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框架早已確立，內涵也不斷充實，但兩國關係中的變數時時浮現。人們對近兩年來的雙邊關係議論紛紛。在官方和學者的公開評論中，往往冠以外交辭令和比較寬慰的詞藻，泛泛而不觸及實質，究竟應如何理解和審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既是獨立的兩極 又互為戰略夥伴

中俄關係是在經歷了中蘇關係風風雨雨40年的基礎上確立的，它既有歷史的痕跡，又有新意。雙方都認為，過去的那種“同盟關係”已不適應今天的國際形勢、大國關係格局和各自對外戰略的需要。由於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的外交義務、經貿合約以及對外債務，因此中俄兩國的外交、經貿關係就必然具有承前啟後的特點。

中俄雙方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又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鋻於歷史沿革和地緣區位等因素，在當今世界多極結構中，中俄兩國作為舉足輕重的兩極，既構成了中、俄、美全局性的三角關係，同時也構成了諸如俄、美、歐和中、美、日乃至中、俄、美、日等地區性的大小三角關係。但不要忘記，中俄既是獨立的兩極，有著各自的對外戰略利益和戰略需求，有著各自的戰略目標和各自選擇的適用自己的外交手法和策略，同時卻又互為“戰略夥伴關係”；這很平常，卻又不一般。兩國既有因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和領土問題形成的不信任和猜疑，又有長期友好交往、緊密的經貿和科技合作、甚至有過互助同盟的情結，使得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既特殊，又複雜；它們既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即戰略共性——維護世界和平，確保大國戰略均勢，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維護聯合國和國際公約權威，遏制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通過合作，發揮經濟優勢互補，促進共同發展等；又有基於各自民族和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特性——這是國際關係中最基本的內涵。加上在中俄各自的外交天平上，都把改善和加強同美國的關係，發展同美國的合作擺在首位，從這個意義上講，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相容性有限，它往往受制于美國的因素。儘管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中的共性和特性並存，但是在維護和確保各自戰略特性的前提下，在當今大國關係格局的情況下，雙方對戰略共性因素的充分、有效發揮都寄于厚望。中國載人航太飛船升空成功以及安全返回地球後，中美在未來太空中的對峙成分增大。這時中俄間的協調和合作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

因此，客觀地、平靜地、不帶情緒地看待戰略夥伴關係，因勢利導地、穩妥地處理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在當前尤為重要。

國際關係的準則是：各國有權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抉擇或決斷，有權選擇自己的外交活動，但應以不損害第三國利益為前提。然而外交就是外交。任何把外交理想化、學術化甚至意識形態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現實的。鄧小平同志在總結了我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對外活動後，毅然提出“在對外關係中不以意識形態論親疏”的重要論斷，從而使我國贏得了對外活動中的主動空間，開拓了迴旋餘地。一國外交的根本使命就是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世界上只有永恒不變的民族利益，沒有永恒不變的外交關係。各國都是要隨著形勢的變化、時間的變遷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和對外活動，其著眼點都是本身的戰略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普京在對華關係上常常出現變數也就不足為奇——俄羅斯就是按照怎樣對它有利就怎樣行事的準則來展現它的外交活動的。這次有關石油管道項目的推遲、變更、久拖不決便是最好的説明，其中不乏謀略和技巧的運作。當今國際關係的特點之一就是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政治經濟相互交替，但最終是謀求戰略經濟利益。

待之以平常心

1990年代以來，國際上形成的雙邊、多邊戰略夥伴關係不斷增多，內容也不盡相同，有的側重地緣政治，有的側重戰略協作，有的側重軍事，有的側重經濟，也有較全面的。從外交關係上講，戰略夥伴關係並不是一種非常嚴謹的、具有很強約束力的國際關係。説到底，戰略夥伴關係是指雙邊或多邊在國際事務中，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在戰略方向、戰略關係、戰略合作諸方面互為夥伴，能體現在國際和地區範圍內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相互支援，而且一般都簽署有相應的協定或條約作為法律基礎。這種戰略夥伴關係都根植于各自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毫不相干。中國和東盟的戰略夥伴關係也是如此。

前不久俄美元首在美國戴維營會晤時提到雙方建立的“新型戰略協作關係”，這也是戰略夥伴關係的一種，就其內涵而言，它也包括相互間的戰略合作和戰略協調，也體現了雙方的戰略方向和戰略利益，如聯合反恐、削減戰略武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聯合打擊毒品走私、反洗錢等等。但眾所週知，俄美關係時好時壞，它們之間的戰略協作關係，不可能也不會使雙方久已存在的基本矛盾抹平或消除，兩國關係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善。儘管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從總體上講，經濟合作正在替代昔日的軍備競賽，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但冷戰思維並未根除。美國自恃超強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把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膨脹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範圍內的“熱點”幾乎都同美國插手有關。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它的“重振雄風”的宏偉計劃並不為美國所接受。美國不願也不希望看到俄羅斯的復興和強大，更不願看到中俄同時崛起形成與美國相抗衡的局面。正如一位有白宮背景、影響美國當局政策的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教授所言：“美國過去和現在都不允許別人強大，不允許他人同美國競爭，不允許別人向美國的利益和美國有影響的地區發起挑戰……美國的外交就是實力政策。美國要實現世界上無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局面。”

