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成立“銀監會”就是把中央銀行制訂貨幣政策和實施銀行監管的職能分離開，提高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專業化水準，防止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同步震蕩。

    曾有3種方案

    魏加寧博士説，2001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準備認真研究金融改革與金融安全問題，併為此專門成立了《金融改革與金融安全》課題組。課題組由中心領導謝伏瞻副主任挂帥，魏加寧是課題協調人。

    他説，課題組原準備對金融改革做一個比較全面的研究，就在尚未最終確定研究重點的時候，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籌備小組辦公室組織了9個研究小組，並委託發展中心來專門研究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關係問題。於是，課題組在請示了中心領導之後決定將兩件工作合二為一，在2001年裏主要集中力量重點研究金融監管問題。

    在國內調研和出國考察的基礎上，課題組提交了一系列研究報告，其中一份中提出了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適度分離的建議，並就分離方式提出了左、中、右三種方案，即所謂金融部（委）、銀監會和銀監局三種分離模式。作為報告執筆者之一，魏加寧本人更傾向於中間方案，但他們還是儘量客觀地比較了三種方案的利弊得失。

    兩種角色分開

    成立“銀監會”使中央銀行制訂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分開，這對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有何利弊？中央銀行與銀行監管部門之間應當如何加強協調配合？

    魏加寧博士説，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在本質上有許多重要區別。貨幣政策屬於短期政策，是中央銀行的職責所在，應當能夠因勢利導、靈活善變。銀行監管則屬於政府行為，應當從嚴監管、持之以恒，絕不能夠忽緊忽松。因而對於這兩個部門領導者的性格要求也大不相同，前者要求在把握經濟運作走勢時能夠思維敏銳、反應靈活；而後者則要求剛直不阿、比較固執。

    兩種職能相對分離，其好處之一，就是可以防止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同步振蕩，有利於二者專業化水準的提高。一方面，貨幣政策應當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操作等市場化的政策工具來實現，而不能依靠放鬆或加強銀行監管力度來實現其政策目標；另一方面，銀行監管如果出現失誤，也不能依靠隨意增加貨幣供給去填補窟窿，掩飾漏洞。

    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金融工委的職能也轉到銀監會的話，就有可能出現兩個新的問題，首先，一方面銀監會既要按照一般規則監管各類商業銀行，另一方面又要承擔國有商業銀行出資人的職能，那麼，如何在監管中公平地對待自己的親兒子（國有商業銀行）和乾兒子（股份制商業銀行和信用社等）以及別人的兒子（外資銀行）就會成為新的問題。

    其次，從監管者的角度講，銀監會只應負責商業銀行經營者的資格標準的制訂，資格審查工作，如果過去金融工委的職能也放到銀監會的話，那麼銀監會在對待國有商業銀行經營者時，豈不成了自己制訂標準、自己推薦人選、自己審查、自己任命了嗎？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職能不是又一身挑了嗎？

    加強央行獨立性

    成立銀監會以後，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規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十分重要。魏加寧博士説，在中央銀行獨立性問題上，國內外學術界其實早已達成共識，並且已經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基本常識。

    他説，國外學者對許多國家過去幾十年通貨膨脹史的計量分析表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負相關關係，而與經濟增長之間卻無明顯關聯。而我則認為，不僅是通貨膨脹，就是通貨緊縮恐怕也與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

    魏博士説，為了應對來自國外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建立起必要的防護機制。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發達國家就曾經通過著名的“廣場協議”要日本政府實行日元升值政策，而當時日本的中央銀行在大藏省的管轄之下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只好俯首聽命。日元大幅升值以後，日本經濟因出口受阻出現衰退，日本中央銀行又不得不放鬆銀根以刺激經濟，結果，大量過剩資金流向股市和房地産市場，導致泡沫經濟，遺害至今。他認為，這恐怕也是日本近年來積極採取措施來加強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一個不能明言的深層次原因。

    由此可見，如果我國的中央銀行能夠直接對人大負責，貨幣政策委員會能夠從目前的諮詢議事機構提升為決策機構，並通過規範的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策的話，那麼對於抵禦國外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方面的政治壓力會有所幫助。 （嚴樺）

    中國青年報 2003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