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院“中國改革形勢季度分析會”專家發言摘要

8月30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聯合舉辦了“轉型與失衡——中國改革形勢季度分析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石小敏出席了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主持會議。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單位的27名專家學者圍繞經濟轉軌過程中“轉型、失衡”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中國當前改革形勢的特點是“轉型、失衡”

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現在中國的發展是機遇和風險並存，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前景也越來越看好。總的來説，發展要進行一個新的結構大轉型，一個空間佈局的大調整、大轉換，這就是第二次轉型。中國經歷25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改革動力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近七八年來，改革的多元動力互動，形成了開放帶動改革、沿海推動內地、民營推動國營、實踐推動理論政策、經濟拉動社會政治的局面。特別是SARS危機以後，大家越來越感覺到經濟和社會的聯動轉型，一個更加密切關聯的新的綜合性轉型階段開始了。

在這個新階段，政府的改革已成為所有方面改革的核心部分。政府改革包括政府依法行政，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權，公務員體系效能提高、水準提高等。對決策研究部門和媒體的要求和壓力明顯增加。

什麼叫失衡？中國25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是主動利用了不平衡發展戰略。比如80年代提出的沿海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等。在改革問題上是經濟先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通過經濟的改革開放，走強國之路，其他方面，慢慢調整變化，這叫立國之本。由於我們採取了不平衡發展戰略，許多方面沒有自己的發展目標，而是隨著經濟的需求而被動地發生變化，比如教育改革、科技發展等。經濟發展到今天，要求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現代企業制度、現代政府治理、現代教育體制、現代科技體制，現代公共服務體系時，就顯露出了不均衡發展戰略的問題。這個時候再片面地強調不均衡戰略，不去整體地協調社會發展，社會的發展就要受到很大的衝擊。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失衡現象更多。GDP的高增長和消費的低增長，投資的高增長和就業的低增長，這種越來越不協調的現象，在宏觀經濟中出現了。經濟特別好跟股市的特別差，這種極大的反差出現了。這個失衡怎麼解決？方方面面的不平衡，都集中在一個點上，就是政府改革。

從經濟角度觀察，失衡有什麼尺度？我認為有兩個尺度，一個尺度是收入差距。通過對北京的抽樣調查，收入水準最高的10％人群其購買力是收入水準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放大到全國來看，全國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最低的5％到10％的家庭的100倍。北京這樣的城市裏同類的消費品價格差距在100倍的比比皆是。西服有幾十塊的，有幾千塊錢的，這是100倍的差距。比如電視機，一萬塊錢的高級大彩電與農民用的一兩百塊錢一台的二手彩電，又差100倍。工人住的經濟適用房，在政府的補貼下20萬塊錢一套，但2000萬以上豪宅也很多，又差100倍。

10倍和100倍這兩個差距，表明我們的收入結構發生了分化，出現了層與層之間的斷裂和絕緣，畸形消費結構使産業結構的調整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還有一個尺度是經濟改革的時間。中國的經濟90年代初期是“鳥籠經濟”，當時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鳥籠經濟當時是什麼狀態呢？政府的權利很大，國家部委最大，然後省一級、市一級、縣一級、鄉一級，串成鳥籠。現在是什麼狀態呢？傳統的行政配製資源的圈子越來越小，基本上縮到壟斷部門了。民營經濟，包括三資企業，實際佔有量在經濟總量中已經達到80％。

非國有企業在我國加入WTO後，發展的非常大了，佔出口總額的50％以上，成了我們整個産業結構調整、就業結構調整的力量，是我們形成都市圈和新産業結構的第一動力。外向型經濟已經這麼大了，運作機制跟90年代初期的變化有多大？理念、體制、政策變化的速度很慢，不能同步。有些方面的變化晚了10年。比如説我們的金融體系，我們的資本市場體系，晚了10年。還有一些方面的變化晚了20年不止。農村土地徵用制度20年沒變。理念、體制，晚了20年，不能促進生産力的發展，而是起到了破壞和阻礙作用。我們現在幾十年不變的土地制度，是用行政權侵犯産權，非改不可。不然的話，城鄉關係無法調整，農民利益無法保證。

就業越來越成為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內向型經濟對就業的作用大，外向型經濟有拉動作用，但相對要小。這是經濟高增長，就業相對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總之，我覺得用“發展、轉型、失衡”形容當前的改革形勢比較恰當。

發展失衡可能導致的問題

陸建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發展失衡可能導致三個問題：一、經濟增長會不會在未來五年至七年，繼續保持現在的速度？二、經濟增長的成果能不能比較公平地在整個社會領域中分配？三、當這種分配不太公平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手段來緩解可能産生的矛盾和衝突。

這三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從絕對意義講，對就業，弱勢人群的保護，公用設施的投資，包括環保，必須在資金上給予支援。否則，可能出現大的問題。

今年212萬大學生，到現在為止大概還有100萬沒找到工作，再加上去年遺留的大概有五六十萬，共有150萬大學生沒找到工作。這些失業群體，會對社會發展的公正性、合法性産生懷疑。

