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説：“近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向好發展的諸種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改革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他認為，這是中國經濟中出現的一個新的亮點。

    改革的力量不可低估

    2002年中國經濟走勢出乎許多人意料。第一季度，GDP較前年同期增長7.6%。當時一些政府領導部門和經濟學家都預測，全年經濟增長會出現“前高後低”的走勢，但實際情況卻是“前低後高”，即使剔除“十六大效應”的影響，經濟增長形勢也是一個季度比一個季度好，全年GDP增長達到8%的高水準，增長品質也好過往年。

    類似“預測不準”的情況已經不止一次出現了。2000年，當上半年GDP增長超過8%後，很多人並不認為這是經濟走勢的一個重大轉機，而只是一種隨機的波動，甚至預測當年下半年會出現新的衰退。結果，年末GDP 8%的實際增長率推翻了這一看法。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人們對GDP的預測出現偏差？吳敬璉認為，主要是人們對於影響經濟走勢的因素的分析具有某種片面性。

    在吳看來，近期影響中國經濟走勢的主要是兩方面因素：一是企業外部的因素導致的需求增加，例如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投資需求增加，以及由東亞與其他西方國家經濟短時期緩解而拉動的出口需求擴大；另一方面是由於國企改革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導致供給方面(企業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給方面的改善反過來拉動需求，需求又拉動增長，從而形成了一個良性迴圈的經濟發展態勢。

    吳敬璉認為，正是片面強調前者而忽視了後者，導致2000年和2002年出現預測偏差。而近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向好發展的諸種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改革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

    溫臺亮點

    近年來吳先生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傾注了極大熱情。他稱，那是“開啟中國經濟亮點的工作”。在此次接受《財經時報》專訪時，吳敬璉特別談到了多次對浙江和蘇南的考察。

    他認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最典型的範例是浙江。浙江的民營企業首先是從自然條件和原有經濟基礎比較差的溫州和台州發展起來的。這些地區土地貧瘠，資源條件很差，加之解放後一直地處國防前線，國家幾乎沒在那裏投資，因此國有企業甚少。

    但現在看來，這個劣勢反而變成了優勢：一是當黨的工作重點轉向發展經濟以後，它沒有什麼國有企業可以依靠，只好橫下一條心幫助民營企業的發展；二是沒有企圖阻止民營企業發展的其他利益集團的壓力。

    溫州和台州的經濟繁榮首先引來了省內寧波、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區的紛紛仿傚。這使“溫臺經驗”在全省推廣。到2001年浙江國有企業佔工業總産值比重只有6%左右，零售商業中民營的比重更高。全省經濟高速增長。

    浙江在改革開放前僅屬中國的中等發達地區，但現在每人平均GDP和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僅次於上海和北京，在全國30個省市中位列第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國家放開對民營企業自營出口權的限制之後，它出口總規模在2001年排到了全國第四，雖低於廣東、江蘇和上海，但其效益甚好，外貿順差甚至佔到全國外貿順差的60%。

    蘇南變革

    江蘇的經濟發展曾經歷了一些曲折，它以發展鄉鎮企業——集體經濟為核心的“蘇南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顯示了很大優勢，但90年代後期開始走進低谷。吳先生認為，主要原因在於鄉鎮企業壯大後變得越來越像國有企業，導致了企業活力的下降。

    比如，1989年中國出現經濟衰退，江蘇首先走出逆境，帶動全國經濟的復蘇。但1998年當亞洲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困難時，蘇南的鄉鎮企業不僅沒能再次帶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境，反而表現得比全國平均水準還要差。

    蘇南地區在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的情況下開始向溫州、台州學習，到2000年鄉鎮企業基本完成改制，變成了真正的企業。從此，蘇南經濟驟變，GDP在工業生産和投資、特別對外經濟呈現無窮活力的拉動下快速增長，方興未艾。

    近些年，中國和新加坡合資建設的蘇州工業園區引進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全套規章制度，蘇南的各個開發區也學習、移植了這一套規章制度，一舉使整個蘇南地區的投資環境大大改善，吸引了大批境外投資者。

    讓人吃驚的是，2001年江蘇的出口總額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合同金額甚至接近或超過了上海這個“中國第一的經濟大都會”。儘管蘇南的這一業績顯然有借于上海經濟的輻射作用，“但無論如何我都認為它很了不起了”。

    “以前臺商在大陸的投資大都集中在廣東的東莞，但是去年他們著實感覺到了來自長江三角洲尤其是蘇南昆山地區的壓力，隨即派人去考察，學習江蘇是怎樣改善投資環境的。”吳説。

    十五大重大突破

    近年來中國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絕不是偶然的。在吳敬璉看來，這與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來中央最高決策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發展戰略上和具體措施上所採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性的改革密切相關。

    吳先生指出，中共十五大實現了一個重大突破——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確定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項在1999年被正式寫入《憲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奠定了政治基礎”。

    吳敬璉分析，根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中央提出要在三個方面調整和完善經濟所有制結構：對國有經濟佈局做有進有退的調整；尋找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指出“一切適合社會化生産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利用”；提高民營經濟的地位，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十五大報告給出了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基本準則，這就是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我們的生産力，有利於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可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1998年，中央、國務院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怎樣解決幾百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分流問題，這些會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路：民營中小企業是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分流的主渠道。由此，政府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營企業的創業環境和經營環境。比如貫徹十五大的有關決定，解除思想障礙；在經貿委設立中小企業司，專門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在金融系統強調改善對中小企業金融信貸服務；成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基金以幫助中小企業改善融資環境等等。

    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加快了國有經濟佈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吳敬璉舉例道，“決定”將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限制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産品和服務的行業、支柱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決定”不但重申“放小”，而且把中型國有企業也加了進來，叫做“放開搞活中小型國有企業”，等等。

    “決定”還指出：除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其他企業要積極發展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實現産權多元化，同時明確指出：“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制衡關係的法人治理機構是現代公司制度的核心”，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

    從此，政府開始對石油、通訊、鐵路、電力等大型國有企業集中的部門進行重組，同時對這些企業進行了公司化改制。全部改革包括實現政企職能分離，建立新的政府監管框架；打破行業壟斷，促進市場競爭；公司重組並實現上市後，搭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

    2001年12月國家計委發佈了《關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國務院辦公廳也轉發了國家計委《關於“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政策措施的意見》。這些文件要求：凡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都應鼓勵和允許民問投資進入，在實行優惠政策的投資領域，其優惠政策對民間投資都同樣適用；國有商業銀行要對民間投資者的貸款申請一視同仁；對目前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對外貿易、公用事業、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要逐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的準入限制；等等。這標誌著國家對民營經濟實行國民待遇的新的重大舉措。

    通過一系列詳實的研究，吳敬璉得出的結論是，過去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不斷地深化改革，是中國經濟理性繁榮、良性增長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

    《財經時報》 200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