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對我國經濟的短期影響：行業結構分析和地區結構分析
１．行業結構分析
在估計“非典”對經濟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時，我們應該注意到，不同行業的損失是不同的，有些行業甚至並未有所損失，反而受“非典”激勵而保持較高增速。調查顯示，我國受衝擊最大的是零售商業、餐飲、住宿、旅遊等服務行業和交通運輸業。來自國家統計局企調總隊５月２０日的調查統計顯示，甚至在一些“非典”疫情比較輕微的陜西、安徽等地，大約有３８．４％的被調查企業表示“非典”對企業生産經營影響較大，有４５．８％的企業表示企業銷售狀況受到較大影響，４０％的企業表示因“非典”企業訂貨或服務預定受到較大影響，但進出口業務尚未受到較大衝擊，有５２．３％的企業表示企業的進出口未受影響。國家統計局企調總隊對陜西等地的調研還顯示，企業對疫情發展密切關注，有４３．８％的企業表示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將考慮部分停工，１２．４％的企業將考慮全部停工，這些企業中的餐飲、賓館、旅遊等行業，實際已處於半停工狀態，個別工業製造行業（如依賴出口的食品加工業和糧食企業）和建築業行業也受到較大影響。
但也有一些産業受到“非典”的正面刺激而顯出良好勢頭。根據國家統計局５月１５日對全國工業生産的統計數據，汽車生産高速增長，４月份轎車産量１６．７萬輛，比上年同月增長８３．６％，北京等地的汽車銷售呈現出非常火爆的景象。通信設備、電腦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當月實現出口交貨值比上年同月增長４０．７％，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出口交貨值增長２９．１％，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防疫商品、健身用品、“消毒類家電”等暢銷。除此之外，冶金工業、電力工業等重點行業保持良好增勢。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短期內，零售商業、餐飲、住宿、旅遊、航空等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所受損失較大，部分工業企業在建項目、新開工項目、已達成投資意向項目、以及服裝、布料、食品、電機等行業也會在短期內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但汽車、通信設備等部分行業增速呈現上升勢頭，冶金工業和電力工業等重點行業受疫情影響甚微。
２、地區結構分析
由於現代經濟體系內部聯繫的緊密性和多元特徵，要對“非典”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地區結構分析是非常困難的。由於供應鏈的相互聯結，即使在遠在疫區之外的地區，其經濟也有可能受到較大的影響，因此，在估計“非典”對地區經濟的影響的時候，應該充分估計到現代經濟的這種特徵，那些距離疫區較遠的地區也不能低估疫情對該地區的影響。但從總體來説，我們可以將“非典”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列為第一類地區，如山西、北京、廣東、河北、天津、內蒙古、香港等，這些地區由於疫情的嚴重性，使得地區經濟受損較大。第二類地區是在這些疫區邊緣的、經濟發展與疫區有密切關聯的地區，比如山西周邊的陜西、河南，北京周邊的山東、廣東周邊的湖南等，這些地區由於距離疫區有較近的地理距離，因此消費者信心受影響也較大，但程度遠低於第一類地區。第三類地區是那些未發現疫情以及雖有少量患者但疫情控制較好的地區，比如青海、貴州等西部省份，第三類地區所受到的經濟損失較小。第四類地區是一些疫情並不嚴重的沿海開放地區，如上海、江蘇、浙江，但由於這些地區本身具有消費群體集中、經濟屬於外貿相關度較大的外向型經濟等特點，因此這些地區的外貿進出口、外國直接投資、工業開工項目、社會零售總額等受“非典”影響也比較大，甚至要大過第二類地區。
但在地區內部，“非典”所造成的經濟影響的分化局面較為明顯。湖南統計資訊網提供的數據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統計數據顯示這樣的特點：從城市到農村，對消費品市場影響的程度呈遞減趨勢，“非典”對城市消費品市場的影響要遠遠大於縣以及縣以下的農村市場，對中心及開放性城市的影響大於其他地區。原因在於，城市中心區和大城市的消費群體集中、消費層次較高，而農村地區和城市邊緣區的消費不集中、消費主要是需求價格彈性很低的必需品消費，具有一定的剛性，因此受“非典”影響較小。在所有城市中，以旅遊城市所受影響最大，一些大的旅遊城市在短期內由於遊客銳減而導致出現蕭條局面。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損失與疫情嚴重程度呈較大相關性，但在一些疫情較輕但消費群體集中、經濟對外貿和外國資本依賴較大的地區，也受到較大影響；同時，疫情對大城市和城市中心區的影響要大於對農村和城市邊緣區的影響。
“非典”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影響
