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殷弘教授商榷

　　前段時間，馬立誠先生送我一篇文章——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時殷弘教授撰寫的《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因工作繁忙，當時未及拜讀，近日得便翻閱，對文中觀點頗為吃驚。

　　此文可視為馬立誠先生《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之後，關於“對日關係新思維”的又一代表作，對問題的闡述較之馬先生的文章更加深入和系統。儘管時教授的歐化語言有些費解，但仔細讀下來還是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中日關係再這樣緊張下去，對中國是相當危險的。因此，有必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大力實現中日接近。只要中日關係有大幅度進展，就可以“顯著增強中國對美外交的杠桿”。

　　那麼，如何實現中日接近呢？殷教授提出了五大舉措：

　　第一，“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裏，大致滿足於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將中日曆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傳”。（意思是説，日本對侵華戰爭罪行的反省道歉差不多了，我們大體上該滿足了，不必再計較了。）

　　第二，“加強中日經貿的比重”，“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佔的比例”。（意思是説，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國、歐盟做生意。）

　　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採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誇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意思是説，日本擴充軍備的危險性往往被我們誇大了，哪有那麼危險？我們內心適當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

　　第四，在重大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明確讓日本得出中國將日本視作明日東亞政治大國的結論。（意思是説，要把日本當作政治大國看待，給以充分的尊重。）

　　第五，以“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待日本要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條件。（意思是説，不要設置障礙阻攔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為便於讀者消化理解，這裡不妨把時教授的思想觀點整合一下：

　　幹什麼——大力接近日本；

　　為什麼——增強對美外交杠桿；

　　怎麼幹——全面實行五大舉措。

　　下面，就這幾個方面一一加以剖析和評論。

　　關於“接近日本”。時教授的所謂接近日本，也就是改變中日之間“近年迅速增長著的互厭和敵意不受制止地發展下去”的趨勢，實現中日友好。對於這一目標，筆者並無異議。事實上，任何一個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國人，都不會反對中日友好。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文化淵源悠久深厚，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從國家安全形度看，中日友好有助於建立“東亞多元安全共同體”，也完全符合中國的利益。侵略戰爭的歷史刻骨銘心，殷鑒不遠，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會比中國人民更加渴望中日和平友好以避免侵略歷史的重演呢？所以，我們對於時教授所主張的中日友好十分贊成，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實現中日友好？時教授所主張的那種中日接近能否實現？這種接近能否增強中國對美外交的杠桿？

　　關於增強對美外交杠桿。時教授立論的基點，是以中日關係的改善求得增強中國對美外交的籌碼，牽制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備與阻滯”。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舉措”，是“一場代價並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將增加中國對美外交的迴旋餘地。時教授甚至樂觀地斷言：“只要中日關係有大幅度進展，只要實現了中日接近，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地位的顯著改善幾乎是必然或自動的副産品”。

　　這裡，研究國際關係的時教授卻天真地忽略了國際關係的複雜性。

　　首先，日本不會以密切日中關係來制衡美國。在目前美國一國獨大的國際格局中，中日關係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攜手制約美國的地步。戰後，日本一直以日美同盟為對外關係的支柱，美日關係本質上是一種主仆關係，日本的對外政策唯美國馬首是瞻。日本民族是一個崇拜強者而蔑視、踐踏弱者的民族，日本社會瀰漫著濃厚的崇美媚美心理。時教授想讓抱慣了美國大腿的仆從站在我們一邊制衡其主子，不禁讓筆者想起孟夫子的一句話：“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

　　其次，美國也不會坐視中日接近以制約自己。事實上，挑撥中日關係，在中日之間埋下爭執伏筆的正是美國。時教授可能不曉得，戰後寬恕日本天皇戰爭罪行、保留天皇制，縱容侵華戰犯和軍國主義分子，策動日本反華反共的，是美國；阻撓中國對日索賠，在中日之間留下歷史遺留問題的，是美國；以釣魚島問題引發中日爭端，進而偏袒日本以惡化中日關係的，也是美國；坐視日本政治右傾化，對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篡改教科書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聲不吭甚至偷著樂的，還是美國。以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扮演的角色，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但它卻這樣做了，何也？答案只有一個：美國不願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兩國均將中國視為潛在威脅，美日同盟關係因中國的崛起而更加鞏固，這便是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的基本格局。在這一格局下，幾乎不存在中日關係“大為改善”的餘地。

