統《科學引文索引》、《工程索引》和《科學技術會議錄索引》收錄國際論文共計46188篇，比上年增長32％。按國際論文排序，我國由上年的第九位升至第八位。我國科技人員在國內發表的科技論文數量也大幅增加。這充分説明瞭學術文化的發展已經為學術期刊提供了豐厚的知識資訊儲備，我們已經有了眾多不落人後的科研成果，因而更加呼喚高水準的學術期刊，呼喚一個科學的思想載體和通暢的資訊通道。學術期刊理應成為國家科學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成為一個激蕩思想、促進交流、催生新知、傳播科學的知識文化平臺。

    而此時，我國文娛類期刊的成功市場性運作和成熟的辦刊觀念，也為振興學術期刊提供了經驗。《讀者》、《家庭》諸多大眾期刊的典範，從數目巨大的同類雜誌中脫穎而出，中國期刊協會副會長張伯海認為這些雜誌雖然與學術類雜誌有根本的區別，但在辦刊觀念上、市場化運作上，均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一位多年來從事期刊研究的學者指出，國外的學術期刊很講求市場化運作，與文娛類期刊一樣，學術期刊也需要研究讀者定位，涵養作者隊伍，策劃編輯選題，確立行銷策略，需要有敏銳的觸覺，廣闊的視野。我國的學術期刊應該認真研究發達國家將出版業與經濟科學文化的發展有機結合的成功經驗，首先從觀念上恢復其最初的功能：通過促進學術文化的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其次要從更深的層次上，對運作機制和管理方式進行變革。

    也許學術期刊確實需要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打破如今“全、散、小、弱”的舊有格局，通過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整合資源，造就精品。今年新聞出版署提出建設“中國期刊方陣”，要創出10—20個有世界影響的名牌期刊，但願我國的學術期刊能在新世紀之初搭上這趟改革的列車。

    遙想上個世紀初，《新青年》、《每週評論》等期刊曾在那個時代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思想，導引一代人的覺醒；50年代以《知識就是力量》為首的學術期刊曾影響無數青年人的生活，點燃他們追求科學的夢想。今天，我們的時代呼喚高品質的學術期刊，期盼它成為一個民族思想文化傳播的動力源，成為我們國家迅速發展的加速器。

    新聞背景

    ●自從人類社會第一種科學期刊問世以來，新的科學刊物及其所發表的文章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持續增長，期刊的數目“按指數增長”。目前已達到40000多種（科技期刊），全世界每天發表的各類文獻就有20000多篇。

    ●知識的增殖速度愈來愈快。以各種科學知識而言，19世紀以每5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20世紀初就以每3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而到20世紀中期又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21世紀，人們預言將以每3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知識和資訊發展得如此之快，對期刊這一重要媒體許多國家都在加速改革，以適應發展的需要。

    ●全世界共有24萬種期刊，其中85％為發達國家所壟斷，佔世界15％的人口占有了85％的期刊，其中重要科技期刊8萬種，幾乎全為發達國家所擁有。

    《人民日報》 (2001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