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能這樣做委實不易。但5月19日《中國青年報》就此所發的消息，遠不只是抨擊少數黨政幹部成為賴賬大戶而已。稍作深究，該消息所涉事實背後所牽涉到的是中國農村金融體制的深重積弊。

    　 幹部借款後不還的情況絕非湖南一地，別的地方也好不到哪。無非這一次湖南有關部門下決心要收回一部分幹部借款的本息，治一治幹部的個人信用問題。還有，發生於上世紀60年代前半期的“四清”運動，雖説搞了極左的一套，但當年“四清”之其中的“一清”，就是清繳幹部的借款。時隔40年之後，這種特權不光依然如故，還愈演愈烈。如此一考量，人們就不能不問一問，權力為何總是侵蝕農信社？

    　 我們不妨先提個問題進行討論，即黨政幹部個人借錢為何總想到農信社，而不敢打國有商業銀行的“主意”？答案就在於，國有銀行過去是政府的銀行，向國有銀行借錢也即等同於向政府借錢。不消説從來就沒那個先例，就算可以開口子，又有哪個黨政幹部敢輕易開這個先例，遑論借了錢可以長期賴賬不還？

    　 如今國有銀行也在走向商業化，且還推出了一系列以自然人為對象的金融借貸品種供個人選擇，其中所指的自然人當然包括黨政幹部在內。可是，甭管你是官是民，去國有商業銀行借貸，一律得抵押擔保。否則，不論借貸人是誰，一個銅板都難以得到。而自從前些年國有商業銀行的人事關係歸屬“條條”後，對於地方幹部，甭説私人借貸出現了權力失靈，就是幫忙為企業借貸，權力的影響力也越來越有限。

    　 通過一系列雖未觸及本質的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還是有相當的長進，而地方官員利用權力影響國有商業銀行的能力則不斷減小。此長彼消之後，那些私欲膨脹的少數黨政幹部自然盯上了農村信用社。因為降生於計劃經濟時代的農信社，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規範金融機構，其自身的體制漏洞與生俱來。

    　 中國的金融體制雖説變得慢，但畢竟也在變，惟獨對農信社這塊燙手山竽不敢輕易觸及。事實上，隨著國有商業銀行重新撤離農村，縣、鄉兩級政府對農信社的依賴和控製程度都不斷強化。既然縣、鄉兩級對自身産權不清的農信社具有事實上的支配權，可以指令其向地方企業發放貸款，那麼在運作過程中出現少數黨政幹部公私兼顧倒也自然。

    　 另一方面，農村金融由農信社獨自支撐，而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所帶來的打工收入，正好大部分存入了農信社。這正是一提為“三農”服務就顯出“體力不支”的農信社，還能有能力為少數黨政幹部“支付”賴賬的又一原因。反過來，大量賴賬的存在，又如何能指望農信社切實服務於“三農”？

    　 但願湖南此番清繳幹部賴賬動真格。但即便如此，只要中國農村金融體制的再造邁不開步，清了舊賬還得再添新賬。 （魯寧）

    中國青年報 2003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