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提出來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要求的發展理念
需要探索一種“新開放觀”，即以提高對外開放效益為中心，以對外經濟關係的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新的開放理念
只有有效實現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堅持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有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國才可能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在博鰲亞洲論壇2004年年會開幕式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題為《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的演講中指出：“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同亞洲各國共創亞洲振興的新局面，努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這一講話，強調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性。“發展”是廣義的。今天我們所説的“發展”，絕不是脫貧意義上的發展，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向中等發達國家意義上的發展，是綜合國力全面提升、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意義上的發展，是在與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繁榮意義上的和平發展。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順應時代潮流而提出的以國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礎，以對外經濟關係發展戰略的調整為重點，廣泛涉及內政外交、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的長期的、全方位的戰略，與科學發展觀有著密切聯繫。
科學發展觀：實現和平發展的國力基礎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提出來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要求的發展理念。
為了迅速擺脫貧困，走出舊的僵化體制的束縛，過去我們採用的是一種“非平衡發展戰略”，通過一些地區性的特殊優惠政策、從沿海到內地的區域推進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分配體制、對引進外資和擴大出口的更多激勵等政策與體制上的非平衡戰略安排，尋求局部突破，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國力迅速提升的非凡成就。無論是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依據看，還是從中國發展的實踐經驗看，這種非平衡發展戰略都是必要的、正確的和有效的。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我們既繼續堅持行之有效的政策與戰略，又針對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根據新階段需要實現的新任務，採用新的發展思路以實現更高的發展目標。如果説政策和體制上的非平衡性是已經實施的戰略的基本特點，那麼，以“統籌”來實現更全面、更協調的發展則是新階段的新戰略。當然，統籌並不等於從非平衡發展戰略走向“平衡發展戰略”，並不等於沒有政策傾斜，並不是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實現同樣的發展水準，以結果的平衡去代替政策的不平衡，而是要以政策和戰略上的統籌來緩解結果不平衡的矛盾，消除這種不平衡對更高發展目標的障礙。事實上，為了消除以往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的一些差距與矛盾，統籌還包括實施一些非平衡性政策，如財政轉移支付、中央基礎設施投入等，對落後地區、困難較多的部門以更多的政策傾斜。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世界經濟史和人類發展史上罕見的成就，比如經濟規模迅猛擴展，外資外貿持續增長，生産能力與市場競爭力不斷提高，等等，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在實現綜合國力持續提升的目標中，粗放型的發展道路、不平衡的發展格局，也成為進一步發展的束縛。尤其是目前的發展模式對資源和能源的高度依賴，使國家在産業安全乃至整體經濟安全上潛伏著極大的風險。只有有效實現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堅持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有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國才可能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科學發展觀：緩解國際摩擦的戰略基點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不只是為了解決國內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同樣也是為了解決對外經濟關係發展中的問題。堅持科學發展觀是在中國迅速發展進程中緩解已經和將會出現的國際摩擦的戰略基點。
對外經濟關係的迅速發展是中國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的一個重要標誌。利用外資和擴大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起了關鍵的作用。20多年來，外貿始終比國內生産增長更快；與內資相比，外資對發展也一直髮揮著更加顯著的作用。可以説，利用經濟全球化，利用外部資金、技術、市場和資源，對於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雖然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還很低，但由於規模巨大，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聯已相當緊密。産品大量涌向世界市場，外資流入量長期領先於世界，世界越來越多的資源和能源被中國消耗……這一切使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市場的影響日益重大，也使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感受到了市場與資源競爭的壓力。而一些慣於使用傳統思維思考安全問題的人則更是有了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依據”。
種種情況表明，不解決對外經濟關係上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中國的持續高速增長就有可能引發越來越多的國際摩擦，並反過來制約中國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中國産品對世界市場的壓力，中國增長對世界資源與能源需求的壓力，是與中國的增長方式分不開的。偏重出口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拉動，偏重依靠外資創造就業、開發産品與增加出口，偏重接受傳統産業的國際轉移和發展高消耗的重化工業，等等，這些都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的結構特徵和在國際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從而使中國在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結構進步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構成了自己與外部市場新的摩擦。因此，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不只是統籌國內發展的需要，同樣也是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關係的需要，是在減少國際摩擦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而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需要。
