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是多種多樣的，而對災難的經濟分析也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説，我們可以分析災難的經濟根源，因為真的會有許多災難有著或遠或近的經濟起因，比如一場洪水氾濫，可以追溯到長期以來的掠奪性採伐森林的人類行為；而擴大市場、佔有資源，可能是一場戰爭的直接動因等等。我們還可以分析面對災難各種利益群體或個人的行為方式，可以分析災難發生時一個經濟如何應對災難，如何配置資源的方法和比例，一個社會應如何組織其災難危機應對機制等等。當然，我們還應該分析各種災難對一個經濟在各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這裡，我們只集中從一個角度對災難進行一種分析：不同的災難對於經濟總需求及經濟活動總量的影響，是不同的。

    根據我們這裡的特殊分析角度，災難似乎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可以稱為“需求刺激型災難”，一類可以稱為“需求抑制型災難”。

    戰爭和洪水，可能是所謂“需求刺激型災難”的例子(相似的還有地震、颱風等)。以戰爭為例，戰爭是人類之間的相互殘殺，因此它是一種災難。在戰爭發生的時候，受戰爭蹂躪的那些地方，民不聊生，經濟活動停止，當然談不上什麼擴大需求與擴展經濟活動。但是，一方面，戰爭本身要耗費大量的資源，構成當前參戰方對軍火、運輸等産業的額外需求；另一方面，戰爭不僅殺人，而且毀物，戰爭一旦停止，人們要重建戰爭中摧毀的一切，就形成大量的經濟需求。洪水也是這樣，在洪水爆發的那幾天，當然經濟活動是停止的，但一旦洪水退去，人們災後重建的需求，就構成當期經濟總需求的一部分，而重建工作本身，則構成當期GDP，即國民生産總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洪水和戰爭在這裡的一個共同點在於，它們是破壞性的，但它們破壞的是過去的GDP(所積累起來的財産)，而增加了當前的GDP，擴大了當前的總需求。儘管現實生活比我們這裡的分析要複雜一些，比如一場戰爭對交戰雙方的經濟影響是不同的(勝者總是獲利方)，戰爭時間的長短對當期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同的，財富的破壞會因“財富效應”而減少戰敗國的需求等等。但是，畢竟當年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經濟還不會真正從大蕭條的泥坑中拔出來。而世界大戰發生時，歐洲經濟自然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但大戰後的重建，又可以説是使它們能持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前的伊拉克戰爭也是這樣，軍火工業集團的利益是戰爭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戰後重建的大蛋糕，又可能構成歐洲(包括最初支援戰爭的英國和西班牙)與美國發生利益衝突的原因。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我們當前所經歷的“非典”這種傳染性疫病災難，它屬於另一個類型，即“需求抑制型災難”。除了增加一點對醫藥的需求以外，這種災難的經濟影響基本上可以説是徹頭徹尾地在減少需求！這種災難不僅因奪去一些人的生命而減少人類的經濟活動，而且它使大量的人因懼怕被傳染上疫病而減少甚至停止經濟活動，從而減少經濟需求，甚至減少資源的消費。這不僅表現在人們少外出、少購物、少旅遊包括不到中國來旅遊、少開會，還表現在許多貿易和投資的項目，會因人們減少旅行和開會而推遲甚至取消。人們對生命的珍惜，使人們減少其可能被傳染上疫病的一切活動，包括經濟活動，加在一起，這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間，它可以真的使我們的GDP的增長率大大下降，因為GDP的本義，就是衡量人們經濟活動量的一個指標！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

    非典疫病這種災難與戰爭等災難的區別在於，它既沒有因當前人們活動的增加(儘管是戰爭一類的破壞性活動)而增加當前的需求，也不會因破壞過去積累起來的任何財産而提出“重建的需求”，它只是簡單地減少人們當期的活動！與此相類似的是“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並不提出額外的當前需求，也不因破壞任何物質財富而提出今後的需求，它只是可能使一個經濟的“金融資産”受到破壞(也就是所謂的資産“縮水”)。而金融資産的價值是不計入GDP的，計入GDP的只是當期在一定需求下創造出來的物質産品和服務。而且，金融資産縮水對需求的影響一定就是負面的“財富效應”——人們因收入預期的降低而減少當前的消費。

    這一分析的政策含義顯然就是：面對“非典”這樣的災難，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在加緊防控災難的同時，“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的增長。而且在這種條件下擴大需求，顯然要對政策作用的特殊方式、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等給予更多的關注。不過，就中國當前的情況而言，好在2003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高達近10%，通貨膨脹也有所抬頭，投資增長高達27%，有點“過熱”的嫌疑，如果沒有“非典”出現可能還應採取政策抑制需求增長過快，所以似乎現在還可以先看一看各種因素變化趨勢再説，暫不採取大規模的政策行動。但對“非典”的各种經濟影響，還是要有清醒的認識，對其有所準備。

    對災難的經濟分析，顯然還不止於此，另外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在這次“非典”災難中顯示出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確定性”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和針對不確定性採取對策的必要性。“非典”迄今為止的傳染率和死亡率，比起人類已知的許多疫病，其實是很低的(見醫學專家們的分析)，但人們之所以大量減少經濟活動，主要就是人們不知道這種疫病的傳染方式、預防方法和醫治辦法。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人們的不安全感與傳染率、死亡率不成比例，從而採取比防範其他疫病更加謹慎的預防行為。也就是説，在這個階段上，人們傾向於“小事做大”——為了避免很小概率的事件發生，採取很大範圍的防範措施。這時，政府作為一種公眾機構應該怎麼辦，應該如何針對這種行為而採取政策以提高經濟效率？符合經濟邏輯的政策建議是：第一，資訊越公開、越充分越好。不確定性本身與資訊不充分有關，提高資訊充分程度，可減少人們的過度恐懼。比如，政府作為佔有資訊較完全的權威機構明確地告知大家哪可能有傳染源，人們就可能較為放心地去其他地方，而不是哪都不去；第二，政府也一定要“小事做大”，而不能“大事化小”，也要用“過分”嚴格的措施加以防控，“寧可錯查一千，不可漏查一個”，這種作為“公共物品”而提供的防控措施，由於其“外部效應”，在理論上會比每個個人都要以個別方式進行的過度防控措施更有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會更多地起到減少個別人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的效果——當我作為一個個人，知道社會已經全面動員起來加以防控的時候，當我知道我一旦疑似有病就會得到及時救治的時候，我的安全感會更大而不是更小，我恢復更多經濟活動的信心也會更大而不是更小。大家反正是要“小事做大”了，不如政府組織來集體地小事做大，效率會高一些。而且，反正現在大家都在減少經濟活動，政府的“過分”防控措施，多少還可以起到彌補需求不足、增加經濟活動的效果。(作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經濟觀察報 200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