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是根據實踐的變化和鬥爭的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理論。深入學習和研究他們的理論創新活動及其取得的成果，對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地解決當前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共産黨宣言》各版序言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斷發展的極好範例
1848年，《共産黨宣言》出版。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馬克思、恩格斯為它的不同版本寫了多篇序言。他們認為：“《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但是，他們根據歷史條件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在序言中對《宣言》中一些地方加以説明、訂正或補充，使之更加完善。
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説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又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説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産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1882年，馬克思、恩格斯在俄文版序言中指出：自《宣言》發表30餘年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新的情況：“正是歐洲移民，使北美能夠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産，這種農業生産的競爭震撼著歐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這種移民還使美國能夠以巨大的力量和規模開發其豐富的工業資源，以至於很快就會摧毀西歐特別是英國迄今為止的工業壟斷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已注意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篇序言還分析了俄國存在的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佔有的“俄國公社”的特殊國情，並提出了在俄國能否從這種原始土地公共佔有形式“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産主義的公共佔有形式”的問題。
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寫的，這時馬克思已經去世。這篇序言指出，“（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中對此進一步作了説明，指出“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這對《宣言》原文中“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命題，是一個重要的修訂和補充。
總之，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宣言》作為歷史文獻，雖然沒有修改它的權利，但應根據客觀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檢驗、完善和發展它的某些思想觀點。《宣言》的各篇序言是馬克思、恩格斯堅持科學態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自己理論學説的有力證明。
二、恩格斯晚年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
1884年，恩格斯寫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是他用唯物史觀來闡述摩爾根關於古代社會的研究成果的傑作，在很多地方參考了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的批語，實現了馬克思打算寫一部類似著作的夙願，填補了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一個空白。1886年，恩格斯寫了《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進一步發揮和豐富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特別是恩格斯晚年在致約 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22日）、康 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瓦 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等人的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諸多信件中，批判了當時把馬克思主義曲解為形而上學的“機械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的傾向。恩格斯指出，他和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時候，正值黑格爾派解體、唯心主義盛行。為了鬥爭的需要，在物質與精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關係中，他們更多的時候強調物質對精神、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而對精神對物質、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則闡述得不夠。恩格斯認為，必須全面闡述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關係，以便全面正確地把握它們。
他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説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5—696頁）“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並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同上，第732頁）“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産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産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産物。”（同上，第697頁）
恩格斯還作自我批評道：“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係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係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同上，第698頁）恩格斯晚年寫的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對於幫助人們全面正確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始終注意觀察和研究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馬克思、恩格斯畢生都十分重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剖析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細胞———商品開始，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産的社會性同生産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矛盾的不可克服性，指明瞭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發展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停留在已有結論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斷進行觀察，注意研究它的每一重大新變化。例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股份公司。馬克思敏銳而深刻地研究了這一新現象，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的生産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産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裡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産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516頁）然而，“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並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同上，第520頁）
馬克思還注意到並分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出現的工人合作工廠的意義，指出這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産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産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産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産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産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産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産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産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産方式的過渡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520頁）
