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是否成熟
記者:近來,一些專家建議,允許指定在港銀行收取人民幣存款,將存款回流到中國人民銀行,並按儲備利率支付利息,使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您認為當今條件下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是否可行?
易憲容: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儘管無論是從香港的對外貿易、轉口貿易來説,還是從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説,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香港早成了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橋頭堡。
正是這種兩地間經濟活動與民眾的頻繁交往,人民幣早已成了香港的“第二貨幣”。有人測算,在1996年到2001年之間,香港共接待了內地旅客1890萬人次,如果這些遊客將法定可攜帶的6000元人民幣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則目前香港市場上就應當至少有570億元人民幣。瑞銀華寶公司測算表明,假定2002年內地遊客增長50%,隨後假定每年增長15%,並以上述國人在香港的消費水準,則2005年香港市場的人民幣規模會達到1570億元。如果國內遊客把法定所攜帶的人民幣全部花在香港,則2005年香港市場上的人民幣會達到3130億元的規模。
還有,從人民幣在國際流通的現狀來看,中國周邊的不少國家早已把人民幣作為該國可流通的硬通貨幣了。可以説,人民幣的強勢及在國際上的廣泛流通,在境外尋找一個人民幣的交易市場也不是沒有必要了。
特別是在香港,面對著近幾百億人民幣在香港流動,香港銀行卻愛莫能助。因為香港的銀行既不能吸收人民幣存款,更無法為吸收到的人民幣找到出口。這種狀態既增加人民幣在香港交易過程中的成本,也不利於國內央行的監管。
諸多因素促成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
記者:現代金融中,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既有對立,又有統一。沒有管制,兩地沒有市場勢差與隔離,離岸市場無異於緣木求魚。是否可以説,離岸金融市場即是金融管制的産物,國內市場的金融管制是該本幣離岸金融市場設立的前提條件?
易憲容:的確如此。離岸金融市場得以産生並非人為力量之結果,而是國際上的政治與經濟因素促使自然生成。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金融自由化深入,隨著各國政府競相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離岸中心的原來的優勢與競爭力也在逐漸淡化或喪失。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離岸中心在金融危機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負面作用,更是讓人們感覺到離岸金融中心所面對的問題。這促使人們對離岸金融中心開始重新認識與評估。因此,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什麼時候開始,採取什麼樣的方式等都得重新評估。
但除金融管制因素之外,離岸金融市場的設立還必須具備以下條件:相應的專業人才;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國外投資者有所遵循與保障;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吸引資金流入;金融市場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經濟與發展潛力;自由開放的環境,便利從業人員方便出入境,電信通訊及資料能自由傳遞,外匯能自由流動;有優惠租稅條件等。
以此來對照,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既有相當好的條件,但仍然存在著許多無法解開的結。可以説,加入WTO後,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會比所承諾的內容要走得快,但有一點是應該肯定的,國內金融市場的各種制度管制與香港金融市場的勢差還會存在,而且國內與香港金融市場所存在的種種市場勢差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消失。正是這種市場勢差的存在也就為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設立提供了較大的獲利空間。
同時,目前大量的人民幣在香港流動,特別是隨著CEPA條款落實,人民幣在香港流動量也會急速增加,這都是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的重要因素。而且香港無論是社會政治環境,金融市場的制度安排、法律體系,還是香港作為其他美元離岸金融市場的經驗與所積蓄的人才來説,都為設立人民幣離岸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條件。
應重新設計人民幣進出的“坎”
記者:既然香港具有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充足條件,為何這個過程一直比較緩慢呢?是哪些因素成為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瓶頸?
易憲容:這可能與我國金融制度障礙有關——建立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一道繞不過去“坎”。我國的資本帳戶不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也制約了中國和潛在海外債權人、借款人和客戶之間的資金流動,它也是在中國進行商業活動的一個重大障礙。如果人民幣不能走向國際,也就不可能出現人民幣國外的存貸款市場。如果人民幣進出這個“坎”邁不出來,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也就困難了。
因此,香港設立離岸中心什麼時候條件成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新考慮現行的資本賬戶開放的政策設計,如何在現實國家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均衡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推動資本賬戶開放。這樣才能夠為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創造條件。
當然,在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中央政府可能還會有以下的擔心,如兩地的利率勢差可以會成了大規模套利行為契機,從而動搖人民幣的穩定;離岸金融市場業務的非準備金化,可以導致人民幣流動性的擴充無法節制,從而造成央行信貸管理的困難和引發一些難以預料的後果;由於離岸金融市場與世界金融市場整合為一,人民幣資本流動性大幅提高,因而使得國內的貨幣政策喪失獨立性與效力,從而造成貨幣流動的無管制,貨幣政策控制的效應因而降低,從而影響整個宏觀經濟,以及洗錢與金融犯罪的事件發生等。
但是國家金融安全是在金融配置效率下得以保證的,對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弊端的考慮更應該看到其正向影響。如讓人民幣在海外流動進入“陽光通道”,減少“洗錢”事件發生與加強央行對其監管;提高人民幣資本的流動性,提供儲蓄者在安全性與流動性之外更高的收益率;為借貸雙方提供更多的信用選擇工具,增進金融效率;通過規模經濟,打破國內金融壟斷,使借貸雙方更有效地分散風險,增加套利機會,弱化國內金融管制,從而提高資金運作的效率,降低國內金融市場之風險;促進國內金融業的競爭與金融業人才的培養,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等。
從一個更宏觀的層面來看,香港若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對內地的金融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內地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大障礙是,沒有一個在市場化基礎上形成的利率指標。但是如果在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人民幣利率指標的市場化將迎刃而解。
從經濟學的角度考量,兩利相衡取其重,即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並非僅是邁出小小的個人人民幣存款業務在香港銀行辦理這一步,而是國內政府與香港當局得重新考慮現行的金融制度安排問題,主動為之設立創造條件。這樣才可化解目前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所面臨的問題。香港有一個好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不僅在境外的人民幣有一個好的市場,而且可降低國內金融體系的風險,為國內民眾提供了一條可選擇的投資之路。
易憲容,經濟學博士,1997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做合作研究。1998年起為國際新制度經濟學學會會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記者 思遠)
中國證券報 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