在未來的5至7年中，能不能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涉及的已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其中很重要的是決策問題。在對中國發展的風險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三個搞不明白的地方。第一個是産業政策，包括汽車産業政策，引起了很多跨國公司的警惕，需要調整，但在調整過程中缺乏成熟有效的手段。第二個是我們的市場秩序。具體來説是信用問題和智慧財産權保護問題。2008年的奧運會，中國在智慧財産權方面可能要吃虧。國際奧會對奧運會所有標誌性的東西，聲音、標識、語言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北京的奧委會是否意識到了這些?第三個是政經關係問題。經濟增長能不能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當然有經濟結構、體制這些經濟本身的因素，但是非經濟因素的干擾越來越明顯。

這三個問題是失衡給政治改革造成的壓力。我們如何選擇政治改革的突破點，是不是像80年代討論過的各種途徑？還是現在的行政改革、依法執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領導集團的權威性。因為在政治領域改革中，有了權威才能推動，才能有很好的切入點，才能取得成效。

鐘偉（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實際上現在宏觀經濟沒有出現過熱，基本上是非常好的，但有4個背離現象應該值得關注。一個現象是GDP和工業增長速度出現背離。主要原因是我們的三産比較差，尤其是第一産業農業。這幾年政府對三産重視不夠。

第二個背離，就是GDP和就業。8％的增長率，可以創造600萬到800萬個就業崗位。但是，增長率達到了8％，就業仍然很差。錢都砸到了知識密集型産業中了，放到創造就業的産業比較少。

第三個是投資和消費的背離。投資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三十幾，消費還是非常低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財富的分化，因為窮人是沒錢投資的，所以錢越來越流向富人。沒有人消費，就出現了産品往哪去的問題。投資和消費背離反映的還是投資問題。

最後是投資的路線，你怎麼投資？

這些背離短期不會出現大問題，長期如何？

我們可以集中分析兩點。一個是現在的高投資能不能持續？另一個是貨幣政策有沒有問題？

關於投資可不可以持續？集中爭論的有三點：投資率過高。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發生危機的絕大部分國家投資率沒有高於40％，現在中國越來越高了。再一個問題是投資瓶頸。第三個問題是投資回報太低。

關於投資率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經濟發展主要還是靠投資。羅迪克教授認為，外貿對日本、南韓經濟發展的推動不是特別顯著，顯著的是通過外貿拉動這些國家的投資。中國實際上也進入了這個時期，高投資率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從銀行的角度説，它的貸款增加22％，同時又有22％的存款進來，所以金融體系不會有太大的惡化趨勢，投資率可以維持。

第二個是投資瓶頸。原來封閉經濟的時候，投資會出現瓶頸。現在投資沒有出現瓶頸可能是原油的大量進口。今年除了電力以外，其他主要生産資料的價格都在上漲。我做了一個小的分析，生産資料價格的上漲，不是由於國內大幅度的需求造成的，而是由於國際原油、鋼鐵、水泥漲價的因素。

第三是一些學者擔心的投資回報越來越低。投資回報越來越低的情況是存在的，但2001年以來到現在的兩年多時間內，中國工業企業效益是近十年來最好的，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利潤增加將近90％。由於工業企業效益很好，就有投資的衝動，投到什麼時候為止呢？投到利潤淡薄為止。

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匯率。很多規範制度不一定比現在蹩腳的政策更好。中國連真正的商業銀行都沒有，沒有外匯需求，沒有真正的外匯供應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外匯市場。除了現在蹩腳的匯率政策之外，我們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辦法。其他任何辦法都比現在的辦法風險更大。不是中央沒有看到匯率政策的問題，而是希望通過穩定匯率，給國內的金融、企業改革一個喘息的時間。

今年的人民幣匯率升值，不是經濟方面的壓力，而是政治方面壓力的結果。我們去年外貿拿了300多億順差，今年上半年是45億順差，全年估計也就100多億順差，比去年少得多。外資情況比去年好一些，上半年330億。資本項目的順差估計大概有200億左右，貿易方面的順差基本是50億左右，加起來250億。可是外匯儲備增加了680億，有330億不知道從哪兒來的。至少有三四百億的錢是賭人民幣升值的。這個時候人民幣升值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別人在拿錢來賭我們升值。

現在GDP增長坐八望九沒問題，利率是不是往上調一調，根本不用調。人民幣現在存款利率好歹還有，而港幣基本上是零，美元的存款利率也比人民幣低。香港人拿著港幣換成人民幣存到大陸來，人民幣貶值是不可能的，只能升值。穩拿2個點的利差。如果升值，還能套匯。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決策，不僅要看國內的經濟情況，還要看國外的經濟情況。等到美國經濟起來了，美元的利率往上漲了，他們的壓力就減輕了。所以現在是中國在替美國扛這個壓力。利率政策、貨幣政策，是短期的問題，明明知道不好，但人民銀行的選擇空間極其有限。

從2002年開始，到今後的三四年時間，是我們推進銀行業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會，中國的銀行業存在的問題非常厲害，城市商業銀行放下去，四大商業銀行怎麼辦？我們在1997年經濟不景氣時開始進行金融改革，這種改革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銀行貸款不足，營利能力不足，這時候你要改革銀行，銀行就死掉了。只有在經濟高漲，企業有衝動，老百姓開始有收入的時候，你才能起動銀行改革，所以現在是起動銀行改革比較好的時機，因為這幾年通貨的增長速度比較快。（上）

（中國改革論壇供稿） 

中國網 2003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