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國有”還是“私有”只是形式，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資本流動，是有規律的，它必須是在一定規則下進行有序的流動。對於企業來説，要在市場經濟中生存，就必須進行有效的管理。因此歐洲就曾經出現過私有化—國有化—私有化的迴圈。

    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之前，歐洲絕大多數企業是私人企業，1929年經濟危機，一些私人銀行和企業大批倒閉，無法繼續經營，使國家直接介入，形成了強大國有資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有控股公司在國民經濟的恢復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國和英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戴高樂為了促進法國經濟的現代化，維護其大國的獨立地位，推行了政府指導性計劃和國有化運動，經濟增長比20世紀前半期加快了2－3倍。

    英國也曾出現過國有化運動，一直到撒切爾夫人上臺前後，英國推行“私有化”運動。這種“私有化”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壟斷性企業進行分拆，加強競爭，讓企業在競爭中生存。在德國經濟中，國有控股公司也佔有較大的比重，如大眾公司就是一家國有控股公司。

    “國有化”還是“私有化”一直是歐美經濟界爭論的問題。歐洲歷史悠久，家族財富集中，同時歐洲近代又有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左翼勢力強大，社會公平的觀念深入人心，公眾希望國家代表他們的利益對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公平利用和分配。歐洲人的公平觀與美國人不同，美國強調機會平等，公開競爭，誰在競爭中取勝誰就發財。歐洲人卻認為只有機會平等還不夠，還要有起點公平與公平分配，使弱者在競爭中也有機會參與。從這個意義上説，歐洲與美國有不同的模式，是與歷史文化有密切聯繫的。

    現在，我們再看日本銀行的“國有化”。2002年10月30日出臺的由經濟財政兼金融大臣竹中平藏主持制定的《反通貨緊縮綜合對策》就透露出，日本銀行業面臨大的整改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或程度的問題，日本銀行業正面臨著新的挑戰。銀行隨時都有可能被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

    從這個意義上看，2003年5月17日，日本第五大銀行理索納金融控股集團的“國有化”是必然的。問題是“國有化”能迅速解決日本的金融危機嗎？由於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是一個“長期承諾的社會”，形成了家族式資本主義———政府、金融、企業三合一的東亞模式（這裡的“家族”是儒家價值觀念）。這種思維方式在日本現代經濟中運用得淋漓盡致。企業的管理者要像愛護孩子那樣愛護每一個員工，不能隨意開除員工，正像家長不能把自己的孩子趕出家門那樣。於是企業的管理者、銀行以至於國家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家長的角色。

    這個關係進一步地擴大就使得國家把企業看成是自己的子女，因此它不能輕易破産，於是銀行要加入救助企業的行列，而且企業之間、銀行之間、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互相持股，也很容易造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所以國家不能輕易讓企業和銀行破産，而是想方設法挽救他們。應該説，在20世紀亞洲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儒家資本主義的管理模式曾經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國家保護主義使日本銀行積累了大量的呆壞賬，以至於到現在日本金融體系到了非進行銳意改革不可的地步。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日本能不能從政府、金融、企業三合一的東亞模式中走出來，否則“國有化”不過是把銀行的呆壞賬轉移到政府，一個“理索納”受到保護，還會有另一個“理索納”出現。因此，重要的是內容，而不是“國有”或“私有”的形式。日本能走出政府、金融、企業三合一的家族管理模式嗎？這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

    《國際金融報》 2003年06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