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長明顯放慢，而財政支出則保持了較快的增長。2002年前9個月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增長10.9％，增幅比去年同期降低了13.3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增幅急劇下滑的原因，除了企業效益不佳、利潤減少和股市低迷等經濟性原因外，主要是由關稅、證券交易印花稅和金融保險營業稅稅率下調、國有股減持停止、出口退稅同比增加較多等政策性因素所致。不過，從月度經濟數據看，受經濟增長、企業效益好轉和增收節支措施的不斷落實等因素的影響，4月份以後則呈上升態勢。

    在收入增長放慢的同時，財政支出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同比增長17.6％。主要是政府加大了對科技、教育、農業、城鎮低收入居民的財政支出。如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了47.8％，其中對城市低保的支出增長206％。截至2002年9月末，收支相抵赤字為327.66億元（去年同期盈餘392.68億元），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較大。其實，財政增收的基礎是經濟，由此來看，財政收入的增長並不慢，快於經濟增長3個百分點。

    隨著稅收增長的趨緩，引起了高層的關注，最近一個時期，圍繞著私營企業主的納稅問題産生了很多議論，一些地方甚至搞起了稅收大檢查的運動，並確定了稅收稽查的重點對象，一時間搞得人心惶惶，其負面作用已經顯現。其實，在我國，逃稅現象相當普遍，然而，任何偷逃國家稅收的行為都是違法的，不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和考慮，也不論他是政府官員和國企老總，還是民企老闆和私人業主，因而追繳偷逃稅款是正當的和合法的，應當時時處處進行，而不是搞什麼運動。

    逃稅折射政府提供服務的不足

    事情弄到現在這個地步，很值得人們反思，為什麼逃稅現象如此嚴重，現行稅制和稅法有什麼缺陷，如何完善？如何培養公民的納稅意識，養成納稅習慣？比如，現行由單位代扣代交稅金的辦法雖然減輕了稅收部門的負擔，也保證了一定的稅收收入，但卻從根本上違背了公民的納稅義務，無法培養甚至淡化了人們的納稅意識，是現行逃稅現象的根源之一。難道稅收部門就不想改革一下嗎？官員的收入申報和監督制度叫了多年，公車制度改革也半途而廢，為什麼不能由此入手進行稅制改革呢？

    稅收是政府提供服務的報酬，其與納稅人的關係是一種平等交易的關係，逃稅行為的背後是政府提供的服務不足，比如，對私人産權的保護問題為什麼不能像對公有産權的保護一樣對待，寫入憲法？除了稅收以外，政府還有很多明的和暗的收入，與政府提供的服務相比，我們的政府也可能是世界上最貴的政府之一，難道不值得思考一下嗎？還有，現行稅收制度規定，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的工資可以全部進入成本，而民營企業的工資進入成本的北京地區為1000元，超過部分企業要交企業所得稅，個人要交個人所得稅，這種雙重徵稅的做法是不是一種政策歧視，要不要立即改正？出了問題要解決，是就事論事，還是舉一反三，吃一塹，長一智，變得聰明一些呢？要知道，錯誤政策的負作用是很大的，常常會産生一種逼良為娼的效應。

    順而論之，隨著查稅運動的開展而來的，是仇富心理的增長。於是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應當確立一種什麼樣的財富觀。一是財富多好，還是少好？只要是勞動所得、正當所得和合法所得，當然是多多益善，應當提倡和鼓勵。反之，不論多少，都是惡而非善。二是民營企業家從商創業、發家致富是功還是過？當然是功，功在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就業和吃飯問題，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三是富人富和窮人窮之間有沒有直接關係？沒有。窮人窮是不是由於富人富？也不是。殺富濟貧能不能使窮人變富？肯定不能，只能使社會變窮。中國有著不患寡而患不均和殺富濟貧的傳統，這也許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四是目前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要害在什麼地方？要害不在一部分民營企業偷逃國家稅收，而在於官員以權謀私、官商勾結以致官僚資本的形成。這才是最危險的事情。五是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是什麼？首先是經營好自己的企業，依法經營，依法納稅。此外，行有餘力，也要考慮回報社會。

