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發表的《創新亞洲：增長的前景》的報告指出，資源投入曾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一發展模式過去３０年為東亞地區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和可觀的減貧成就。但是，展望未來，這一發展模式可能會出現收益遞減。報告強調，東亞的未來取決於一個促進創新的環境，其前進的惟一方式是正向工業化邁進的東亞經濟體要超越“模倣”階段而進入“創新”階段，提升産品的價值，並向服務領域擴展，這就需要以創新作為主要的增長來源。報告認為，只要東亞地區以技術和創新為本，不懈地進行機構改革，仍將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區。

加快結構調整和改善生態環境

除日本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外，東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比較落後。直到２０００年，農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百分比，日本為２％，而中國為１６％，印度尼西亞為１７％，越南為２５％，緬甸達６０％。在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程度低，大量消費水電資源；工業增長值佔ＧＤＰ的百分比，日本為３６％，而中國為４９％，印度尼西亞為４７％，馬來西亞為４０％，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工業現代化程度高，高附加值産業和産品所佔比重越來越大，而發展中國家工業現代化程度低，消耗資源多，特別是大批小企業，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服務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百分比，日本達６２％，而中國為３４％，印度尼西亞為３６％，馬來西亞為４８％。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滯後和和技術水準低帶來的突出問題，一是消耗資源特別是消耗石油資源急劇增加，二是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東亞正在成為消耗石油最多的地區。據國際能源機構預測，從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０年，世界對石油的日需求量將增加２１３０萬桶，即從７４５０萬桶增加到９５８０萬桶。在增加的部分中，日美歐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佔２８％，亞洲地區佔４０％以上。在此期間，東亞每天的石油供給缺口將從７４０萬桶增加到１６５０萬桶。日本所需石油的９９％以上依賴進口，石油在日本初級能源中所佔比重已從１９７３年的７７％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５２％，核電所佔比重從１％提高到１３％。但是，迄今日本仍是進口石油最多的國家。據德國石油行業協會統計， ２００２年日本進口石油２．４９億噸，佔當年全球消費量３５億噸的７．１％。中國自１９９３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以來，石油進口逐年增加。２００２年中國石油消費量達２．３１０７億噸，其中國內産量為１．６９億噸，進口６２００萬噸。預計到２０１０年中國凈進口石油將達到１．３億噸至１．５億噸。南韓所需石油也主要依賴進口。日本《經濟學人》週刊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發表題為《東亞能源安全保障“命運共同體”面臨危機》的文章指出，東亞國家和地區在能源安全保障上已經形成“命運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許到了需要制定整個東亞石油戰略的時候了。

在經濟結構落後、技術水準較低的條件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就要消耗大量自然資源，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據夏威夷大學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研究：“在過去幾十年內，亞洲的城市和工業擴張導致的污染速度已經比６％－１０％的經濟增長率還要高。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由於機動車擁有量提高和工廠擴張，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空氣污染速度已經是經濟增長率的２到３倍。亞洲河流河道容納的污染物是全球平均值的４倍，每人平均森林覆蓋率為世界平均值的３５％，而且還在迅速減少。”亞洲開發銀行２００２年發表的一項報告指出：“現在，亞洲地區環境惡化是普遍現象，而且勢頭有增無減。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資源面臨危機。”

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新“環境政策”認為，有必要使環境目標和經濟目標協調一致。亞洲也許必須重新評估其把經濟發展速度放在第一位的戰略。單單提高經濟增長率不能實現減少貧困的長期目標，還需要制定能為後代保存自然資源的政策。要實現兩個目標，必須跟上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步伐，加快實現現代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與經濟學教授萊斯特·Ｃ·瑟羅認為，全球正在進行結合資訊、生物、電子與電腦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未來主流産業將是微電子、網路與生物科技，２１世紀是跨越知識領域界限的新世紀。在東亞跟上這種趨勢的只有日本、南韓和新加坡等少數國家。

從中國到東南亞，多數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從工業經濟邁向知識經濟，改善生態環境、以創新作為主要的增長來源，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任重道遠。中國提出，要走新興工業化發展道路，這是一條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是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發展道路。新興工業化發展道路實質上就是第二次現代化道路，也就是邁向知識經濟的道路。基於這樣的要求，中國提出的發展目標是：再繼續奮鬥幾十年，到２１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

從雙邊合作走向東亞區域一體化

東亞人口占世界人口的３２％，是世界最大市場。東亞外匯儲備超過美國和歐盟外匯儲備之和。東亞經濟規模按匯率計算還低於美國或歐盟。但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既超過美國，又超過歐盟。

主要經濟指標顯示，迄今已經基本上形成以北美、歐盟和東亞三足鼎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但是由於諸多因素制約，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落後其他地區。１９９７年東亞爆發金融危機後，區域合作意識日益增強，特別是雙邊和次區域合作迅速發展。

在世紀之交，日本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ＷＴＯ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ＦＴＡ關係的戰略轉變，由主要重視美歐地區經貿關係到“回歸亞洲”，已經很快完成與新加坡之間的ＦＴＡ談判，並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南韓之間的ＦＴＡ磋商。南韓是東亞地區最早嘗試建立ＦＴＡ的國家之一，１９９８年與智利開始進行ＦＴＡ談判，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東南亞各國在建立ＦＴＡ方面十分活躍，新加坡已經先後與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歐盟、美國等簽署了雙邊ＦＴＡ協定，並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南韓之間的談判。啟動中國與東盟ＦＴＡ談判、完成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雙邊磋商成為中國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新開端，也是”入世”之後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方面的又一重大舉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和東盟１０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２０１０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標誌著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進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

在雙邊和次區域合作不斷加強的基礎上，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東盟與中日韓１０＋３第六次領導人會議，討論了如何進一步推動東亞合作問題。日本資深經濟學家陸浩一和熊谷潤一在談判日本未來面臨兩種選擇時指出：“第一是像德法那樣放棄單打獨鬥的想法，力爭形成更大的經濟區。”中國和日本增進信任、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成為“發動機”和“火車頭”，定能推動從雙邊逐步邁向和形成東亞自由貿易區，並逐步發展到泛亞區域合作。

東亞國家和地區繼續深化改革；提高創新能力和加強區域合作，東亞經濟前景繼續看好。世界銀行負責亞太事務的副行長卡蘇姆２００３年７月６日在第五屆亞歐財政部長會議上總結説，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東亞地區的每人平均ＧＤＰ增長了７５％，極端貧困發生率減半的目標已經實現，收入在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極端貧困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己從３０％降至１５％左右。他指出，中國和越南的貧困人口下降幅度最為明顯，其中中國收入在日均２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從１９９０年的７０％降至２００２年的４０％。卡蘇姆認為，儘管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遭受地區金融危機的打擊，東亞地區仍然走在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軌道之上，包括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實現貧困人口減半。（李長久）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