儘管俄國的經濟實力因當年陷入美蘇軍備競爭而大大受損，至今尚未恢復到當年的水準，但“俄國仍是一頭具有相當軍事和科技實力卻已受傷的熊。”為了治愈自己的創傷，普京忍痛實施俄國式的“韜光養晦”：自“911”事件以來，不得不百般向美國作出讓步和妥協，不得不同美國進行一筆又一筆的交易，儘管回報無幾，屢遭國人指責他亦在所不惜。當然，普京從美國那裏也得到了兩件東西，一是以條約形式確定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庫，俄國決心要拿到美國承諾的200億美元的“銷毀費”；二是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期望由此而減輕入世的代價。然而俄國也有點太看重同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了，殊不知作為俄美關係支柱的安全、能源、入世等問題決不會輕易得到解決。歷史是如此記載，未來也將如此表明。

俄美之間的相互制約要遠遠大於相互協調。一個是能源生産大國，一個是能源消費大國，相互爭奪能源、控制能源的局面不可逆轉，儘管雙方高喊能源合作。普京融入歐洲的大業，美國也不可能樂觀其成。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俄美之間很難形成穩定、持久的戰略夥伴關係。

不能泛化戰略夥伴關係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是基於應對各自內外戰略利益的需要而確立的。在國際上，美國的霸權主義橫行：藐視國際公法，超越聯合國，獨斷獨行，危及冷戰後好不容易形成的“和平與發展”的大好局面。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俄負有國際責任，既要維護大國戰略均勢，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又要阻止和推遲世界範圍的大戰發生，確保各國建設、發展的和平環境。中俄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和合作是遏制美國霸權主義的一支中堅力量。在國內，中俄亟需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促進各自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於是雙雙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重振俄羅斯”的決策，提出了外交要為經濟建設服務和確保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損害的口號。

正是這種內外形勢的客觀需求，加上中俄兩國山水相連4300多公里，無論是歷史上的恩恩怨怨，還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相互借鑒、互通有無、共同進步，從客觀上都必須促成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996年4月當葉利欽第二次訪華提出將兩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上升為“戰略夥伴關係”時，正好與中方的想法不謀而合，一拍即成，俄方同意中方提出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提議。於是兩國在軍事、航空航太、能源、科技、資源、運輸、經貿等領域的合作迅速發展；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共識增多，在國際反恐和維護和平戰略均勢、遏制霸權主義等方面的合作、協調有序進行。中俄雙方深知，在當今科技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只有通過相互合作、相互協調才能達到共同發展的目的。俄羅斯的振興計劃，離不開對西伯利亞和俄遠東地區的開發——它的資源出口以及支撐俄歐洲部分的經濟發展都需依賴這兩個地區。而若要開發這兩個地區，卻又亟需同近鄰的中國、朝鮮等開展合作。當年俄國偉大科學家羅蒙諾索夫曾預言：“中國的富強有賴於西伯利亞，而西伯利亞的昌盛有待於中國”。俄羅斯的“雙頭鷹外交政策”也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發展戰略，除了中國自身的“東西互動、遠近兼顧、上下結合”，餘下的就是相互的“內外交流、多方協調”，其中就包括充分利用外部因素，促進發展戰略的實施。因此，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中俄間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對雙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雙方戰略關係中共性與特性出現不對稱或發生矛盾時，雙方應從大局出發，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互諒互讓，協商解決爭紛。當然，凡事都有一個度，也不能為了維護戰略夥伴關係，就一味遷就，處處禮讓。個中就需要審時度勢，把握策略的運用。

鋻於美國在中俄對外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國在當今國際事務中的實際作用，中俄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繼續沿襲1960年代前相互協調一致的“聯合反美”方針政策。作為戰略夥伴，兩國如能把各自的國內外戰略目標如實施行就足矣。但是如果把什麼事情都同戰略夥伴關係掛鉤、聯想，甚至把它泛化，那才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也於事無補。

綜觀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戰略夥伴關係，諸如：北約成員國之間、美日之間、美歐之間、歐盟成員國之間、法德之間、俄美之間、獨聯體成員國之間、東盟各國之間、俄印之間、中國與東盟之間、中東和拉美有關區域組織成員國之間等等，各具特色，不盡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著眼于大局，卻又是鬆散型的。然而它們的內涵都不能同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深度和廣度相比。

中俄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支援、共同求和平謀發展是主流，但也存在相互間的制約、矛盾等不和諧的東西，對此不必大驚小怪，關鍵在於雙方能否理智對待，能否淡化情緒因素，策略運用是否得體。要妥善處理變數以維護雙方戰略夥伴關係中的共同利益。戰略夥伴關係不是空中樓閣，它需要以相互間多領域、多層次的友好交往為依託，否則這種關係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只有擴大交往才能消除隔閡。回顧過去，兩國在文化、教育、藝術、體育等領域，在新聞媒體和地區之間的交往遠遠不夠。儘管我們不能同1950年代的中蘇關係相比，但為維護業已形成的、且又為雙方重視的這種戰略夥伴關係，當年的某種“激情”今天仍然需要，當然內容和方式不可能照搬。事在人為，比如加強同俄私人集團的聯繫，積極推進俄杜馬中院外議員團的活動，擴大方方面面的人文交流等等，其實做起來並不難，問題在於想不想做。（秦宣仁）

學習時報 200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