恩格斯還看到，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現，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産愈來愈成為一種例外。由股份公司經營的生産，已不再是私人生産，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産；“那裏不僅沒有了私人生産，而且也沒有了無計劃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408頁）對資本主義的命運，恩格斯晚年重新思考他和馬克思早期作出的結論。他在1892年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1895年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寫的導言以及其他文獻中認為，《共産黨宣言》揭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規律和總趨勢沒有錯，但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力估計不足。“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97—598頁）恩格斯認為，他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資本主義産生了一些“新的精神”，“商業道德”發展到了一定水準，資産階級採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他説：“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生産越發展，它就越不能採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徵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裏時間就是金錢，那裏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準，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出於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辛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419頁）恩格斯還説，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我把工業大危機的週期算成了5年。這個關於週期長短的結論，顯然是從1825年到1842年間的事變進程中得出來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業歷史證明，實際週期是10年，中間危機只具有次要的性質，而且在1842年以後日趨消失。從1868年起情況又改變了”。（同上，第424頁）恩格斯在1888年9月底寫的《美國旅行印象》中，對美國人的務實進取精神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對美國這一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分析和思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534—536頁）
四、根據歷史條件的變化確定無産階級的鬥爭策略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無産階級革命的條件、道路、方法、手段、策略等的看法，是隨著歷史條件和實踐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
1872年9月8日，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説中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他們如果不願意像輕視和摒棄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樣，永遠失去自己在塵世的天國，就應該推翻維護舊制度的舊政治。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179頁）
恩格斯晚年十分關注並更多地研究了無産階級革命鬥爭的新方法新策略。他于1895年寫成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集中闡述了他的看法。他説，在1848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裏，他和馬克思不僅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力”認識不足，對無産階級解放鬥爭的條件、方法的認識“也有缺陷”。“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産階級藉以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裡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10頁）“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同上，第521頁）恩格斯十分注意對當時在德國新出現的以普選權為核心的鬥爭策略的研究。他認為利用普選權是德國工人送給“世界各國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馬克思、恩格斯在無産階級奪取政權方式上，雖然總的來説強調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但是他們從來不拒絕在可能的條件下利用和平的手段，重要的是要視具體歷史條件而定。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資本具有國際的性質，因此，各國無産者應該聯合起來，共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847年，恩格斯在《共産主義原理》中指出：“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産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41頁）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教訓時，認為它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沒有同時爆發同巴黎無産階級鬥爭的高水準相適應的偉大的革命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180頁）
列寧在對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提出無産階級革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問題。1915年，他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指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選集》第3版第2卷第554頁）1917年，他在《無産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又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産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産階級的或資産階級以前的國家。”（同上，第722頁）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五、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認為，未來社會主義，即“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産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産者不交換自己的産品；用在産品上的勞動，在這裡也不表現為這些産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産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303頁）在馬克思看來，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已經消滅了商品貨幣。
列寧最初也是持這種觀點的，認為“社會主義要求消滅貨幣的權力、資本的權力，消滅一切生産資料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列寧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5頁）
按照上述思想，列寧在1917至1920年初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並付諸實踐。這主要表現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大銀行、大工業收歸國有，實行工人監督和勞動義務制，組織工人對産品的生産和分配實行最廣泛的、遍及各地和包羅萬象的計算和監督，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個使千百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實行糧食壟斷，嚴禁自由貿易，農民將遵照余糧收集制交出國家所需數量的糧食，國家則把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個工廠，認為這就是實行共産主義的生産和分配了。這顯然超越了當時生産力發展水準，所以在實踐中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不久，由於國內戰爭的爆發和外國武裝干涉，一些主要産糧區處於干涉者和白匪的控制之下，全國陷入令人“痛苦已極的饑荒”。蘇維埃政權迫不得已建立了“戰時共産主義”體制，在全國範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産品分配來代替貿易，把全體居民組織到生産消費公社中，統一分配一切必需品。當時，許多收歸國有的企業處於停産和半停産狀態，管理混亂，不少地方農民不滿。
面對這種情況，列寧對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及時作了反思。他説：“我們計劃（説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産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産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産品生産和分配。現實生活説明我們錯了。”（《列寧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頁）“我們在這方面犯了很多錯誤，走得太遠了：我們在商業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轉方面走得太遠了”，“有些事情做得過火了”。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交換的發展，即商業的發展，“就是在幹蠢事，就是自殺。”（《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450、464、504頁）於是，1921年3月，俄共舉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決議》。列寧作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和《關於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的總結發言》，具體地闡述了實行政策改變，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必要性，規定了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列寧的思路總的來説是這樣的：國內戰爭加劇了經濟破壞，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無産階級。而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就需要有糧食和燃料。而要增加糧食和燃料就非得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提高他們的生産力不可。所以，問題的解決應該從農民方面開始，認真改變糧食政策。允許農民在交完糧食稅之後把余糧拿到市場上自由買賣，以交換自己所需的商品，而不是像先前那樣國家把農民的余糧強行拿走。
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期，列寧提出了許多帶有根本性的深刻思想。他説：“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頁）他深刻認識到，“在一個小農生産者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企圖憑藉國家政權實行直接過渡是不行的。（《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444頁）
《人民日報》 (2001年08月17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