　　不難想像，倘若中國按照時教授的主張，不顧一切地謀求對日接近，會出現什麼後果呢？可以料到的有兩點：一是日本成為中美爭相拉攏的對象，身價陡增，可以左右逢源，上下其手，坐收漁利。二是會強化美國對中國的警覺和敵意，強化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與圍堵，甚至促使美國改變中立政策，在台灣問題上鋌而走險。這樣一來，中國的外交迴旋空間是大了，還是小了？中國的利益是最大化了，還是最小化了？

　　可見，時教授所謂中日接近以制約美國的觀點，既不現實，也無益處。

　　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要矛盾是中美關係。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緩解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備與阻滯”，主要還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間直接的、良性的互動來實現，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國的死衚同。記得國際關係學者鄭永年説過，反對美國遏制的最佳途徑就是實行對美國的友好政策。此説不無道理。如果説，當今國際秩序的現實使我們不得不韜光養晦、委曲求全，那麼也只能用在中美關係上，而不是中日關係上。實際上，如果中美關係改善了，中國就解決了國際關係中的主要矛盾，就會贏得外交的主動地位，中日關係也就不會有大的問題。在美蘇對峙時期發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美國一超獨大的今天，事情更會如此。這種歷史事實和邏輯關係，同時教授秉持的觀點恰恰相反。

　　關於五大舉措。時教授的這五大舉措，可謂仁至義盡，無微不至，該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國能做到的時教授都主張無條件地做，只是對日本一無所求。而且時教授認為，這“五大方面的作為並不代表中國付出真正大的實際代價，更談不上損傷中國的根本利益”。當年，日本是無條件投降；今天，時教授是無條件友好。難怪日本方面如獲至寶，大為歡迎。據報道，“日本媒體鋪天蓋地進行轉載，輿論充斥猜測之聲，認為中國政府對日思維將因此發生新的轉變。時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務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進行短期訪問。”

　　下面，還是對五大舉措逐條加以剖析。

　　關於歷史問題。中日之間的種種矛盾糾葛，大多與歷史問題有關。時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計較歷史問題，以免影響了中日接近。面對著沉重且仍散發著血腥的戰爭歷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時教授的想法未免過於輕佻和不負責任了。歷史與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是割不斷的；人是有記憶的，一個民族的痛苦記憶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國政府和人民坦誠地反省了歷史，承擔了責任，而法國、以色列等納粹受害國人民仍然唸唸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反省戰爭，中國人民有什麼理由忘記那段歷史？俗話説，好了傷疤也不能忘了痛，時教授卻讓我們傷疤未好就忘掉痛。這是什麼道理？中國人民是寬厚大度的，並沒有天生討厭某個國家或某個民族的本能。其實，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還不是來自長達七十年的日本侵華史，而是來自現在主導著日本政壇的右翼力量對侵略戰爭拒不反省，甚至顛倒歷史真相的惡劣態度。在戰後中日兩國的交往中，中國政府以友好大局為重，友善而克制，並沒有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黃、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有報道説，今年6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停止參拜靖國神社這種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活動，從而實現中日兩國領導人互訪。但小泉卻對記者説：“我不這樣認為。”重申其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的意願，並聲稱，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尊敬“陣亡軍人”。明明是法西斯戰犯、血腥劊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裏值得尊敬的“陣亡軍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國總統布希的私人農場對記者説：“釣魚島問題將是對中國的一個重大考驗，如果中國執意不在此問題上向日本妥協，日本將讓中國後悔。”這哪像一個首相説的話，簡直就是強盜、流氓對中國的要挾；因為在主人的農場，又像是狗仗人勢，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還有一個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來胡言亂語，否認南京大屠殺。説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死不認賬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惡霸嘴臉，中國人民怎能沉默不語、無動於衷？在這個是非分明的問題上，時教授和那些“新思維”論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閉上臭嘴，反過來要求中國人民不要吭聲；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斂惡行，反而要求中國政府寬容大度。時教授和那些新思維論者很遷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為，倒把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計了。這于情于理，哪一樣能説得過去？中國政府如果按照時教授主張的那樣，把這一切都忽略不計了，會怎麼樣呢？只會鼓勵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的歪曲，只會鼓勵他們對中國人民感情的傷害，他們會暗自作樂：“看，中國人都接受了，我們做對了，以後大膽地幹吧！”