    財政支出應該向弱勢群體傾斜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弱勢群體的問題，政府也採取了相應的對策，加大了轉移支付的力度，前述增加社保支出和城市低保支出就是證明。然而，政府財政政策的調整空間還很大，不僅收入政策需要調整和能夠調整，如，變中央一家發債為中央和地方兩級發債，給地方以自求財政平衡的權利，變發長期國債用於政府投資為發短期債券用於支付稅制轉型的成本，變單一發國債為同時增發企業債，發展債券市場；而且支出政策也需要和可以做出重大調整。

    如果説到弱勢群體，那麼，最弱的還是農民，特別是窮困地區的農民。就以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而論，二者提供的是人們平等參與的基本條件，因而是一種公共産品，而且是全國性的公共産品，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內容和基本任務，中央財政應當為其融資。這就是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保健的由來。然而，目前中央財政將其融資的責任推給地方基層縣鄉兩級政府。由於縣鄉兩級財政60％以上是赤字，而教育和衛生支出又佔兩級財政支出的60％以上，貧困地區甚至佔到70％以上，因而其實際負擔仍然落在老百姓的頭上。

    不僅如此，目前的農村稅費負擔具有明顯的累退性質，高收入地區和高收入人群負擔低，有的還有下降之勢，而低收入地區和低收入人群負擔高，且有提高之勢。據對10個省120個村莊6000多農戶1986－1999年的調查數據分析，1990年代後期，浙江、廣東約為8％－9％，山西、河南、安徽和甘肅約為11％－13％，而四川、湖南和吉林則高達15％－17％；1986年，每人平均收入最低的農戶稅費負擔為10.5％，收入最高的農戶為9％，而到了1999年，相應的數字分別變為25.5％和4.4％，如果加上教育費支出，則最低收入農戶的負擔率則從13.7％提高到55.1％。

    這就使得貧困地區的發展陷於困境和無望，難怪一些貧困地區的官員明確表示，只要中央把教育衛生支出承擔起來，不給扶貧的轉移支付也可以。其實，解決這一問題並不困難。據估算，全部基礎教育支出每年約需600億元左右，如果以全國平均收入為基準，按收入多少加以分類，對發達地區適當相應扣減，也許有400億元就夠了。如果將額外用於高等教育的經費（即中央和地方財政用於211工程和2＋7的撥款）轉用於基礎教育，也許差不了多少。這樣的政策調整卻是政府公共政策的根本轉變和巨大進步。

    增長品質才是關鍵

    目前，存在著一種把中國改革經驗模式化的傾向，有人認為中國經濟20年的繁榮，不僅老百姓得到實惠，而且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的基礎，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功。很多人陶醉其中，缺乏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勇氣和魄力。其實，經濟上的高增長並不等於社會上的成功和大發展，退一步講，即使經濟上的成功創造了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也尚未完善和定型，還有待發展。

    不僅如此，經濟增長是否是衡量政府績效的唯一指標，有人認為是，其實不是。數字不是一切，翻兩番並不是目的，增長品質最為重要，前述的種種矛盾和不一致反映的正是增長品質上的問題。政府治理效率的好壞高低，不僅要看經濟增長，還要看增加就業，看城市化，更重要的是要看公共政策，看産權保護。這也許是我們最缺乏的東西。亂收費實際上是官員在進行搶劫，拆除私搭亂建實際上是政府在侵權。因此，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府行政干預的自由裁量權力過大，再加上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自我授權，就成為不法之法。可見，中國的經濟問題也許不完全在經濟本身，而在經濟之外。比如實施憲政，取締不法之法，建立違憲審查程式等問題都需要提到日程上來。（作者為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21世紀經濟報道 　2003-01-21