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有評論認為：“雖然李榮融表達了自己的決心與信心，但我們仍然無從知曉其施政的具體方案。這就是問題所在：對國資管理的一整套制度措施是什麼，這套制度本身是什麼？雖然西方國家也有國有資産，但其制度基礎是私有制，雖然他們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成果，但成套經驗仍然沒有。”

    筆者認為，這裡有一個誤會——認為西方國有資産是私有制，這實際上仍然是沿用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觀點。這種觀點實際是受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影響，認為公有制只存在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不可能有公有制。

    實際上問題並不那麼簡單，西方也有公有制，只不過公有制的形式不同。在西方國有資産也是屬於全民的，確切地説是全體納稅人的，國有資産運作的方式不是直接辦獨資的國有企業，而是採取參股的方式進入企業，企業的股東是多元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國有資産通過企業達到保值增值的目標。

    從法律的意義上看，國有資産是屬於全體國民的，它是不能量化給個人的，也就是説國有資本是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加入股份制公司。另外加入股份公司的還有公開募集的社會公眾股。所以歐洲有很多股份公司是國有資産控股公司。也可以説，是産權明確的集體所有制，股份公司中既有國有資産，也有其他成分，這也是一種公有制的形式，大家都有，不等所有，集體經營。

    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吳江教授在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中指出：“瑞典經濟的性質，用他們（社會民主黨）的話來説，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就是在所有制上，實行公有制與私有制混合;在分配製度上，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在經濟運作方式上，實行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製度與經濟運作方式的混合。”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這裡討論的是經濟問題，而從經濟學的觀點看，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界限。特別是股份公司中，參股者可以是各種成分，既可以有國家股，也可以非國有企業的股份，還可以有個人股。所以上市公司經常被稱為公眾公司。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筆者同意紅豆集團董事局主席周耀庭所説的“新集體經濟”“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觀點。這裡，我們講“新集體經濟”，並不排斥國有獨資和私人獨資的所有制，因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初級階段，它包含著各种經濟成分，都在發揮作用。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歐洲的國有資産管理中，也有行政干預降低企業效率的問題。例如德國經濟學家對大眾公司的前途擔憂，因為德國的工資比較高，企業成本也比較高，有人提出大眾公司可以遷到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但是作為大股東的地方政府不同意，因為這要影響到德國，特別是下薩克森州的就業問題。因此如何做到政企分開，也是歐洲國有控股公司遇到的問題。

    由此可見，研究歐洲的國有控股公司對我們搞好國有資産的管理是有借鑒意義的。這裡，有三問題需要注意：第一必須讓所有者到位，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實現有效的監督。第二，必須盡可能做到政企分開。第三，在市場經濟中通過資本運作實現保值增值。（韓強）

    國際金融報 200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