　　歷史問題猶如一扇繞不過去的鐵門，門上那把鎖，只有拿著正確的鑰匙才能夠打開它，這把鑰匙就是對侵華戰爭歷史的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關涉大是大非，也關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無權要求中國人民放棄對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歷史、倡狂翻案進行批評譴責的正義權利，如果有人硬要這樣做，也要問問十三億中國人民答應不答應，還要問問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殺害的千千萬萬中國死難者的冤魂答應不應。

　　關於經濟合作。時教授主張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贊成的。貿易與經濟合作是雙贏的事情，誰也不會嫌錢多。但時教授“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佔的比例”的主張，卻讓人困惑不解。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誰來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資多多益善，何以要“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佔的比例”？看來，時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實在是太強烈了，以致不惜揚此抑彼，減少和歐美的經濟往來。時教授常常説“爭取中國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時教授盤算過沒有，這是爭取中國利益最大化，還是爭取日本利益最大化？ 關於日本擴充軍備問題。時教授的觀點是，“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採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誇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

　　通常説來，一個主權國家有權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國防力量；但對於日本來説，情況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歷史上多次發動侵略戰爭，為禍極深，為害極大，但至今仍對侵略歷史不認罪、不反省，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説，竭力擴張軍事力量，就很難視為正常訴求，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受害國人民的關注和警惕。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世界上沒有人對德國的軍事力量和海外維和表示擔憂，原因就在於德國比較徹底地反省了侵略戰爭，成為一個讓人放心的正常國家。第二、日本的軍事力量已經超越了防禦需要，其對外安全政策也日漸突破專守防衛的界限。日本每年的軍費投入平均大約5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其遠洋軍事力量和遠端作戰能力的發展尤其引人關注。至於日本的維和行動，實際上名多實少，借維和之名發展遠洋軍力、謀求地區霸權才更具實質意義。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海外派兵法、自衛隊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臺，已使日本的基本國策之一“專守防衛”形同虛設。可以預見，日本的重新武裝必將進一步助長右翼勢力的氣焰，進一步強化日本對華強硬立場，進一步增加日本對中國統一進行干涉阻撓的危險性，進一步強化日本右翼勢力否定歷史、美化侵略的惡劣態度。對於這樣一個不反省侵略戰爭、大肆發展軍事力量、拋棄“專守防衛”且正在醞釀篡改和平憲法的日本，中國能夠不警惕、不憂慮、不反對嗎？如果採取時教授主張的那種態度，會實現中國利益的最大化嗎？

　　關於政治大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時教授很強調要尊重日本，這並不錯。但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歷史問題、台灣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一再信口雌黃，挑釁生事，對中國相當不尊重甚至懷有敵意。中國對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對中國的尊重為條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單方面的。至於中國同意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絕不應像時教授主張的那樣作為免費午餐送給日本。以筆者之見，中國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條件：一、關於歷史問題：像日本對南韓那樣，簽署正式的謝罪道歉聲明，從此中國不再要求日方謝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戰犯靈位的祭奠設施；承認侵華歷史事實，不再篡改教科書；約束右翼勢力歪曲歷史、刺激中國人民感情的行為；合理解決細菌戰、毒氣戰、勞工、慰安婦等中國民間賠償等戰爭遺留問題。二、關於台灣問題：承諾不干涉中國統一，中斷與台獨勢力的往來。三、關於釣魚島問題：不再單方面控制釣魚島，尊重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以談判解決該島主權爭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條件，中國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國地位，同意乃至支援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不是這樣，中國又何必一廂情願地支援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中國必須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條件，就斷然行使否決權的堅強決心，並將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實考慮並同意中國的條件；否則，中國將很難有所收穫。 關於“對日關係新思維”。由時教授和馬先生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所謂對日關係新思維，其實質就是要求中國以單方面的寬容大度和妥協讓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實，中國對日本的寬容大度、妥協讓步早有前例。日本侵華戰爭結束後，中國人民不計前嫌，以德報怨，扶養日本孤兒，善待日軍俘虜，後來又放棄了對日本政府間賠償要求。這不是一般的以德報怨，而是古今中外無與倫比的以德報怨。但日本對於中國的恩德和大度並未給以善意的回應，日本右翼分子甚至連侵略戰爭的基本史實都不承認了。這個教訓告訴我們，不要以國內的倫理道德準則處理國際問題。對於國際問題，要本著國際規則，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而所謂“新思維”，漠視歷史的教訓，放棄應有的原則，不問是非，一廂情願，降格以求，矯枉過正，實在不足為訓。以這種“新思維”既換不來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換不來真正的戰略利益。

