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解決“三農”問題治本之策

    張力（河北邯鄲市市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作為破解“三農”難題的重要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如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我認為關鍵是要在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平等、和諧、優勢互補的城鄉關係上取得突破。一要進一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業的支援和保護力度。二要調整鄉鎮企業發展戰略，實現城鄉工業一體化。三要公平對待農民工，逐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四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快城鎮化進程。五要加快建立促進農村教育、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公共財政體制，推動農村全面進步。

    記者點評：“三農”難題究竟如何破解？朱鎔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指明方向：“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科學分析我國國情後提出的重大舉措，對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意義重大。

    “三農”是個老話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長期以來，我們就“三農”看“三農”，主要精力放在抓種植業結構調整上，最終難以找到破解“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許多代表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過去那種依靠從農業中提取積累支援工業的階段已經過去。現在，我們應該轉換角度，站在城市看農村，站在全局看農業。工業化社會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從而獲得城鄉經濟的全面發展。

    必須解決農産品的出路問題

    宗慶後（杭州娃哈哈集團總經理）：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增加農民收入，首要任務就是要解決好農産品的出路問題。農産品如何走向市場？目前，由於連接市場的仲介組織發育不足，農産品市場更多的還是與農業産業化不相適應的“提籃小賣”現象。

    李榮傑（安徽豐原集團董事長）：農業增收要兩手抓，一手抓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另一手要抓好農産品的深加工。所謂農産品深加工實質上就是農業工業化的問題，就是把農産品轉化為高附加值的工業産品，把農業資源轉化為可再生的工業資源。

    目前，我國農産品精加工總量偏小，在對農業發展中的拉動作用上顯得力不從心。我國農産品精深加工産值與農業産值之比為０．７９：１，而西方發達國家一般為３．４：１。發達國家農産品精深加工率平均達到７０％至９０％，而我國精深加工率在３０％以下。在大多數農産品製成米、面、油，進行簡單粗加工或庫存起來的同時，國家每年又要花大量外匯進口部分精加工農産品。因此，我國應該加大對農業加工項目的支援力度。

    記者點評：農産品的出路問題近年來已受到各方關注。兩位來自農産品加工龍頭企業的全國人大代表，總結出了走農産品“深加工、工業化”農業增收經驗，對於解決“三農”問題頗具啟示意義。

    記者在採訪中還聽到許多代表提出的“農業標準化”問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在國際市場對我國農産品紛紛設立綠色貿易壁壘，國內一些大城市從環保及安全形度考慮也著手制定市場準入標準的背景下，農産品要走向市場，必須全力推行農業標準化，以品質優勢提升農産品的競爭優勢。

    城鎮化，農村小康的必由之路

    冀純堂（河北省衡水市市長）：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要跳出農村看“三農”。調查顯示，小城鎮的技術含量和資本有機構成都大大低於大中城市，大城市安排一個勞動力，需要投資１．５萬元，小城鎮只需要４０００元，而且小城鎮靠近農村，還可降低農民工轉移機會的成本和就業風險。因此，農村城鎮化，是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

    搞好小城鎮建設一要從實際出發，突出重點，科學規劃。二要堅持“産業興鎮、工業興鎮”。三要強化“經營城鎮”的理念，運用市場機制，鼓勵多種方式參與建設、經營、管理城鎮基礎設施，拓寬投融資渠道。

    記者點評：城鎮化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推進城鎮化建設，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目前在全國風起雲湧的城鎮化浪潮中，存在著三大“誤區”必須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一是盲目辦理“農”轉“非”；二是紛紛把鄉鎮改名為“辦事處”，把村改稱“街道”；三是大搞形象工程，拓寬馬路，擴大綠地，修建“縣標”或“鎮標”。

    難道農民轉為非農戶口、鄉村改為城市名稱、城鎮修建得漂亮一些，就實現“城鎮化”了嗎？非也。還是本文中這位全國人大代表講得好：建設小城鎮的關鍵是要有産業作支撐。

    富裕農民，就要減少農民

    林玉權（海南省農業廳廳長）：所謂減少農民，就是讓更多的農民走出黃土地，到城鎮找工作。這樣的好處是，一、可增加農民收入。近年來，農民工進城打工，已經成為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比如我們海南省每年都有很多農民到廣東珠江三角洲打工，一個人一年能掙三四萬元。二、農民轉移出去後，會騰出土地，有利於實施土地規模化經營；同時還會減少土地的承載量，有利於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然而，進城農民工合法權益受侵害的問題已變得十分嚴重——遭遇歧視、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子女就學難，特別是拖欠和剋扣民工工資現象，近年來愈演愈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關鍵是要提高農民工進城的組織化程度。這就要由政府出面，根據城鄉勞動力的供需狀況，統籌考慮，有組織、有計劃地理順農民工進城的渠道。這樣就能夠通過供求雙方溝通管理，簽訂勞動合同，一方面保護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加強對民工的管理，不致于造成城市勞務市場的混亂。

    記者點評：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現代化社會過渡的必然結果。然而近年來，歧視農民工、拖欠民工工資等惡劣事件屢屢發生。比如，貴陽某大學校園內，曾發生有人懸賞５０元誘使兩農民工跳進冰冷的水塘中打撈手機；山東濟南市，農民工徐天龍在向包工頭討要欠薪時，竟遭圍打，被迫以汽油澆身自焚燒成重傷；河北石家莊，一農民工向老闆索要血汗錢無果，登上一座７層樓高的腳手架傷心哭泣，準備一死了之……

    據統計，目前農民進城務工者已超過１億人。在“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對這個龐大而特殊的群體給予極大關注，並向全社會發出呼籲，對他們給予更多的理解和關愛；有的聯名提交議案，請全國人大立法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記者以為，林玉權代表提出的“提高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組織化程度”的建議，堪稱治本之策。 （李新民 李柯勇）

    經濟參考報 200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