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 黃麗珠

特約嘉賓：

中國投資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劉慧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 魏加寧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 彭龍運

偏“冷”領域不容忽視

主持人：目前，我國政府正全力治理新一輪經濟過熱，力爭實現經濟“軟著陸”。專家分析，此輪經濟“過熱”具有明顯的結構“過熱”特徵，“過冷”與“過熱”並存，而且偏“冷”領域是政府目前和今後一段時期需要高度關注的重點領域。對此，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在實施此輪宏觀調控時要治“熱”與防“冷”相結合、實施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整相結合、要適當掌握調控力度與進度，以便使過“熱”領域熱度堅決降下來的同時，使那些無論是從短期宏觀調控，還是從長期發展戰略方面都應予以鼓勵的領域繼續蓬勃發展，對此您怎麼看？

劉慧勇：我國當前一方面必須嚴格控制銀行信貸資金投向盲目擴張的領域；另一方面，應盡可能利用閒置下來的剩餘人力物力，大力支援短缺部門，也就是你所説的偏“冷”領域加快發展。首先這是為閒置勞動找出路，以防進一步加劇長期存在的中青年就業不足問題。最理想的方案是將這些勞動儘快轉向短缺部門。這就需要從財政金融和産業政策角度，適當加大對短缺部門發展的支援力度。其次為閒置資金找出路，有助於提高銀行的信貸資産品質和經營效益。對盲目擴張領域實行嚴格控制銀行信貸資金投入的政策後，如果不能及時地為這部分資金找出路，就勢必使銀行和社會資金閒置浪費現象更加突出，把退出資金用於支援短缺部門，不僅有利於這些部門發展，同時相應提高了銀行的信貸資産品質和經營效益。第三加快發展短缺部門有助於提高綜合國力，符合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調控結構性過“熱”的策略

主持人：結構性過熱表現為“冷”“熱”並存的特徵。一方面宏觀經濟運作環境繃得過緊，表現出“過熱”症狀，總體上需要降溫；另一方面結構上又冷熱不均衡，實施結構性過熱宏觀調控，需要達到雙重目標，一是打壓“過熱”領域，為宏觀經濟降溫；二是要鼓勵“過冷”領域的發展，實現結構上冷熱適度均衡。那麼結構性過熱調控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魏加寧：現在有一種很強的説法是，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局部過熱，部分行業過熱，而貨幣政策等市場調節手段只能管總量，解決不了結構問題，因此要加強行政干預。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某一行業出現投資過熱時，投資者的預期回報就會低於平均利潤率，於是新的投資者就可能不再進入該行業，已有的生産者要麼設法提高自身競爭力，要麼則有可能選擇退出該行業。相反，當某一行業的投資回報高於平均利潤率時，投資者就會大量涌入，直到該行業的投資回報下降至平均利潤率以下。也就是説，恰恰是市場機制可以有效調節行業之間的“冷熱不均”問題。在這裡，中央銀行和中央政府所要做的，第一是控制好總量，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大體平衡；第二是及時向市場投資者提供資訊，提示投資風險，引導投資者自己去調整投資計劃，而不是直接干預企業的市場進退、投資者的投資計劃和商業銀行的貸款方向。不當的直接行政干預和産業間調控就會把企業的風險，投資者的風險，商業銀行的風險統統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將不良資産形成的責任集中到中央政府的身上，將行業冷熱不均的責任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成為日後中央政府新的財政負擔和再次加強（反向）行政干預的理由。

彭龍運：“過熱”的領域是導致經濟整體和局部“過熱”的根源，政府需要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使之及時降溫。“過冷”的領域則是政府希望其加速發展以維持結構均衡的發展不足領域。如果在治“過熱”的過程中，不對其加以適當保護，這些需要優先發展的領域就很可能會被“治熱”株連。第二，總量調控應與結構調整相結合。由於需要實現治熱和防冷雙重目標，政府需要採用一些補充性措施，一是對總量調控政策進行軟化。以提高利率為例，政府可以運用財政貼息政策，對一些需要支援的“過冷”領域進行鼓勵。二是專門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結構調整政策。例如，提高“過熱”行業的稅率等。第三，財政政策應當適當收緊，配合宏觀經濟環境。目前，財政政策可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減緩國債的發行速度。對現有工程要嚴格控制規模，使其不成為不斷需要加大資金投入的“釣魚”工程。對新建項目方案要嚴格論證，延緩投資，與過熱行業有染的項目沒有上的要立刻停，這將會起到減少政府支出及帶動社會支出的作用。第四，調控力度不宜過大過急。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前一階段採取的政策措施，其效果已經開始顯現，為了防止調控力度過大過急，需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宏觀調控政策從出臺到效果顯現會有較長的時滯，不宜過急。目前看來，已經和正在採取的措施，已經具有較大的調控力度，不宜再加大力度。二是宏觀調控措施，特別是結構性調控措施，要分階段推出，不宜實施“猛藥”政策。三是要建立補充資訊收集渠道，加強政策效果和力度的評估。正常的統計制度不可能完全滿足特定宏觀調控時期的政策時效性分析需要，應補充抽樣調查、政策跟蹤等短期資訊收集和分析處理渠道。