科學發展觀與和平發展道路的這一關係表明，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並不只是一個外交宣言，也是自身的發展理念，是中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的綜合性戰略。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有效實踐將向世界證明，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只是一種願望和姿態，而是有著與國內戰略重大調整相配合的內容豐富、理念清晰的發展戰略。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第60屆會議開幕式致辭中指出：“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是一條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發展道路。……要把握髮展的主動權，在實行對外開放的同時，還要堅持獨立自主。推進中國的發展，必須依靠自己的觀念創新和體制創新，依靠自己的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調整，依靠開拓國內市場和增加國內需求，依靠更廣和更深地開發人力資源，依靠加快科技進步和創新。”這清楚地説明瞭科學發展觀與和平發展道路的關係。
探索和平發展的道路：利用全球化與依靠國內條件
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與依靠國內市場、資源與制度等條件，兩者相結合，是中國謀求和平發展戰略的基本特徵，這種“利用與依靠”戰略確保了中國發展道路的和平性質。這一戰略的邏輯結構，就是通過開放使全球化為發展服務。和平發展的“要義”，是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充分依靠國內條件。強調依靠國內條件，不是縮小開放規模，而是提高開放水準；不是從國際市場退回到國內市場上來，而是處理好利用全球化與依靠國內條件的關係。利用全球化與依靠國內條件是一個整體，正確處理二者的關係是依照科學發展觀探索和平發展道路的要點之一。
“利用與依靠”戰略是在依靠基礎上的利用，依靠主導下的利用。這一戰略的理論依據在於，全球化是一種發展機遇，而不只是挑戰和衝擊。“利用與依靠”戰略包括了“利用”和“依靠”兩個戰略基點，這兩個戰略基點統一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實現“自主的全球化”和“可控的全球化”的戰略整體，這是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利避害的關鍵之所在。
“利用”是這一戰略的基點之一，體現了發展戰略的時代特徵和發展的道路創新，它不同於幾百年來許多國家在封閉條件下的成長軌跡。這一戰略的開放性在於，把全球市場機遇和要素供給作為發展戰略的基本條件，這是發展的道路創新。同時，這一戰略也走過了從“封閉型計劃經濟下的開放政策”向“開放型市場體制”的轉變，這是發展的制度創新。
“依靠”是這一戰略的另一個基點，體現了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並與簡單的融入全球化相區別。具體來説，第一，開放的政策選擇與戰略進程是自主的而不是被動的，是立足於國情和階段性特徵而不是簡單模倣的；第二，在接受全球化機制影響和體制協調的同時，保持對國民經濟的自主調控能力；第三，對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風險有體制與政策上的控制能力。
依靠國內條件的戰略不僅在於政治上不屈從於外來壓力，在經濟上不盲目地被經濟全球化潮流所裹挾，而且意味著發展的基點在於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把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建立在外部條件的基礎之上。
“利用與依靠”不僅是一個現實戰略，而且是一個長期戰略，一個如何應對現行國際體制的戰略。在一定意義上，利用就是接受現有體制與機制，依靠則是減少對外部的依賴性。以利用接受和參與現行國際體制，以依靠駕馭和超越現行國際體制。這應當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發展軌跡。
當然，如何更好地利用全球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們需要探索一種“新開放觀”，即以提高對外開放效益為中心，以對外經濟關係的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新的開放理念。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時也要看到，在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下，中國處於低端地位，獲利相對較少。從短期看，我國主要獲得的是擴大就業與加工出口的利益，而在利潤分享上獲得較少，接受技術溢出利益更少。從長期看，這將導致我國科技水準較低，自主智慧財産權較少，産業結構進步較慢，財富積累速度較慢，從而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大，這一切都將直接制約我國與發達國家綜合國力差距的縮小。我們需要以提高對外開放效益為目標，優化開放政策與格局。另一方面，我國的發展如果不能減少與國際市場的摩擦，那麼外部市場的擴展空間和資源供給約束都將形成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也就是説，在對外經濟關係發展問題上，也同樣存在一個“可持續性”的問題。
如何有效依靠國內條件實現和平發展，是我們需要探索的另一個環節，而且在這一戰略實施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困難與矛盾，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要通過國內的體制創新來增強經濟的整體活力，而不是單靠投入的增加實現發展，這就需要我們解決國內體制改革和創新中的各種難題。我們要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就需要解決金融市場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完成金融深化的各項任務。我們要減少發展對世界資源和能源的依賴和壓力，就需要改變勞動密集型産業為主的結構特徵，從整體上提升我們的産業結構和技術水準。我們要依靠科技創新來實現結構升級，減少消耗，就需要解決科技進步中的各種體制與機制問題。
堅持科學發展觀：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表現
和平發展是我國統籌處理內政外交問題的一個核心理念和總體戰略。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表現，將産生深遠的國際影響。
從歷史事實看，許多大國的崛起是以非和平的方式（即戰爭）為本國獲得資源和拓展市場開闢道路的。中國提出和平發展戰略，不僅表明中國對自身實現發展的道路選擇，而且表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國力在不斷提升，雖然還沒有真正強大，但中國已經及時發現了自身龐大的經濟規模及高速增長對世界的影響。中國不會採用世界上一些大國崛起的傳統模式，以政治的乃至軍事的手段為自己拓展市場、尋找資源，而是從長遠戰略上提出了和平發展的道路選擇。這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在明確自身成為強國的同時，強調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含義，更廣泛地表現在經濟上與各國共同發展，減少在市場、資源的競爭等方面對各國的壓力———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因而中國倡導的不只是消除歷史上大國崛起對世界的武力爭奪，而且是要實現世界的共贏。
科學發展觀是一種對世界負責的發展觀。發展的可持續性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也共有一個地球。對個別國家來説，其國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有可能建立在對外部資源的依賴上，但人類總體卻不可能這樣。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表明，中國不是把解決自身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建立在依靠外部條件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礎上，事實上也是把整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與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聯繫在一起，把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與其他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聯繫在一起。這種負責任大國的態度，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尤其是目前中國自身還不那麼發達，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發展任務，強調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中國對世界共贏的責任心。
總之，和平發展道路既是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宣言，也是中國的發展理念和復興之路。它將創造史無前例的強國進程，也將改變大國興盛的歷史模式；它將造福于中華民族，也將有利於整個世界。 （作者張幼文繫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文匯報 2004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