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清華大學就艾滋病問題發表了演講。在結尾處，他講了這樣一段話：“在14世紀我們曾經暴發出的疾病使得歐洲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大家不知道暴發的原因是什麼，是怎麼擴散的，以及怎麼治療。現在我們沒有這種藉口了，我們不能説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中國已經認識到在將來將有上百萬的人會受此影響，我們要繼續努力，希望在未來我們能取得成功。”克林頓先生的本意也許是要強調我們對於艾滋病防治的責任，但是，由於他對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了解有限，他沒有意識到，“我們知道”這個判斷在中國可能並不確切。

關於艾滋病暴發的原因、擴散途徑以及治療方法，中國人到底知道多少呢？即使不引用權威的統計資料，我們也能得出令人信服的判斷：“我們知道”的程度非常低，而認識的誤區卻非常多。比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艾滋病是一種性病，這種看法就很不準確，由此引申出另外一個觀念，即艾滋病病人都是道德敗壞者，就更是錯上加錯了。根據權威部門調查，目前中國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以血液傳播為主，其中經靜脈注射吸毒感染佔到了61.6%，經採血或採血漿途徑感染佔到了9.4%，性接觸途徑感染僅佔8.4%。也就是説，中國預防艾滋病的重點人群應該是吸毒者，重點行業應該是血漿採集和醫療器械的生産與使用，但在以往的宣傳、教育和防治實踐中，我們卻總是把重點放在了性交傳播這個點上，於是，就有了中原地區的“艾滋病村”，有了雲南等地的吸毒高危艾滋病人群。

又比如，一般人都知道性交途徑會傳播艾滋病，但是，艾滋病還有什麼其他的傳播途徑，與艾滋病病人的接觸在何種程度下是安全的，大多數人卻並不了了，於是，艾滋病恐懼症就無所不在，對艾滋病病人的歧視也無所不在，艾滋病病人在社會中也就喪失了自己的位置，他們要麼冷漠避世，要麼産生對社會的仇恨情緒，極少數艾滋病病人甚至因此瘋狂地報復社會，製造出更多的悲劇。而這種氛圍的産生，也正是緣于“我們不知道”。

我們之所以不知道，其根本原因還是教育、宣傳的力度不夠。在邊遠地區，在資訊落後的農村地區，數量龐大的人群都處在資訊傳播的末端，他們對艾滋病的無知狀態，其實遠比艾滋病病毒本身更加可怕。怎樣才能讓這些人也知曉艾滋病的危害和傳播方式呢？怎樣才能教給他們預防艾滋病的知識？怎樣把他們從蒙昧和危險的狀況中拯救出來？這是一道擺在我們整個社會面前的緊迫課題。克林頓先生在他的演講中舉到過這樣一個例子：非洲國家烏干達也曾經是飽受艾滋病戕害的國家，由於總統夫人勇敢地衝破習俗觀念的束縛，站出來向國民宣講有關艾滋病的知識，這個國家於是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走在了整個非洲的前列。克林頓先生所舉的例子，恰好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登高而呼，其聲遠徹”。不過，就我們的現狀而言，這方面的情形並不樂觀，歷數艾滋病宣傳方面的正面人物，似乎也只能找到濮存昕這樣孤零零的一個電影明星。 （蔡方華）

《北京青年報》 200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