魏加寧：還有一種説法就是，當前經濟升溫的主要驅動力量來自於地方政府，而市場調節手段對於地方政府行為不起作用，所以要加強（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預。這種看似有理的説法也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一方面，當前經濟升溫的主要驅動力量可能的確是來自地方政府，但即使如此，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也與計劃經濟時期有了很大不同，不再是直接向國有企業下達投資指令的方式。因此，當（中央）政府非出手不可的時候，首先要管好政府自己這只“看得見的手”；另一方面，由於行政干預手段容易導致大起大落，其結果，總需求會迅速萎縮，導致經濟快速下滑。相反，如果採取市場調節手段就可以起到分化投資者的作用。比如説通過利率的調整細微化，那些預期投資回報仍然比較樂觀的投資者有可能繼續進行投資，而預期投資回報已不樂觀的部分投資者就可能調整自己的投資計劃，縮減投資規模甚至中止投資計劃。因此，只要方法適當，幅度適度，市場調節手段是有可能避免大起大落的。

彭龍運：在市場機制已經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條件下，過多使用行政措施，還可能會傷害民營經濟的積極性。由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時間還不長，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還不夠完善，受到金融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限制。民營經濟的投資熱情一旦被打壓下去，重新建立信心不僅政策難度大，而且時滯長。

偏“冷”領域熱起來的政策建議

主持人：這輪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把一些偏“冷”領域帶動起來的現象，説明現行的投融資體制和經濟運作環境中存在著不足。根據上述治“熱”與防“冷”相結合的思路，當前是否應該重點解決結構性和體制性束縛，使那些偏“冷”領域“熱”起來？

劉慧勇：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然存在著不少相對落後、需要加快發展的短缺部門。例如水電和鐵路等能源交通部門、地鐵和自來水廠等市政設施，環保、衛生和國民教育等公益事業三大類。除此之外，還有農業、水利、科學技術等無疑需要加快發展。我想重點談談前三類：1、加快水電和鐵路等能源交通部門發展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要加大銀行對水電和鐵路等能源交通部門的信貸支援力度。一項可供選用的政策措施是，適當降低這類建設項目的最低資本金比率。商業銀行是國際公認的高風險行業，要求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8％，其中銀行自己擁有的核心資本不得低於4％。水電和鐵路顯然比銀行業安全得多。目前我國規定的水電項目最低資本金比率為25％，鐵路為35％。如果將這兩類項目的最低自有資本金比率都降低到比銀行業還略高一點的5％，那麼，現在我國只夠開發1個水電項目的資本金，就可以用來建成5個同樣規模的水電項目；只夠建設1條鐵路的資本金，就可以用來建成7條同樣規模的鐵路。2、加快地鐵和自來水廠等市政設施建設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適當降低市政設施項目的最低資本金比率，除增加銀行貸款外，另外還有兩項可供選用的政策措施。其一是借鑒發達國家的普遍作法，允許自來水廠等經營性市政公司通過證券市場發行市政公司債券。其二是借鑒發達國家的普遍作法，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券，按市場經濟運作機制籌集立交橋等非經營性與地鐵等準經營性市政設施的建設資金。3、加強環保、衛生和國民教育等公益事業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按照市場經濟運作機制，在政府的稅費收入不能夠滿足必要的公益事業發展資金需求時，財政可以適當發債。在嚴格控制銀行信貸資金投向盲目擴張領域，社會資金和勞動都可能出現更多剩餘的條件下，中央政府應當抓住這個時機，適當增發一些國債，用於加快發展各項社會公益事業，把閒置資金和勞動引導到對社會有用的方面來，以便減少資金和勞動的浪費。

彭龍運：首先要加快推進農村小額貸款。這幾年亞洲開發銀行在福建、河南投資的兩個農業項目都取得了較好的效益。國際經驗還證明，只要農民有充分的自主權，配合多樣性的技能培訓，一般不會出現大面積的産品賣不出去的現象。失敗的項目往往都是地方政府或執行機構過於熱情，強制性地推廣單一産品，在經營方面缺乏多樣化的指導而造成的。還要加速農村投融資體制改革。重要的是要建立使農民的存款大體上能留在農村的機制。國際經驗證明，農村金融也要有競爭。應逐漸打破農村信用社在農村投融資領域的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其次要加快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型服務類企業的發展。這是解決多就業、少耗能，以及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途徑。第三要加快開放民營中小銀行，這是防冷的重要措施。全世界90％以上成功的銀行都是民營銀行，出現風險的則只是少數。加快民營銀行試點，是解決民間資本出路，中小企業融資的好辦法。第四建立一個治冷有功的激勵機制。各級政府都要從“增長優先”思路中跳出來，真正樹立以人為本新的科學發展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要把防熱與治冷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只要以堅定的決心推進體制改革，使經濟增量更多地來自於那些急需發展的領域，中國經濟近期就能夠在實現軟著陸的同時還能夠避免通縮和蕭條，達到均衡可持續的長期增長。

劉慧勇，經濟學碩士、研究員。現任中國投資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出版論著有《國有金融資産管理概論》、《建設銀行信貸管理概論》、《論中國投資體制改革》、《債轉股理論政策與運作》等十余部。

魏加寧，經濟學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待遇。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主要學術成果有《養老保險與金融市場———中國養老保險發展戰略研究》、《金融監管與金融改革》等。

彭龍運，經濟學博士。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參與撰寫了《亞洲發展展望》和《中國國別經濟報告》；撰寫多篇研究報告，如《投資過熱引發的結構性矛盾值得關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政策分析與建議》等。

金融時報 2004年0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