“非典”在短期內會對我國經濟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但這種影響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分佈是不均勻的。長期來看，假如我們把眼光放到整個本年度以及明年去考察，“非典”對我國整體經濟增長態勢不會有顯著的影響。不可否認，我國宏觀經濟的某些因素在一定階段會受到一些干擾，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本年度對外貿易可能受較大影響，這種影響的滯後效應會影響到明年的出口以及經濟增長。
第二，本年度財政收支狀況會受到一定干擾，國家財政用於支援緩解疫情的支出增加，而各種稅收減免政策的實行和企業效益的下降會顯著降低財政收入，這對本年度和下個年度的經濟增長帶來某些不確定因素。但不應過分誇大這種負面影響。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第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５２０５億元，增長３６．７％，比去年同期加快３３．３個百分點，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導致本年度的財政力量大增，與財政收入的大幅上升相比，財政支出增長的數目（比如財政部的２０億元“非典”防治基金）顯得微乎其微，因此不應過分誇大“非典”對我國本年度和未來財政收支狀況的影響。
第三，本年度總體消費者物價指數將因社會零售總額的顯著下降而受到影響。本年度第一季度原本消費者物價指數開始回升，表明我國正在擺脫數年來通貨緊縮的陰影，而走上價格回升的良性軌道，但今年“非典”疫情延緩了這個過程，致使我國遏制通貨緊縮的工作受到一定影響，這個因素會對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景氣造成消極後果；
第四，由於投資決策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因此，“非典”對投資的影響將在較長的時間之後才能逐漸顯示出來，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固定資産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將會在一定時間之後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這個趨勢不會有持久性。
第五，我國本年度的失業率將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失業率的一定增加對原本比較嚴峻的就業局面造成一定壓力。
但總體而言，“非典”對我國對外貿易、財政狀況、消費者物價水準和通貨緊縮、企業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失業率的影響並未超過我國經濟的自身承受能力，我國未來經濟增長仍必將呈現良好的態勢，這種估計，基於我們對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的信心：
第一，我國經濟仍處於高速增長階段，這種高速增長的勢頭可能受到突發事件的干擾，但是卻不會中斷這個進程；
第二，我國居民購買力由於“非典”而暫時受到抑制，導致社會零售總額的短期下降，但這種潛在購買力不會喪失，當消費者信心恢復之後，這種累積的潛在的購買力就會得到較大規模的釋放，總體消費狀況就會迅速趨於正常；
第三，自２０００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處於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時期，財政實力的雄厚為我國儘快走出“非典”陰影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第四，我國在加入ＷＴＯ之後，經濟體系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方興未艾，中國仍是目前全球最具實力的資本凈流入國，是最吸引外國投資者的區域之一。我們相信，我國作為全球最佳國際投資目標國的地位不會因“非典”而受到影響。
基於以上對我國經濟基本面的分析，我們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持樂觀態度。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運用適當政策手段，打好“抗非”經濟戰
為把“非典”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政府必須利用適當政策手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千方百計激活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使消費者信心和投資者信心儘快恢復。迄今為止，政府已經採取了很多有效經濟措施，對緩解“非典”負面影響起到積極作用。
