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成因

    吳敬璉説，中國民營經濟在中共十六大後，迎來了大發展的機遇，但民營經濟目前也面臨諸多挑戰。中國迫切需要增加內需以彌補外需的減少；同時，中國還面臨著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很多問題，諸如國有經濟佈局調整和國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大量下崗職工需要分流，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遠未解決，部分地區中小企業發展不足、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尚未形成，行政機關對企業微觀干預仍廣泛存在，離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有較大距離等。

    吳敬璉説，過去20年中國民營經濟成功發展的原因，一是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環境為民營企業提供了發展的廣闊空間；二是以浙江特別是溫州為代表的地區，他們因為一無所有，要擺脫貧困的生存本能，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也就是目前大家都説的“溫州精神或“浙江精神；三是精明刻苦的企業家精神，他們在競爭中成長；四是專業化生産，集群性效應，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飛速發展了起來。

    五大問題

    在談到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時，吳敬璉認為，在通貨緊縮的壓力下，在加入WTO以後，市場競爭加劇，企業面臨很大的壓力，雖然民營經濟初步發展起來，然而問題不可小視。

    吳敬璉分析認為，一是目前民營經濟呈現出早期市場經濟徵候，主要表現在市場秩序混亂，權力干預和官商勾結，勞資矛盾加劇；二是“小富即安思想比較普遍，不少民營企業實現溫飽以後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三是融資渠道不暢，企業發展後勁不足；四是企業經營管理需要改善。吳敬璉認為，一些民營企業的企業制度還處於很低階段，經營管理上有很大的漏洞，缺乏競爭機制或者是經營管理戰略，沒有明確的目標，決策隨意化，往往由老闆一人説了算，連起碼的經理層會議都沒有形成；五是企業家自身素質有待提高。

    家族企業兩面觀

    在談到拓寬民營經濟發展的新思路時，吳敬璉強調，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努力，建立一個規範的市場；實現企業制度優化，嘗試突破傳統企業模式，但並不是都要變成“現代企業”，目前有些企業家和基層領導對企業組織形式的認識似乎有個誤區，認為民營企業都應該擺脫家族式管理，所有的企業都要搞公司制。其實這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不能籠統地説民營企業的家族式管理不好，有些需要有特殊技能的小規模的行業就只能選擇家族式管理。當然，現代公司的典型形態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主要的經營者往往並不是股東，即使是股東，也不是大股東。但在發達的市場經濟裏，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要搞成現代公司的。

    吳敬璉認為，企業應當樹立這樣的觀念，即一種企業制度安排是否優越，要看它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是不是有利於企業的發展。

    民企與權力尋租

    吳敬璉説，民營企業要制定適合於自身特點的經營戰略，發展核心競爭力；他認為，民營企業要程度不等地應用現代資訊技術，實現企業管理革命；民營企業要學會發揮企業自治組織，如同業公會和商會的作用。他呼籲政府應該下大力氣對原有仲介組織進行改革和改造。他認為，一些由政府部門創辦的仲介組織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因為他們本身是由政府各部門創辦的，其編制又在政府各部門，是政府的人，並不能代表行業的聲音，因而社會上將之稱為“二政府”，這種“二政府”現象要特別警惕。而目前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如溫州工商聯和商會實行企業家辦會，其作用已經顯現。

    吳敬璉説，民營企業家在開闢民營經濟發展的新思路上要率先行動。首先，職工權益必須得到保障，工會職能定位和作用的發揮也應該必須明確。同時，他告誡民營企業家，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加強社會責任，與“官商”劃清界線。説到此，吳敬璉特別強調，目前民營企業家對官員的“尋租”行為必須糾正。一些企業家動用權力使自己的資本集聚起來，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環境，是市場混亂最重要的根源所在。“官商勾結”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場經濟運作機制中保護所有人的産權，而是權力的介入，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護了少數人的利益。吳敬璉批評説，企業與權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遠的。

    為此，吳敬璉特別強調應該端正政府行為和實現市場法治，確保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他認為，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要件，就是要建立法治。實現雙贏而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利益，需要第三方的介入，這個第三方就是政府，此時政府就要顯示公平，就非得有法治來加以保障。

    吳敬璉説，面對中國加入WTO後民營經濟面臨的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挑戰，目前中國政府應相機減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長期實行擴張性需求政策的負效應不致過分積累；同時強化“第二手”的力度，進一步把供給方面特別是民間經濟的活力激發出來。實踐證明，多種所有制企業的發展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要繼續貫徹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大力發展民營中小企業，繼續推進國有大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加快金融體系改革的進程，建立新的監管框架，實現法治，為激發企業的活力營造良好環境。(孟懷虎 木佳)

    《中華工商時報》 2003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