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期間農民工的大規模回流，給SARS防治造成挑戰。日前，有關權威專家呼籲，SARS疫情把農民工這部分邊緣化、不穩定的社會群體的問題暴露無遺。為防止今後類似SARS一類的問題波及農村，從根本上解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問題必須提上日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農業問題專家張曉山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長期以來，我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擠壓了勞動者合理的勞動待遇、像樣的生産生活條件和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形成的。

    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流動人口”達一億兩千一百多萬人(平均外出時間超過半年以上者)，其中從鄉村流出的八千八百四十萬人，佔百分之七十三，這部分人被算為城市人口，但他們的收入被計為農民的純收入，而且是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張曉山説，一些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時常遇到拖欠工資、不予以簽訂勞動合同、達不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每天工作超過八小時被視為“正常上班”等問題。簡單勞動的低工資率使農民工無法享有像樣的生活條件，僱主也往往不會主動去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這次SARS危機中北京採取措施要改善建築工地農民工的居住條件也説明瞭他們以前幾十人擁擠一室、睡大通鋪、住地下室的生活環境是何等惡劣。

    為此，這位專家建議，為防止今後類似SARS一類的問題波及農村，從根本上解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問題必須提上日程，從長遠看應深化這方面的農村改革。

    第一，要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待遇、改善他們的生産生活條件、逐步將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納入社會保障網路，最終做到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建立統一的勞動市場。

    張曉山説，中國城市的財政開支和公共産品的提供是以現有的城市戶籍人口為依據的，外來的農民工雖然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他們無法和當地人一樣，平等地享用公共服務，獲得相應的社會保障。在這種現實條件下，幾千萬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生活水準、生活條件和消費方式與城市居民仍有較大的差距，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和保障。一有風吹草動，遇到像SARS這樣的情況，他們就會“回流”。

    他同時也指出，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的政績出發，忽視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儘管有政策試圖把進城的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養老、工傷、醫療)體系之中，但是在低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下，社會保障無疑將加大農民工的勞動成本，因而地方政府從自身的利益考慮，政策同樣趨向追求低成本的經濟發展。為外來農民工營造一個公平的就業環境，實踐起來困難重重。

    第二，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縣鄉行政管理機構改革。在行政機構改革中，一定要改變重經濟、輕社會發展，指標層層分解、一票否決制濫用等方面的錯誤思想和做法，祛除“報喜不報憂”、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政績為先、搞“形象工程”等官僚機構的頑癥。

    第三，以公益事業優先為原則，逐步建立農村的公共財政體制。要建立農村的公共財政體系，保證鄉鎮和村有能力提供適合其規模的公共品和服務，如相關的設備和合格的專業人員等。在公共衛生、動物防疫、資訊獲取等重大問題上，傳統的社會動員體系、行政的組織體系必須有專業化的公共服務組織體系與之相配套，比如相對獨立、自上而下的衛生防疫體系、獸醫官制度、專業統計隊伍等。

    這位專家認為，為防止SARS向農村擴散，地方各級組織“嚴防死守”，顯示了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能力。SARS危機證明長期以來積累的地方組織資本在應對突發事件時還是能夠發揮作用的。但即使查到和堵住了SARS病例，流調、隔離、觀察、救治等工作則需要專業技術人員和必要的設備，行政管理體系的改革和事業單位的改革要配套進行。（阮煜琳）

    中新社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