第一，運用積極財政手段，通過發行國債，通過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資，進一步有效增大總需求，為擴大內需克服通貨緊縮提供支援；但在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應當通過科學決策機制，努力使財政支出科學化，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和公共投資的經濟效益；
第二，通過對民航、餐飲、旅遊、賓館等受“非典”影響較大的行業進行稅賦減免，降低這些企業的運營成本，減輕這些企業的經濟負擔，實際上相當於國家向這些企業提供資金支援。政府的稅賦減免政策的效果是很明顯的。據財政部提供的數據，對航空公司免收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基金，航空公司國內航線減輕負擔約佔運輸收入的５％，國際和地區航線減輕負擔約佔運輸收入的２％；對公路客運及計程車行業減免公路養路費和公路運輸管理費，減輕的負擔達運營收入的１３－１６％。在減免稅費的同時，為保證財政收入，應嚴格財政紀律，加強稅收徵管工作，確保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
第三，財政部最近為幫助民航和旅遊企業克服困難，決定對這些企業的短期貸款給予財政貼息，貼息貸款額度，根據企業在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到９月３０日發生的用於支付人員工資費用、必要的保障性供給等與正常生産經營直接相關的費用的短期貸款數額確定，短期貸款貼息期限為５個月。稅費減免和貼息政策標誌著我國政府職能的悄然演變，政府財政正在從直接參與經濟活動轉到宏觀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上來，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和趨勢；
第四，為減輕“非典”給進出口帶來的困難，政府應進一步運用出口退稅政策，減輕出口企業的壓力，降低出口成本，以鼓勵出口企業在困難時期保持較旺盛的出口勢頭。這需要進一步增加出口退稅指標，完善出口退稅機制，逐步解決出口退稅欠賬問題，這對穩定第二産業、促進和擴大就業都是有益的；
第五，在特殊時期，由於交通和人員流動的不便，政府應充分利用現代化通信手段，簡化各種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手續，儘量利用網路進行網上審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為國內企業和外商投資提供便利條件。同時，地方政府和企業應盡力利用電子網路資源進行網上招商引資，這樣可以為企業在“非典”結束之後儘快投入生産經營搶佔商機。這些都是鼓勵和激活國內民間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有效措施；
第六，在政府運用財政稅收政策積極調節宏觀經濟的同時，應該想方設法鼓勵民間投資，激活民間投資。政府應進一步降低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鼓勵更多的汽車、通信、電子等企業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民間投資的活躍、微觀經濟主體活力的增強，是我國經濟最終走出“非典”陰影走上強勁發展道路的基礎和前提；積極財政政策和公共投資儘管對經濟有拉動作用，但經濟發展最終要依賴於微觀主體的活力的增強。中央政府要出臺切實有效的措施，鼓勵汽車、通信等行業的成長，打破這些行業的壟斷局面，增強內部的市場競爭；同時在“非典”的特殊時期抓住機遇，制定有效措施規範和鼓勵網際網路業務的開展，積極為電子商務的拓展創造條件，鼓勵電子銀行業務的進一步發展，推動現代化消費模式和金融模式的建立；
第七，我國各級政府應進一步致力於改善投資環境，其中既包括環境衛生、城市建設等硬環境的改善，也包括行政效率、政府信譽、資訊披露機制等軟環境的建設。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切實有效控制疫情，同時及時準確地披露資訊，才能夠真正在國際投資者面前建立起我國的良好的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才能夠使國際投資者和國際旅遊者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公共衛生體系建立良好的穩定的預期，而良好的穩定的預期是決定未來旅遊業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最關鍵因素；
第八，在特殊時期，政府在維護市場秩序、恢復消費者信心、疏導公眾恐慌情緒、保持企業供應鏈暢通、提供資訊支援和資訊服務方面，擔負著重要的責任，“非典”是對政府綜合素質的最好檢驗。政府在應對突發事件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將極大地有利於未來政府行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調整，有利於政府角色和職能的轉型。（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