　　我們注意到，所謂“新思維”，是打著“務實”的旗號出臺的。“務實”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詞彙，但有人已經將這個詞庸俗化了，在他們那裏，“務實”已經變成為了實惠可以放棄原則的實用主義。但可悲的後果很可能是，你放棄了原則卻得不到你想要的實惠。還可能會有一個附加後果：在你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時候，當你的對手發出鄙夷的竊笑的時候，你連原有的一點尊嚴都失去了。

　　在某種意義上説，新思維來源於一種危機感。正如時教授所説的：“中國大陸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台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他還特別強調指出：“完全可以認為中日兩國多數人民之間近年迅速增長著的互厭和敵意不受制止地發展下去，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講穿了，這危險之一就在於惡性發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類反華、排外、極端民族主義和政治、軍事擴張主義的極右勢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對外政策方向。”讓人困惑的是，時教授一邊替日方辯解，聲稱日本的軍備擴張的危險性往往被中方誇大了，要求中國不要動不動就對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一邊又畫鬼嚇人，説什麼中日關係再這樣緊張下去，極右勢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這種説法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説。實際上，右翼勢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種可能，而是一種現實。正因為如此，才要求我們保持警惕並進行有理有禮有節的鬥爭，而時教授卻主張以讓步妥協乞求友好、換取平安，這實際上是一種茍安政策、鴕鳥政策，不但求不來安全，還丟了尊嚴。時教授如此不惜代價地謀求中日接近，還與他對中國大陸外部環境的悲觀判斷不無關係。但我們的外部環境真的像時教授所描述的那樣令人恐懼嗎？似乎並不儘然。事實上，如果從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的綜合情況看，我們目前的外部環境算是比較好的：沒有公開的對抗，沒有外部封鎖，沒有戰爭狀態，也沒有嚴重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無論中美關係、中印關係、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還是兩岸關係，都有改善的空間和餘地；即便某些對外關係一時發展不順，也大可不必驚惶失措。至於中日關係，由於種種因素的制約，既好不到哪去，但也壞不到哪去，並不存在時教授擔憂的“不受制止地”惡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處盛慮衰固然應該；但什麼事情都有個度，危機感一旦過度會導致杞人憂天式的庸人自擾。我們的祖國是一個歷史底蘊深厚的泱泱大國，中華民族是創造了燦爛文明的偉大民族，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在國際舞臺上，我們應當表現出發自內心的從容自信和堅定無畏。什麼樣的大災大難中華民族沒有經歷過？比現在嚴峻得多的國際環境我們不是也過來了？現在的世界的確不太平，但和平與發展依然是主流，這是不可否認的基本現實，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的根據也正在於此。利用這段寶貴的機遇期，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綜合國力，中華民族必將實現偉大的復興，必將立於不敗之地。

