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資訊産業部肯否接受採訪並不重要，重要且必然的是，小靈通遲早要進入北京。已經“偷偷”進入了當然好，假如還沒進入也沒關係，因為社會已經邁入“市場”年代，只要市場有需要——行政“封殺”消費者歡迎的産品或服務（不管行業管理部門提出何種理由或出於何種目的），不但很不得人心，而且一定是徒勞的。

    1997年底，浙江余杭電信率先在國內推出小靈通業務。隨即，在不少地區得到地下開展。到2000年5月，為支援聯通海外上市（避免對聯通的GSM業務造成“衝擊”），信産部發出一紙禁令：各地小靈通項目一律暫停。

    此禁令雖欲判小靈通“死刑”，卻反而引發各地開工更多的小靈通項目。通訊企業與主管部門“對著幹”，不是“兒媳”們藐視“婆婆”的權威，而是通訊消費市場對小靈通的巨大需求嘲諷了行政干預。套用一句經濟學的流行語，叫“管制失靈”！

    兩隻“手”較勁到去年末，信産部“節節敗退”，只能“退守”到京津滬穗4個特大型城市不許發展小靈通的“底線”。然而，這條“底線”形同二戰時期的“馬其諾防線”，中看不中用，無以抵禦巨大市場需求的正面衝擊。

    信産部何至於“節節敗退”？《中國經濟時報》的總編輯包月陽先生的看法比較獨到。他認為，問題出在信産部對小靈通的市場準入限制“剝奪了消費者剩餘”。

    對於經濟學中消費者剩餘的概念，限于篇幅不做書面解釋了。只打一個通俗形象的比喻：假如消費者A用手機打本地電話，月費用為100元，改用小靈通後月費用降至50元，在同樣實現了通訊消費的前提下，可以節省一半。這個剩餘，經濟學上就叫“消費者剩餘”。請大家注意，如果在考慮到手機的雙向收費和小靈通的單向收費，就消費者 A與其通話對象而言，總“消費者剩餘”還不止50元。當小靈通業務受到行政性限制時，等於逼迫消費者多花費冤枉錢。

    與“消費者剩餘”相對應，還有個剩餘稱為“生産者剩餘”。在上文的例子中，如果沒有小靈通，所言50元剩餘就屬通訊服務運營商的剩餘，即“生産者剩餘”。無法辯駁的是，此處的“生産者剩餘”並非來自於通訊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改進服務效率所産生的正當“剩餘”，而是以剝奪消費者的正當消費剩餘為代價的剩餘。

    生産與消費或服務與消費，必須維持一個動態平衡。誰來維持這種平衡，當然是政府出面充當“娘舅”。

    咱中國的消費者最知足，絕對不會強求政府一味擠壓“生産者剩餘”而過分追求不切實際的“消費者剩餘”（否則，消費者就會無法正常享受産品與服務）。不過，當消費者期望維護正當的“消費者剩餘”未果時，消費者就會轉而尋求市場的“支援”。不妨思考：假如沒有消費者的廣泛認可，處於“偷生”狀態的小靈通能“茁壯成長”嗎？

    信産部“不喜歡”小靈通，擺得上桌面的理由是“技術落後”。可信産部無法解釋消費者為何偏偏喜愛“落後”而遠離“先進”。其實，無論是業內人士或社會上的有識之士，心裏透亮著：此舉無非是想當然地維持某些電信運營商在香港股市的股價。可是，通過保護壟斷來維持股價，能算長久之策麼？

    政府部門頒布的産業發展或限制政策，都屬面對社會的公共政策，基本立足點應以民為本。信産部的政策何不多替消費者——百姓想想？在以市場“墊底”的“民本社會”裏，維護消費者的利益才是大寫的國家利益！ （魯寧）

    中國青年報 200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