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黃平教授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中國改革之初最成功的也在農村。但“三農”問題由來已久，很多農村地區缺乏資訊、資金、技術和服務，中國農村的防疫和醫療就長期處於被忽略的狀態。

    黃平説，回顧農村醫療事業的發展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農村的疾病防疫和基本醫療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農村的醫療、防疫系統分開了，防疫的地位遠遠不如醫療，肝炎、結核、痢疾等傳染病在有的地方反而死灰複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醫、藥分開，藥業率先商業化，醫院和醫生又變成藥商賺取病人錢財的中間環節，縣、鄉醫院都要靠賣藥來支撐，村的醫療點很多已經難以為繼了，而老鄉們不知情，只是怪醫生和醫院，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小病拖、大病抗的現象，有的甚至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黃平認為，即使在今天，中國農村最嚴重的流行病仍然不是SARS，也還不是艾滋病。對防疫和基本醫療保健的忽略造成農村地區肝炎、結核、痢疾等傳染病再度蔓延，它們是農村中現在最主要的傳染性疾病。

    他説，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主要解決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溫飽問題，但還有很多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基本醫療(特別是防疫和保健)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這位社會學家認為，SARS雖然是一件壞事，但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使我們重新思考，在市場經濟快速推進的條件下，在中國農村流動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究竟需要建立什麼樣的適合國情和時代特色的醫療防疫保障機制？

    黃平認為，首先，政府非常擔心SARS疫情向農村蔓延是很對的，因為農村缺乏健全、完善的公共衛生防疫系統，農村地區控制SARS等疫情一旦出現，治療起來成本就更高、難度就更大。當前社會是以市場為杠桿配置資源的，但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尤其是防疫和基本的醫療、婦幼保健)、社會治安、治水等都是政府要提供的服務和擔負的管理的重要內容，屬於政府的責任，而不能簡單甩給市場。

    其次，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還是要搞全民愛國衛生運動，還是要以預防為主，尤其對農村地區的廣大居民，要進行經常性的健康教育和講衛生活動，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過去用很低的成本就在全國範圍消滅了鼠疫、天花、霍亂，基本控制了結核、血吸蟲、麻風、肝炎等。對廣大農村的傳染病、常見病、多發病的預防，不能僅靠專家和尖端科學，還是要中西結合、土洋結合，專家和群眾結合。現代尖端科學還不可能完全覆蓋廣大農村人口。

    第三，建立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防疫制度，既要適應大量人口流動和市場經濟的特色，鄉村的醫療體制又不能過於市場化、商業化。探尋適合中國農村特色的防疫醫療制度，比如，通過對富有群體加大稅收力度、轉移支付等來解決資金問題，通過村社的合作醫療解決農村的婦幼保健、傳染病防疫和基本醫療問題，通過全社會鼓勵、大力獎賞醫療人員等辦法解決農村缺醫少藥問題。

    最後，要建設包括農村地區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衛生防疫網路和應急體系，面向全民、預防為主，而不是僅僅在大城市建幾個高規格的防疫中心。而且，面向大眾的、低成本的、有效的全國衛生防疫網路應該是動態的，不只是針對SARS的防治，而且也能針對痢疾、肝炎、結核、艾滋病、血吸蟲等傳染病的防治，以及在沒有疫情時，對常見病、多發病的控制。

    黃平還強調，目前這種城鄉分割的體制，使得在城市裏生活、工作、消費的一億兩千萬農民工沒有在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如何從城鄉一體化的思路來通盤考慮這些問題，建立起動態的、社會化的防疫——醫療網路，從而打破單位壁壘和城鄉分割，逐步把中國社會的防疫、基本醫療、基礎教育、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等等從整體上加以解決，是當前和今後在制度創新和政策框架方面特別要注意的問題。（阮煜琳）

    中新網 200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