　　一些人主張“新思維”的一個根據是“無力改變的現狀”：既然中日曆史問題已成了死結，總不能這樣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傾化和重新武裝“終究根本擋不住”，總不能硬頂吧？為了現實利益，我們還是務實一點，繞一繞、放一放、讓一讓吧。這便是“新思維”放棄原則的邏輯。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等綏靖主義者就是循著這一套邏輯對希特勒一讓再讓，茍且偷安，結果自取其辱，損失慘重。如果當年中國人面對日寇的侵略，也採取這套邏輯，都跑到“低調俱樂部”中跟著汪精衛鼓噪亡國論，只怕中國早就滅亡了。而真實的歷史是，千千萬萬中華優秀兒女挺身而出，奮起抗戰，最終打敗了日寇，取得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全面勝利，捍衛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並由此奠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個了不起的勝利昭示我們：對於日本今天的右傾化趨向和右翼勢力的反華行徑，我們應取的態度，不是懦弱地退讓，而是堅決地反對。即使不能完全扭轉日本的右傾化，至少對他們也是一個制約，至少也可以表明我們的嚴正立場，並借此提示國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維”的另一個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讓歷史問題影響了現實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而實際上，幾十年來中日經貿關係不斷發展，去年雙邊貿易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創造了新的歷史紀錄。與此相反的情況是，我們與有的國家政治關係良好，而經濟合作卻不盡如人意。這説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則，經濟有經濟的規律，兩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關鍵是你這裡有無利益可圖：如有，資本家會不請自來；沒有，請他也不會來。這個道理告訴我們，即便出於功利的考慮，也沒有必要放棄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對歷史問題的立場。

　　“對日關係新思維”已讓日方産生了這樣的錯覺：中國有求於日本。關於這一點，時教授表達得明明白白：“中國對於中日關係大為改善的實際需求應當認為超過日本在這方面的需求。”這個論點不符合事實，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中日友好關係符合雙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國沒有必要以單方面的妥協讓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應該是和時教授相反的結論：日本對於日中關係改善的實際需求超過中國在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貿易和技術立國，它需要中國這樣潛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資和貿易市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需要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中國如果失去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其損失的大部分可以從歐美尋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國大市場，在世界其他市場接近飽和的情況下，其損失是無可彌補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經濟十多年來持續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跡象，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蒸蒸日上，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這種鮮明對比決定了日本必須搭乘中國快車以尋求經濟重振的外力和契機。（當然，如果日本的反華勢力不願如此而導致日本受損，那是他們的事。）第三，從外交和政治關係方面看，在全球視野裏，如果我們處理好中美關係；在亞洲範圍內，如果我們處理好與東南亞、南韓的關係；在國內建設上，如果我們能夠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那麼急於改善中日關係的，恐怕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對日關係新思維”已給日方提供了這樣的口實：中日關係不好的癥結在中方。中國目前實行的對日政策是有問題的，甚至是不正確的，必須改弦更張。事實上，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不難看出，中日關係的癥結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關係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國多得多。“新思維”論者猶如一位庸醫，還沒搞清患者是誰，病症為何，就胡亂開藥，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對日關係新思維”還導致了另一個後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張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無助。多少年來，許許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識之士如東史郎、內山完造、小川武滿、本多勝一、家永三郎、宇都宮德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還有中歸聯、日本婦聯、日本工會總評、日本煤炭工會、日本反戰運動等團體組織，都在為維護中日友好、推動日本反省戰爭而不懈地奮鬥。中國民間受害者向日本索賠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師義務擔任辯護。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是日本的良心。遺憾的是，他們的陣容還不夠強大，他們的聲音還相當微弱，也正因如此，他們的鬥爭和努力需要我們的援助。所謂“對日關係新思維”出臺後，讓日本右翼興高采烈，卻讓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動。他們感到困惑和痛心：我們同右翼勢力的鬥爭需要中國的堅定支援，你們何以放棄了原則立場？借此機會，筆者要對日本友人説，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未放棄原則，也不可能放棄原則，中國人民對於那些為中日友好、為捍衛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懷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剛剛當選上任的溫家寶總理特別指出：“正確對待和處理日本侵華的那段歷史，始終是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我們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間的三個文件，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一方針兼顧了歷史與未來，既強調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又指明瞭中日關係的發展方向；既堅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則，又推動了中日經濟合作的發展。誠然，中國在處理中日關係的過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作某些策略的調整，但絕不是實行什麼“新思維”。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筆者不認為會有比“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更加高明的方針。對於這樣一個正確的方針，我們應當堅持它，而不是放棄它。 （林治波）

　　人民網 2003年0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